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逃往台湾，但蒋介石念念不忘“光复大陆”，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为实现祖国统一，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一时台海两岸谍云密布，危机四伏。由于叛徒出卖，大批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的就有1100余人，他们中许多人的事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陆续公开。

2013年10月，中央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专门缅怀1950年代牺牲于台湾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其中以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为原型的雕像位居广场正中，两边花岗岩墙壁上刻着846位烈士的英名，还有许多留白，以便随时增加新发现的英烈名字。谨以此系列文字纪念这些隐蔽战线的英烈们。

（一）“爸爸，我们回家了”

2014年5月27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年愈七旬的戴筱萍老人双手在胸前紧紧捧着一个杏黄色绸缎包裹的大理石骨罐走出机场大厅。 迎候的人群中展开了长长的横幅：迎接红色特工戴龙烈士魂归故里。

戴筱萍老人眼睛望着胸前的骨灰罐，轻声地说了句：“爸爸，我们回家了”。一段尘封了六十五年的“红色往事”，逐渐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二）戴龙其人

‌戴龙‌（1908—1951）原名戴云门，是江苏阜宁海河镇戴家圩人。戴家家境较富裕，加之本人自幼聪明好学，六岁便进入私塾馆学习，13岁考入阜宁沟墩高级学堂，18岁考入阜宁中学，开始接受进步思想。

1930年，22岁的戴龙‌在江苏警官学校学习时，经共产党员李璞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不久，由于党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戴龙‌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7年抗战爆发后，戴龙离开家乡加入国民党抗战军队，临别时，他满怀豪情地写下一首诗表达自己的决心：“龙儿辞乡闯九洲，不恋悲欢不恋留。忧国忧民痴心在，功名不成誓不休。”然后，随部队开拔到浙江、福建一带与日军作战。

戴龙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戴龙荣归故里，先后当过靖江县县长、丹阳警察局长、华东警校处长，江阴、无锡、常州三市联防主任等职。

1947年1月，解放军华中军区敌工科长于济民以警校老同学的身份和戴龙接上关系，他从此开始暗地里领受地下党组织的任务。

1949年4月，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时任江阴要塞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的戴龙，成功地策反了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攀认本家）少将，使其调整炮台位置，为解放军横渡长江立下汗马功劳。戴龙也正式加入华东解放军的行列。

5月27日上海解放，时任华东军区海军部秘书科长的李璞惊喜地遇见了戴龙，俩人多年后重逢，自是喜不自禁。李璞随即调戴龙来到华东军区海军部工作。

（三）受命潜台

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中央就召开了“台湾工作会议”，把解放台湾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但随着金门战役、舟山群岛战役的相继失利，情报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戴龙有许多亲戚都去了台湾，有利于开展情报工作，于是，他被海军联络处任命为高级情报员，指示他潜入台湾，为解放台湾搜集相关的军事情报。

临行前，上级领导交给戴龙带给王瀛成和孟启文等人五封密信（已先期潜台），并交代他此行的两项主要任务：一是策反国民党军队人员，为解放军攻台做准备；二是搜集军事情报，为再攻金门、舟山群岛提供信息支撑。并要求他赴台后立即成立情报小组，工作由他全权负责。

就在五星红旗飘扬在黄浦江两岸，上海一片欢乐的喜庆气氛中，戴龙急冲冲地赶回家，告别了年迈的母亲、有病在身的妻子王家轩，还有年仅四岁的儿子戴筱萍。他只能简单的告诉她们说：“部队有任务，我不能在家久待，你们多保重。”然后，抱过儿子亲了又亲，依依不舍地转身走出了家门。可谁知道，这一转身离去就是永远。

戴龙在广州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培训（包括接头方式、发电密码、使用暗号、化名等）后来到香港，通过担任台湾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部测量学校政治部主任的哥哥戴元志帮他办理好《入台通行证》，以测量学校教官的身份为掩护，于1950年3月5日坐船由基隆来到台北。

戴龙直接寄住在本家叔叔、台湾省立师范附中的教员戴培之家里，并凭借着这层关系，他以“王恭陶”的化名领取了台湾合法的身份证。

戴龙入台后，首先与前期随国民党军队来台的地下党员王瀛成取得了联系，并向他转交了华东局党组织给他的密信。

王瀛成（1914—1951）是江苏涟水人，解放前曾任国民党上海江湾机场空军飞机修理厂检验科二级检验员，中尉军衔。因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于1948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爱国民主大同盟，年底加入地下党组织，归属第三野战军情报处领导。

