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下旬的一个早晨，文强的助手叶霞娣叫他快接紧急电话。
文强拿起听筒一听，是戴笠的声音。戴笠只说了一句：“请立即来一趟。”就放了电话。
可是，文强不知戴笠的电话从何处打来，急得又给在南京本部的毛人凤。
毛人凤却慢吞吞地说：“可能是从福履理路打来的。”接着，说出了具体地址。
但又告诉文强，要小心一点，此地照例不接待宾客，得坐自备车去，车还不能直开到大门前，远远停下的好。
文强到了那里，刚走进大门，就见穿着毛巾睡衣的戴笠，正在门廊下等着，看样子确实有紧急事情。
戴笠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戴笠先叫文强到内室去与他共进早餐，然后，递给文强一份电报，只见电报上写着：
“华北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之助手南本实隆少将潜来上海，请注意。”
文强不解其意，把电报交还给正在屋里踱来踱去的戴笠，也跟着在屋里踱起来，等待他的下文。
戴笠一看文强也踱起步来，便拉文强坐下，两人相对无言。过了一会儿，戴笠才说：
“念观兄，你辛苦了。文友社这出戏唱得不错。你还得再唱一出全武行的苦打戏。我考虑到由你出马最为妥当。”
接着，戴笠详细谈起了这封电报提到的事。
南本实隆是日本特务土肥原和松室孝良的得力助手，也是在北平、天津搞间谍工作的一条毒蛇。戴笠多年来就想要除掉他，但都被他滑过去了。
这次，他潜来上海，决不能让他再轻易滑过。此人表面上看来很老实，矮瘦个子，干瘪老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带一点天津口音。而且，举止从容不迫，但却是一个阴谋家，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不是容易对付的家伙。
说着，戴笠又问：
“老兄有无左轮手枪？西服要多准备几套，再配几个得力助手给你，由你自己挑。作好出马的准备吧。”
说完，戴笠将已经准备好的一支马牌三号左轮和30发达姆弹，连同500元特别费，一齐推到文强面前花案上。
文强听完感到，这是一件不好推托的任务，但在没有说明具体任务前，又不好拒绝，便说：
“戴先生，你说的这条毒蛇，我从来没有和他打过交道。我已有一身的任务，怎能兼顾得下？这项任务可否在王兆槐等人中择一人来干？”
王兆槐是文强在黄埔军校四期的同学、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此时，他又兼别动队总指挥部直属特务大队长。
戴笠毫不考虑地说：
“兆槐被公开职务缠住，日方早已注意他。其他人也不相宜。你的兼职多，事太忙，我很了解。再忙你也干得下来，不必推辞。”
这样一说，文强就只好把东西都收了起来。
戴笠叫他回去等候命令，临走时还叮嘱，这次谈话不可告诉第二人，此间会面地址也不可告人。以后，没有他亲自打的电话，请不要到此地来。
文强接受了任务后，想到爱国杀敌是男儿天职，有此机会，一定要全力以赴。但又想到，战场杀敌，明来明去，反谍却是以暗对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一切贵在主动。
接连几天，他都在考虑这个“主动”问题，像有千斤重担挑到了肩上，寝食难安。
四天后的早晨，戴笠的紧急电话来了。
文强如约去后，戴笠告诉他：
毒蛇出洞了。日本人想要赶在九国公约国开会之前，完成攻下上海的计划。
所谓九国公约，是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与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
其中，规定了“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中国之门户开放”等等。是对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粗暴侵犯。
上海抗战以来，中国军队损失惨痛，蒋介石担心自己多年心血建立起来的嫡系精锐打光后都不能解决问题，便寄希望于国际干涉。
他以为，日本进攻上海，其他几国在中国“机会均等”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会出面对日本进行制裁。
因此，派出曾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频繁开展外交活动，力图促成九国公约国召开国际会议。“制裁日本”的舆论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
