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逃往台湾，但蒋介石念念不忘“光复大陆”，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为实现祖国统一，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一时台海两岸谍云密布，危及四伏。由于叛徒出卖，大批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的就有1100余人，他们中许多人的事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陆续公开。

2013年10月，中央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专门缅怀1950年代牺牲于台湾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其中以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为原型的雕像位居广场正中，两边花岗岩墙壁上刻着846位烈士的英名，还有许多留白，以便随时增加新发现的英烈名字。谨以此系列文字纪念这些隐蔽战线的英烈们。

（一）“请勇敢的生活下去”

郭琇琮(1918年—1950)是原台大附属医学院外科医师，中共台籍共产党员。

他在临刑前留给妻子林雪娇的小纸条中写道:“雪娇，请交待爸爸、妈妈，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请勇敢的生活下去……”。

“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会不会有“被雷击中头盖”的战栗？能不能感受到郭琇琮烈士的慷慨赴死决心？是不是触动到自己内心的无限感慨？

郭琇琮

（二）“反日”斗士

郭琇琮出身于台北士林旧举人之家。其祖父曾因参与台北地区“反日义军”行动而不得不将全家暂迁避祸。 其父郭坤木很善于理财，使郭家逐渐富裕兴旺，而且热心地方公共事务，成为台北“士林地区的代表人物”。

郭琇琮从小受到祖父母反日民族意识的熏陶，1941年春，从集全台湾青年菁英于一堂的台北一中毕业后，立志“科学救国“，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东京工业大学学习工科。

但父亲郭坤木反对他念工科，一直期望他日后当个生活无忧的开业医生，便以停供学费相要挟。不得已，郭琇琮在东京工业大学只上了一个月就回到台湾，于当年四月，考入台北帝国大学（现台湾大学）医学部就读。

国立台湾大学

在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期间，郭琇琮受国内新思潮的影响，与受聘来台的北京大学教授徐征关系密切，跟他学习北京话，研读鲁迅、巴金等人的作品，暑假到厦门、上海、广州等地旅游、考察，更坚定了他的“反日”民族主义立场。

1944年1月，台湾总督府（日本殖民时期）出台鼓励台湾人改用日本人姓名的政策，郭琇琮与医学部同学蔡忠恕等人秘密筹建反日团体，反抗日本当局对台湾同胞“皇民化”的要求。

4月15日，由于密探告发，日本宪兵队将郭琇琮、蔡忠恕等学生及徐征教授抓捕。虽经严刑拷打，以致郭琇琮的肋骨被打断，但他们依然坚持反日立场。随后，日本殖民政府将蔡忠恕和郭琇琮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收监关押。

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总督府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郭琇琮获释出狱（蔡忠恕在狱中因病去世），再入台湾大学医学院完成学业。

由于郭琇琮在狱中的表现，于10月初当选战后台湾第一个自发性的学生组织“台湾学生联盟”的领袖，积极主办以脱离日治、迎接祖国为主题的宣传、演讲活动。他还应邀走进台湾广播电台，教唱国歌及义勇军进行曲（不是国民政府国歌）。

（三）投入防疫工作 邂逅爱情

1946年春，郭琇琮毕业后进入台大附属医院，成为外科医生。

光复后的台湾，到处可见残垣断壁和堆积如山的垃圾，由于环境卫生太差，导致天花、鼠疫、霍乱等各种传染病的流行，一时人心惶惶。

郭琇琮基于医生的职责，放弃了当安安稳稳的临床医师的工作，与几位同仁转到民政处卫生局防疫科，投入到紧张又危险的防疫工作中。

他以台北市卫生局防疫科长的身份，带领青年医生及学生，组成防疫工作队，在基隆、台南、弥陀、宜兰等地展开巡回治疗和公共卫生的推广工作。通过破除迷信、相信科学的大众宣传，终于遏止了疫情的传播，完成了任务。

大约就是这个时期，郭琇琮认识了学习过医护营养的“文艺少女”林雪娇。出于对疫情的共同关注，俩人走到了一起。

郭琇琮不仅和林雪娇谈论《茶花女》、《简爱》，也给她介绍鲁迅、巴金、老舍、丁玲的作品，而且还带她去艺旦间(妓院)，给那些底层的女病人治病，让她了解那些穷苦女孩子的无奈生活，告诉她社会的多样性。通过不同的方式试着改变她的“小资”世界观，使俩人的心贴得更近了。

（四）投身革命

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二•二八”起义，台共地下党人李中志团结了学生领袖郭琇琮、陈炳基等人，发动学生，联合台湾少数民族、工人、农人，编组为三个大队，准备发动武装进攻，抢夺弹药仓库，解除国军的武装。由当过炮兵的李中志任总指辉，郭琇琮为副总指挥。

