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甲、乙本和郭店楚简甲乙丙本《老子》的面世，给传世本《道德经》带来强大的冲击波，至今余波未平，纷争不息，诸版本各有拥趸，各有所据，事实上着眼于版本的争议意义不大，价值不高，其基本思想并没有根本冲突。

但有的章节的些微差异还是存在的，尤其是传本《道德经》在没有中断的传抄过程中，由于时代文风和编校者的偏好有所差异，因此会造成一些词句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变得更加清晰，有的却因增删文句而变得难以理解。

比如“希言自然”一章（传本23章），帛书本内容精炼，语意清晰，王弼本、河上公本、傅奕本则衍出赘句，繁赜难解。

帛书原文表达很清晰

希言自然。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孰为此？天地，而弗能久有，又况于人乎？故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得者同于得，失者同于失。同于得者，道亦得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

文中的“得者同于得，失者同于失”，根据文义，“德”与“失”相对，本章讨论的是“得失”问题，与道德之德无关，显然此“德”应该读作“得”。

传本与帛本的比较：

上述帛书原文，全章内容上下文意顺畅，表达清晰，并无理解障碍。但传本一律写作“德”，又根据“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之意，在原文“同于道”三字后，衍生成“道者同于道”一句。

为了与此相对应，在下面又衍出“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以便与“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相匹配。下面是传本与帛书本原文的比较：

“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

这就是传本与帛本的不同：上述文字是传本原文，被删掉的是帛书原文，两相比较，顺畅与艰涩立马可见。

传世本的句式虽然“道”与“德”整齐对仗，但原文讨论“得失”的话题，却变成了对“道”、“德”、“失”三者的讨论，而“乐”字的出现，更无实质意义，反而把原文的自然描述，转变成了具有宗教意味的“有求必应”思想。

俞樾的发现

王弼《老子注》对“从事于道者”解释，思路也很清晰，就是“从事于道者，同于道”，而不是“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

清末学者，著名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俞樾先生由此发现端倪，他在《淮南子·道应训》发现了刘安所引“原文”正是：“从事于道者，同于道”，也不是“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

于是，俞樾断定，原文中衍出了“道者”二字，而且这衍出的“道者”至少在河上公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可见刘安与河上公所用版本并不同。

帛书的出土，已为俞樾的判断提供了证据，足见其功力之深厚。

唐代傅奕本《老子》虽然源于项羽小妾墓，版本较早，并且原文是“得”不是“德”。但傅奕依然根据传世文本，添加了“从事于得者”“从事于失者”两句，又改变了原有文字结构，变成了呆板且繁琐的文本，让读者不得要领，无所适从。

刚才说到一个“乐”字，传世本《道德经》都有这个“乐”字：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

但是，王弼住说：“言随行其所，故同而应之”，道顺遂万物的行为，所以道与万物随同且回应。并无“乐”字义。

如何理解“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得者同于得，失者同于失。同于得者，道亦得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

从事，即“为”。同者，随顺而无违之意。为道者惟道是从，玄同于道，故在于有道者，则同于道。失道则道亦远之，故云“得者同于得，失者同于失”。

世人皆以为道可求而得之，实则不然。得失之间全在于自己，大道只是一种回应，正如憨山德清所说：呼我以牛，以牛应之，呼我以马，以马应之，无可不可。

因为大道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不是谁想得到就能得到的，亲疏贵贱与利害，全在于自己。所以，对于世俗之人，亦能和其光同其尘，以他们的得失为得失而无所违逆，他们有得则自己有得，他们所失，也是自己的所失。

朱元璋的解读最简洁：好此而得此，好彼而得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