与此同时，法西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斡旋，实际上，是帮着日本对中国施加压力，要中国在侵略面前退让。
戴笠告诉文强，日本特务机关急于获取中国军事情报，已经找到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毕业的杨仲华。
杨仲华这时是别动队总指挥部参谋长，他向戴笠汇报后，戴笠决定将计就计，将文强化名李文范，以军委会少将高参的身份，让杨仲华向日本特务介绍，说是要向他们“出卖情报”，引蛇出洞。
为了周密起见，戴笠已致电军委会，在职员名册中加上李文范少将的虚名，以防有内奸去查。
现在，日方已通过杨仲华约定：当晚8时在英租界静安寺路100弄10号见面。
戴笠给文强交代说：
“你千万不可露出马脚。这次去见面，不必带手枪，也不要带其他人，自备汽车换换牌照。
见面后问到年龄，可以说大一点。日本人不到50出头当不了少将，中国人不讲这些，也得大几岁才好。
见面后注意侦察，那里是日侨还是商人住户，我自会派人弄清来龙去脉，记下每个出入的男女，拍下照片。你只要考虑好初次见面的谈话内容就是，要使他们百分之百地相信你……
他们为何不约到虹口日租界，也不到旅馆和公共场所？可见初次约见，已经对你有了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来自杨仲华的介绍。杨这个人呀！……”
戴笠叹息了半句，没有再说下去。实际上，此时他已经对杨仲华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后来，杨仲华在1941年6月率江苏省保安八旅投敌，被汪精卫委任为伪军委会委员、苏皖绥靖总司令兼第二集团军上将总司令。
汪伪军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不过，由于汉奸内部矛盾，加上日本人认为杨仲华未能像他夸下的海口那样收编多少国民党军队，不久又撤销了第二集团军番号并撤了杨仲华的总司令职。
当晚赴约前，文强换了西服，检查了汽车更换过的牌照，叫司机多兜几个圈子再到约定地点。
到了那里，文强按事先交代按了门铃，一个年轻女仆来开了门，问：“是李先生吗？”
文强答说:“是！”
随后，女仆便将文强引上二楼。
一间屋里，灯火辉煌，正中一张条桌旁坐着四个不同年龄的人，都穿着西服，一见文强入内，四人一齐如军人般起立。
其中，一个满脸皱纹、瘦小干瘪的老头伸出手来，彬彬有礼地与文强握手，还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文强，名片上赫然印着“南本实隆”四个字。
文强接过名片，表示抱歉说：
“失礼了，没有带名片。”
南本实隆仍然十分客气，说：
“杨阁下已经介绍过，你就是大名是李文范少将，那就是将军李了。”
文强点头不语，等着他的下文。
入座后，他注意到其他三人都腰杆挺直，年龄在三四十岁左右，定是军人无疑。其中，一个高大肥胖者，两眼一直炯炯地盯住文强看，文强不甘示弱，也瞪眼盯着看了他一阵，他才收回了目光。
沉默了一会儿，南本实隆开始谈起来，表现出很熟悉中国的孔孟之道，特别是对平津一带的流行语汇，运用得比较恰当，确实算得上一个“中国通”。
他首先问起了文强的身世经历、兴趣爱好。
于是，文强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套话用来答复，自称是江西人，李烈钧将军的堂侄，年36岁（实际上文强才刚满30岁），云南讲武堂毕业，陆军大学十期毕业，没有出过洋，现在国军统帅部办公厅供职。
一番谈话过后，南本对所要情报一事只字不提，只是约定两日后在虹口再叙，到时有车来外白渡桥等候，要文强的车停在桥头，车头前玻璃窗里都悬挂一儿童玩的小红气球为号。
说完，他就把一个没有吹气的小红气球塞在文强口袋里，又叫人取出一大捆用绳索捆好、火漆盖有中央银行戳记的钱钞送上文强的坐车，说是初次会面的见面礼。
文强与南本分手后，让汽车兜了几个圈子，开到杜月笙位于善钟路100号一座花园洋房里。
本来，苏浙行动委员会设在三极电所，后因法租界当局发现三极电所不见男女学生，来来往往的人中，有许多一看就像是帮会人物，平时汽车如龙，显然不像个学校，已多次提出要进行检查。
文强将此情况告诉戴笠后，戴笠一个电话打给杜月笙，杜月笙就把善钟路这座花园洋房让了出来，作为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办公大楼（别动队总指挥部另设在谨记路），而三极电所就只作为接头处使用。
汽车一直开到花园里的喷水池边。文强一进大楼，就见他的两个女助手叶霞娣和赵霭兰正焦急地等在那里。一见到文强，她俩便迎上前来低语道：