由于组建仓促，加之国民党从大陆派遣援军的陆续登陆，台北实施戒严，武装行动没有成功，队伍随之解散。由于郭琇琮一直以化名“林逸俊”参加行动，身份没有暴露，出外躲避一个多月后，潜回士林老家。

1947年6月，郭琇琮经参加“二•二八”起义认识的台北市工委书记廖瑞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使他找到了归属感和动力源泉。

回到台大附属医院后，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宣传工作，发展新党员。台大医学院的医学博土许强（1913—1950）、吴思汉（1924—1950）、李镇源等人，通过郭琇琮的介绍加入了共产党。10月，郭琇琮当选“台北市工委委员”。

1948年5月，郭琇琮与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等岛内重要干部共十四人前往香港，参加中共组织的“台湾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决定台湾未来政治格局的会议。

返台后，郭琇琮代理“台北市工委书记”，不久后转正，直接领导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支部及台北其他所属各支部。暗中与台大医院医生、中共地下党员许强、吴思汉等发展学生、农工组织。

（五）被捕入狱

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溃败后陆续入台，蒋介石为巩固台湾当局的统治地位，防止共产党人的不断渗透，于5月20日开始实施全省戒严令，国民党特务组织展开对中共台湾省地下党组织的疯狂大搜捕。

9月初，基隆中学《光明报》案曝光，随后，台北的大批地下党员被捕入狱。郭琇琮带着妻子从士林郭家搬到长安东路的林雪娇娘家暂住。

这时，郭琇琮领导的“台北市工委”已在台北市建有十一个支部、一个小组，发展党员五十余人。

就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10月间，郭琇琮将台湾省地图及“台北市工委会”工作报告书交林秋兴带往香港。不幸的是林秋兴在基隆港登船时被捕。得到消息后，郭琇琮紧急通知下属注意安全，随即转移至台湾宜兰、罗东一带，建立起“兰阳地区工委会”。

1950年1月，保密局破获了台北“和尚洲支部”，然后“据供，穷追线索，扩大侦查”。4月，郭琇琮与林雪娇又南下嘉义，以杂货商为掩护，潜入原住民的部落，进行活动。5月2日深夜，特务们包围了郭琇琮夫妇的住所，俩人连夜被移送到台北市保密局南所分开关押。

5月13日，台大医院第三内科主任许强、眼科主任胡鑫麟、耳鼻喉科医师苏友鹏和皮肤科医师胡宝珍，在院长室被保密局以传讯名义带走……。不久，台北工委委员吴思汉也被抓捕，截止7月，此案共抓捕51人。

郭琇琮在狱中受到严刑拷打，他没有暴露组织的任何秘密，没有出卖一位同志。后来，国民党当局想说服郭琇琮向全省人民广播，以换取个人自新的机会，也被郭琇琮严词拒绝了。

他在台大医院的同仁、台北工委委员许强博士也表现的异常坚强，国民党当局要他写“悔过书”可免一死，又动员家属来探监劝降，他说:“我没做错什么事，为什么要写悔过书？再说，如果台湾人走上这条路也是你们政府逼的。假使政府不是如此恶质，台湾人怎会起反感？”，始终不肯低头。

许强博士

1950年9月7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以“参加叛乱组织，颠覆政府”罪裁定郭琇琮、许强、吴思汉等14人死刑。

（六）就义马场町

在军法处看守所，林雪娇利用放风时，从男犯晒衣场郭琇琮晒着的内裤裤带缝里取出了他预藏的纸条，上面简单地写着：“二条一”。她立刻明白了“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的处刑就是死刑。

她承受着这个残酷的事实，在回复的小纸条上写着：“如果我活下来，我一定会把你的一生写下来，你在这短短三十二年的一生，做了他人五十年、一百年都做不完的事，题目就叫《美好的世纪》。”郭琇琮回复林雪娇说：”能写下来最好，不能也没关系，这不重要。”

临刑前一天，林雪娇从晒衣场收到郭琇琮给她的最后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雪娇，请交待爸爸妈妈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将骨灰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请勇敢的生活下去……。”

1950年11月28日清晨，郭琇琮、许强、吴思汉等十四人，在一连串呼喊嚣烈的政治口号中，就义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他们都是一群有着理想信念的年轻的台湾本土知识分子，其中郭琇琮、许强、吴思汉还是台湾公认的“四大才子”。另一人为小说家吕赫若（1914—1951），1951年为躲避“白色恐怖”的搜剿，逃到鹿窟山区打游击，不幸被毒蛇咬伤中毒去世（四人均为中共地下党员）。

他们不惜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勇气，实践着追寻光明的崇高品格。他们曾经被残酷的暴力所湮没、却依然是不死的历史。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致敬台籍共产党人及革命英烈们！！

（注：本文由台湾作家蓝博洲的调查报告改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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