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逃往台湾，但蒋介石念念不忘“光复大陆”，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为实现祖国统一，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一时台海两岸谍云密布，危及四伏。由于叛徒出卖，大批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的就有1100余人，他们中许多人的事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陆续公开。

2013年10月，中央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专门缅怀1950年代牺牲于台湾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其中以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为原型的雕像位居广场正中，两边花岗岩墙壁上刻着846位烈士的英名，还有许多留白，以便随时增加新发现的英烈名字。谨以此系列文字纪念这些隐蔽战线的英烈们。

（一）小羊自杀了

1968年元旦，年仅21岁的杨扬（乳名小羊）在台北长沙街星光旅社服毒自杀了。

当时正在《自立晚报》开专栏、深受读者喜爱的编辑柏杨，在家中却接到检察官的电话：让他去验尸，说死者留有一封遗书给他。

对于柏杨（1920—2008），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当代作家，笔锋犀利，出生于河南，1949年去台，最知名的作品是《丑陋的中国人》。

非常懵懂的柏杨赶到星光旅社，给他打电话的张检察官递给他一封遗书……。看完遗书，柏杨想起来了，杨扬是他的一个读者，去年10月曾给他写过一封信，自称是江苏南通人，自幼随父来台。信中问了他两个问题：是不是没有兄弟或父母已死的人，可免服兵役？如现役中，有上列事项，是否可申请退役?

柏杨猜想，他正在服兵役，又不想服役了。自己对兵役问题一窍不通，当即回信建议：可直接向政府新闻处去信请教。

杨扬的遗书中还提到：吾父为张志忠。柏杨更是纳闷了：“张志忠是谁？他既姓杨，父亲怎么姓张?”。

元月2日上午，杨扬的叔父张再添和服役部队的长官，从嘉义和高雄分别赶来。柏杨首先询问了关于杨扬的姓氏疑惑。杨扬的叔父告诉他，杨扬是从祖父的姓，父亲是入赘张家的。

杨扬的叔父告诉柏杨:“我只知道杨扬的父亲张志忠在台北做生意，很少回嘉义老家，杨扬和妹妹从小就住在我家，前些时，他的祖母去世，杨扬回来奔丧，也没发现什么异状……”。

1968年，我们的主人公、台共“四大金刚”之一的张志忠已牺牲了十四年，其弟仍然不敢吐露二哥的真实身份，可见台湾的“白色恐怖”是多么的厉害！！

柏杨后来在《自立晚报》自己所开的《挑灯杂记》专栏里，连续发表了《杨扬之死》、《心情沉重》和《一时想不开》三篇文章来谈论杨扬自杀事件。

在后一篇文章里，他感慨地写道:“呜呼，我老人家走投无路时，一死了之，还有可说，而一个正青春年少的小伙，前途充满了希望，有啥过不去的事，竟这么也一死了之，怎么如此的不开窍乎？”

“他如果死前跟柏杨先生联系联系，听听我吹吹大牛，或许现在正活蹦乱跳的追女朋友矣。”

柏杨

柏杨老先生当时哪里知道，张志忠和妻子季沄烈士及儿子杨扬（乳名小羊）是那个时代海峡两岸所造就的两代人的悲歌呀！！

（二）张志忠、季沄夫妇

张志忠（1910-1954），原名张梗，曾化名张光熙、杨春霖等，台湾嘉义新港人，从小聪颖好学，但家境窘迫，初中毕业后不得不到一家商行做了学徒。同住新港的前清秀才林维朝爱惜人才，资助他到厦门集美中学就读。

张梗在校期间，积极参加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台湾反帝同盟的活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受组织派遣回台开展工作。

1933年，受上海台湾反帝同盟事件牵连，上海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将案件移送台湾日本总督府查办，张梗被捕后，借假释的机会侥幸逃脱，潜回大陆。

1939年，张梗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改名张光熙，被派至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司令员是宋任穷），担任敌工部日军工作科科长。1945年5月，张光熙神秘地失踪了……。

我们再说说季沄。季沄（1921—1950）是江苏南通人，父亲是银行髙级职员，从小家境殷实。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家人到上海避难，就读于上海务本女中，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春，还是中学生的季沄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秋，考入上海暨南大学教育系的季沄担任暨大中共地下党学生支部委员，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租界，暨大被迫迁校，季沄受命插班苏州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文史地专修科二年级继续学业，担任该校中共地下党学生支部书记。

1944年8月，季沄毕业后，奉命打入汪伪苏州女中、江苏第三中学任教，鼓励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培养了一批学生积极分子，自己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地下工作者。

抗战胜利后，季沄奉组织之命，由苏州回到上海，调入中共华东局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工作。

季沄

回头再说神秘消失的张光熙。原来改名张志忠的他于半年后的1945年底受组织派遣秘密回到台湾组建党的“地下武装”。

这时，台湾光复不久，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张志忠在岛内能跑的地方跑了一圈后，却显得颇为焦虑。回台前，以为老“台共”会掌握一部分武装，回来一看，却什么也没有，一切都要从头做起。