“老板已多次问起你回来没有。我们问了其他人都不知道你的去向。快去吧，小心点。”
文强三步并作两步，奔上楼去，进入戴笠的办公室后，简要汇报了这次与南本会面情况，最后高兴地说：
“我把见面礼带回来了，但不知为数多少，未敢擅自拆启，请指定经理人员随我去验收。”
谁知，戴笠越听越紧张，听到这里，竟指着文强的鼻子嚷了起来，声音大得整座楼的人都惊动了：
“念观兄，你怎么会把毒蛇的赠礼不加考虑就带回来了？试问一声爆炸，玉石俱焚，那还了得吗？你一人上当事小，这座大楼几百人的性命怎么办？你呀，你呀！”
此刻，戴笠急得声音都嘶哑了，这是文强与戴笠相处以来，不曾有过的事。
正当不知所措的时候，从闻声而来围到门口的人群中，走出了行动技术专家余乐醒，这时，他是苏浙行动委员会技术室主任，也不多说什么，拉着文强就下楼。
到了水池旁，余乐醒问明那些钞票放在汽车里何处，叫其他人都退到百米以外去，他独自上前，用手电照着观察了一阵，回头说：
“是银行包扎好的钞票……”
戴笠一听，冲上前来，指着余乐醒的鼻子嚷道：
“你比文强还书生气！炸弹不可以伪装成钞票样子吗？”
这一说，余乐醒怔住了，气氛更加紧张。
一番思量过后，余乐醒准备用导电线作引爆试验，他叫大家都退到内花园墙后卧倒，以防不测。
余乐醒上前，将那捆钞票小心翼翼地提出车来，放到空地上，结果仍然没有爆炸。
文强这时不管三七二十一，拾起几块砖头扔向钞票捆，仍然没有动静。
余乐醒接着便取出剪子将捆扎绳索剪断，轻轻取出一扎扎钞票翻了个遍，终于确定没有问题，高兴地叫了起来：
“全是真的钞票！”
事后，由经理处长张冠夫清点，全部钞票共有1万元法币。
但是，当时在场的人们，都不知道这些钞票是从哪里来的，为何会引起戴笠那么大的恐慌。
回到办公室，戴笠摇头叹道：
“毒蛇这份见面礼真够大方的，可见他们正在饥不择食……
老兄沉着应变的精神可嘉，我的警惕过头也是不得已。过虑则愚，过敏则乱，不认真则万事无成。
得失各半乃得失之失，全胜而败不如积小胜而大胜。剑及履及，步步以慎敌之心，则有备无患。反之，掉以轻心，事无不败之理。”
他摇头晃脑地说了一大通兵家理论，还不过瘾，又用他那剑拔弩张的字体，在一张纸上写了下来，赠给文强。
文强知道，他是想把事情办得万无一失，此后，也就格外小心谨慎。
到了约定时间，按照车窗里挂红气球的暗号，文强在外白渡桥等到了来接他的汽车。
汽车开进日本海军俱乐部，文强被引进一间屋里，仍是初见时在座的那四个人。这次，四人中那个身材高胖的日本人对文强特别亲热，但又不会汉语，只能让南本翻译。
文强故意说：
“不知此君为何人，所居何职，因此不便与此君对话。”
南本只得叫那人拿出名片给文强，原来是日本宪兵大佐森正一。文强说：
“不识大佐阁下，失礼了。但中国人的习惯，凡事有主有次，既然南本少将阁下为主，森正一大佐阁下即应居次，方为得体。”
南本与森正一用日语交换了意见，便仍由南本与文强谈判。
南本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接下来，文强采取主动说：
“感于九国公约开会有期，战场胶着，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中日同文同种，不能长此为仇。凡事请直言商讨，本人乃军伍出身，不愿坐令岁月蹉跎……”
在交谈中，文强故意提到他最近去过南京一趟，向对方抛出诱饵。
南本思索片刻后说：
“我们有请求、也有请教处，请求为了解中国统帅部决心如何？对日作战之动员兵力配备如何？请教者，九国公约之制裁倡议是否出自宋子文部长的谋略？对陶德曼奔走和谈和看法如何？”
文强微微一笑道：
“阁下所提之四个问题乃经国大事，也涉及世界大局，非今日可言，尚须准备后在下次再答复。”
南本急切问道：
“能否将对日作战之动员兵力配备如何先作答复？”
文强笑道：
“四个问题都可作出令阁下满意的答复，你所提的这一问，更无问题，不但下次定能答复，甚至可以书面答复。”
南本听了，十分满意，与森正一用日语交换意见，森正一眉开眼笑，频频点头。
南本更是对文强直截了当说，若答复四个问题需要报酬若干，请不客气地提出来。
文强故意表现出漠然态度，并说明资料不在他手中，行情有待探询。
南本最后决定，两天后仍在此地会面，若四个问题不能一齐答复，其中第二题（对日作战之动员兵力配备）望能兑现。
文强笑道：
“岂能失信于两位阁下。无信不立，请放心！”
文强回来汇报后，戴笠分析毒蛇已经上钩，要他继续假戏真唱，注意提防毒蛇脱钩。
戴笠还设想，利用毒蛇不惜花钱收买情报的心理，附带骗取一笔巨款，以充别动队军饷，若有两百万元到手，则两年饷粮无虞。
文强心想，若以两百万元为目标，则每题50万元，似乎有点太廉价，要争取在讨价还价中提高到500万元。
他们当时都没料到，就是贪图这个骗取巨款的附带目标，最终会误了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