由于王瀛成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受党组织安排，在上海破城之前，他随国民党溃军乘船南下来到台湾潜伏。

就在上海解放前的一个月，已在苏北解放区参加工作的王瀛成的大儿子王道元，来上海替解放区的医院购买药品。他和穿着国民党军装的父亲在城郊的一座道观偷偷见了面。王道元对父亲说国民党败局已定，劝他回苏北老家去，父亲不肯，但没说原因。临分别时，他只好送给父亲一本《革命人生观》的小册子。

半年后的10月，王道元带着妹妹王道乾赶往焕了新貌的上海，却发现父亲已经不知所终。

就这样，两个互不相识的老乡和同志，为了共同的理想信念，秘密汇聚到了台北。

（四）情报小组展开工作

早在1949年5月20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了稳定政局，颁布实施了《全省戒严令》，并大肆搜捕中共地下组织。

至1950年3月，中共在台的最高领导机构“台湾省工委”已瘫痪，最高领导人蔡孝乾业已叛变，导致大批地下党员被捕入狱。同时，台湾开始强化执行《勘乱时期检肃匪特条例》、《惩治叛乱条例》等，“白色恐怖”日益严重。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戴龙显得异常冷静。他和王瀛成联络后，又与先期潜伏的孟启文等同志取得了联系，转交了华东局党组织的密信。然后，马上成立了情报工作小组，确定了工作计划，大家分头展开行动。

戴龙从寻访老同学老同事着手，以来台寻找工作为借口，寻找可靠策反人选。刘鸣锺原是“重庆舰”的海军下士，曾被送往英国受训，虽然年轻，但很有头脑，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当了逃兵。后来带着家眷到台湾谋生，成了台北天利实业公司的会计。

俩人在台北街头“偶遇”后（他的两个哥哥是戴龙的老同事），刘鸣锺格外热情，聊天中表达了对台湾现状的不满，他感叹早知道“重庆舰“一到上海就起义，也不当逃兵了，干脆就跟共产党干了。临别时，他将自己的住址告诉戴龙，表达了可以随时去找他的意愿。

起义前“重庆舰”官兵合影

经过几次交谈建立信任后，戴龙启发他认清大势，可以为解放台湾出力，刘鸣锺欣然接受。不久，刘鸣锺就向戴龙提供了台湾海军的舰船数量和装备的相关情况。

在与台北郊区三重镇的空军高炮司令部的江苏老乡黄磊及他的同事刘自强喝酒聊天时，戴龙引导话题，并默默记下了军车和官兵臂章上的昆仑山符号的代表意义。

在本家叔叔戴培之家里，戴龙巧遇了五十四军第八师政治部的少校科员、同乡戴元龄，在谈及报纸上刊登国军侦察电台破获了一桩黄金走私案时，得知了台湾共有六个侦察电台。

很快，戴龙通过走访老友，又搞清楚了台北警察驻训情况、高雄海军力量、舟山陆军布防、基隆军港舰船等重要的军事情报。

蒋介石视察金门照

与此同时，王瀛成也收集了许多军事信息。情报小组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其他同志也收集了大量的情报。

戴龙把从四面八方收集来的情报，进行仔细的研判和归类，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存精，整理成多条有价值的情报。但如何将这些情报传送出去，成了头等大事。

王瀛成告诉戴龙，他有一个老同学在高雄空军五十五电台当台长，他已接触多次，认为是可以策反的重点人物。他还把儿子送他的《革命人生观》一书，送给了这个老同学。

王瀛成

戴龙随即亲自去高雄与电台台长见面，可是经多次暗中试探及策反都没有成功。没有办法，只能冒险利用公家电台拍发电文了。

经过再三观察和试拍，六月的一天，戴龙从台北来到屏东电信局，向发报员递过去一份用密码抄写工整的电文，电文不长，内容写的是自己的近况和朋友的一些家常话，收电地址为香港。

由于电报一次字数不能太多，这次“安全过关“后，戴龙随后又在屏东和高雄拍发了两次电报。电文中涉及到的军事内容都是用隐语代替的。如：陆军叫绿茶，海军叫花茶，空军称红茶。美国人叫王先生，澳门叫金门，东京是定海等等。收电报的地址和人名也都相应做了“处理”。

屏东电信局

鉴于情报较多，除了紧急和重要情报用电报形式发出外，戴龙还将大部分内容密写成书信，投寄到香港的秘密联络站。

正当戴龙领导的情报小组夜以继日地扩大交友圈子，将其工作对象从军界逐步扩展到商界、学界，全力以赴搜集情报的时候，有一双罪恶的眼睛盯上了他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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