但有着八路军129师多年火线经历的张志忠并未气馁，他又返回上海，与华东局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筹划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1946年6月，张志忠率领首批干部由上海搭船，从基隆港抵达台北。同他一起抵达的，还有他的新婚妻子季沄。来台之前，季沄通过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在沪设立的招聘委员会考试，受聘为台北市大同中学教师。张志忠以“杨春霖”的化名，在台北开设了一家中西药行掩护身份。

（三）“台共”的壮大与覆没

一个月后的1946年7月，中共中央委派的组建新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台籍中共党员蔡孝乾入台。

蔡孝乾（1908-1982）在党内的履历“非常辉煌”，15岁加入台湾的抗日文化协会，16岁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就读，18岁返台宣传革命思想。26岁当选瑞金中华苏维埃的执行委员，跃入中共高级干部行列。随后，又是参加长征的唯一台湾人，1945年在延安旁听过中共七大，他精通日语，在延安时很受毛主席青睐。

蔡孝乾

1946年8月，中共“台湾省工委”正式成立，蔡孝乾任书记，张志忠任委员，负责武装斗争，此时，包括老“台共”的领导成员谢雪红（女，1901年-1970）、陈福星等人在内，“台共”党员人数不超过100人，力量相当的薄弱。

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省工委”只有个别成员如张志忠、谢雪红、杨克煌等人，在台中发动了小规模的武装起义，但起义昙花一现。谢雪红等人去了香港避难（后成立台盟），张志忠则躲到宜兰山区蛰伏，展开地下武装斗争。

经过“台湾省工委”的不懈努力以及大陆不断派遣骨干党员来台开展工作，到了1949年初，全台已有17个市（区）工委及205个支部，近10个武装基地。在台正式党员增至1300多人，可掌握民众达5万余人。

而这些分布于全台的武装基地，都是在张志忠的领导下建立的，自大陆回台后，张志忠没有踏进过老家家门一步，他挑选积极分子，开办训练班，私下购买枪支弹药，编建小型武工队，开展地下游击活动等，非常繁忙，体现了他革命的坚决性。

新“台共”也形成了“四大金刚”的领导格局，化名“老郑”的蔡孝乾担任书记；化名“老钱”的陈泽民（福建东山人）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化名“老刘”的洪幼樵（广东揭阳人）任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化名“老吴”的张志忠任省委委员兼武装部长。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一泻千里，此时的台湾成了蒋介石唯一可以借助海峡屏障而立足的地方。 尤其是5月20日，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宣布实施“全省戒严令”，国民党特务组织开始对中共台湾省地下党组织进行疯狂大搜捕。

从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保密局一共破获了80多件“中共间谍案”。10月，副书记陈泽民在高雄被捕，不久供出了蔡孝乾，转年一月，蔡孝乾被抓，使台湾的整个地下党组织几乎“全军覆没”，洪幼樵逃到基隆搭船去港时被抓，三人全部叛变。

（四）夫妻双双被捕入狱

1950年2月7日午夜，张志忠和妻子季沄，在台北掩护身份的中西大药房二楼家中被捕。此前的多起案子口供中，已出现“季沄”的名字，而其丈夫“杨春霖”，常在岛内上下行走，情形颇为可疑，保密局侦防组经过侦查，确认他十有八九是“省工委”的重要人物。

同时被抓的还有他们不到三岁的儿子小羊（即杨扬，生于1947年6月），不到一岁的女儿被季沄送回了嘉义老家，还没来得及取大名，乳名叫阿梅（即张素梅）。

他们一家三口被分别关押，为了劝降张志忠，保密局对他的待遇同叛变的其他三人一样，好吃好喝好伺候，甚至有求必应，还可以跟妻子、儿子相见。即便如此，张志忠表现出了共产党员“大无畏”的气概，不供一人，不说一事。

1950年5月，台湾当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公布“共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秘密组织”破获经过，并表示蔡孝乾等四人已联名发表《告台湾全省中共党员书》，劝告尚未就捕之党员及干部，从速向政府坦白自首，停止一切组织及活动。

翌日，又在《中央日报》刊登了蒋经国在发布会上的谈话，还刊登出蔡孝乾等四人“亲笔签名”的所谓《告台湾全省中共党员书》，并配有四男一女五人合影的照片（女子为朱枫，四巨头是蔡孝乾、张志忠、洪幼樵、陈泽民）。

但朱枫和张志忠的照片显得模糊，明显有合成的痕迹。当然，张志忠的签名也是伪造的，这也导致了张志忠直到1998年经多方核实后，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而季沄被关在保密局的女监，与她同期被关押的还有我们前期文中介绍过的朱枫、萧明华、计梅真、钱静芝等中共潜伏党员。

只有三岁、无辜的小羊，也跟着母亲被禁锢在监牢里，受着人间的炼狱，只有放风的时候，孩子才能在院子里解放天性，疯跑一下。夏季潮湿炎热，她们只好要求看守给小羊剃了个和尚一样的小光头，但两条胳膊、大腿被蚊子、虱子叮咬得像红豆棒冰一样，做母亲的季沄看着除了心疼，也毫无办法。

好在小羊被关押七个多月后释放（当年九月），由叔父张再添领回嘉义老家扶养，算是对抱定理想信念必死之心的父母的一丝安慰吧。

小羊

季沄在狱中留下了几封非常感人的书信，有写给父母，愧疚没能尽孝的：有写给张再添夫妇，请他们照顾子女的；写给小羊的是最能打动人的：

其一：……小羊已经大了，你比妹妹大两岁。爸爸妈妈都坐笼子，你要好好的在家玩，明年还要读书，长大了可以写信给爸爸妈妈，送东西给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就很爱你……，等新历过年时，最好和阿叔来台北，让我看看你乖不乖?（写于1950年10月）

其二：计梅真就义后，季沄给小羊写信说：“计梅真阿姨在临死以前，还问我小羊回去好吗？计阿姨很爱小羊的，是不是？爸爸妈妈都不在，小羊不要哭……这里的阿姨时常也想到小羊，她们都不会像计阿姨、钱阿姨会死掉，她们将来会出去，你会看到她们的。”（这是1950年11月10日季沄寄出的最后一封信）。

（五）凛然就义

季沄没有等到新历过年时，阿叔带小羊来探监。1950年11月18日清晨，季沄等“六匪谍”（四男两女），以专门负责刺探政府高级人员行动情报，意图以“非法方法颠覆政府罪”就义于台北马场町刑场，时年二十九岁。

而对张志忠的劝降，国民党当局仍然没有放弃，他们将台共的“四大金刚”都转移到台湾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关押（此处原是日据时代用来收审犯了军法军纪的日本军官），让其他三人轮番上阵劝说张志忠不要死心眼，投诚后至少能“混上”上校衔（投敌后，蔡孝乾是少将，其他两人是上校衔）等等。

张志忠不为所动，有一次大骂蔡孝乾说：到了今天这一步，完全是你的责任：做事高调，到处招摇，麻痹轻敌。早知有今日，老子真该先一枪毙了你！！

季沄给父母的家信

放风时，一个属下说：敌人要放我出去抓战友，我拒绝了，可敌人一定要我去。”他听了后，随即劝说道:“你应该答应他们。只要坚持立场，出去可以做很多事情，还可以保护战友逃亡！”

他看属下还在考虑，于是又说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失掉联络的党员，二十年以后再联络上的也有，不要大家都去当烈士……”。

据说蒋经国都亲自到监牢劝降了两次，表现出国民党当局对在“台共”里掌管枪杆子的这位领导人的极端“重视”与高度“期待”。

张志忠仍然不为所动，只求速死。展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铮铮“硬汉”形象！！1954年3月16日晨，在被关押了四年后，张志忠就义于台北马场町刑场，时年44岁。

现在的台北马场町公园

（六）不应该的结尾

张再添将哥哥张志忠的骨灰罐带回嘉义老家后，就在公路旁的公墓中，给哥嫂立了一个墓碑，但墓穴中的季沄只是个衣冠冢（当年没有人通知他去收尸）。

张再添夫妇将小羊和妹妹与自己的几个孩子放在一起扶养长大。小羊初中毕业后不愿继续升学，性格也倔强，就跑出去做事。

后来，还跟坐牢出来的阿姨们联络上了。但这些阿姨们太疼惜、太宠他了，不敢管教他，让小羊慢慢养成了依赖心里，不愿吃苦又心里脆弱，这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因为父母特殊身份的关系，从小就受尽了冷眼和区别对待，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敏感、忧郁的孩子。

再后来，张再添收到他的贺年卡，才知道他参军了，部队在高雄驻扎。叔叔去信希望春节军中放假时回家探亲，他并没有回来。但1967年祖母去世时，小羊回来奔丧了，表现得很正常。

当张再添最后一次收到小羊的来信时，文字里充斥着灰暗与决绝：

叔叔：

我不知应向您说些什么，事已至此，不必为我婉（惋）惜，多我一个，于事何补呢？是不是应高兴我这样的决（抉）择，自此以后，您又可少掉一宗烦脑（恼）了。

很多事要说，但都说不出，如您要留下回忆的话，附上胶卷一张，不要的话敬请毁掉罢！祝我完成愿望！我闭目沉思中国的一切，我热爱她。

混蛋的家伙杨扬上

不久，就发生了文章开始的那一幕……。

1968年元月3日，张再添将杨扬的遗体火化后，又像当年二哥张志忠被枪决之后一样，抱着杨扬的骨灰罐，回到嘉义新港老家，然后把杨扬的骨灰罐附葬在父母的墓穴里。

墓碑刻字显示：死者祖先来自福建诏安，内葬逝者张公梗、季氏沄夫妇附男杨扬。

张再添后来回忆说：小羊十二万分不愿意去当国民党的兵，而他在部队也常常受到欺负，这应该是他自杀的主要原因吧。

但这并不是张志忠、季沄烈士一家悲剧的结尾！

谁也没有想到，1975年，烈士夫妇的唯一女儿张素梅大专毕业后不久，不幸得了直肠癌，前后动了三次手术，还是于二十六岁早逝了。

命运啊！你为何要如此残酷地对待这一家四口两代人呀！！

无语………，就此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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