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越南谅山一间破旧的民房里，99岁的马相伯虚弱地躺在床上，问家人：“这里是中国吗？我要死在中国的土地上。”

为了他的病情着想，家人只能点头，谎称“我们已回到滇黔交界”，马相伯这才露出个舒心的笑容。

4月，胡愈之前往越南谅山探望马相伯。

听到他带来的噩耗，马相伯突然感慨万千，泣不成声：“我是一条狗啊，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随后，马相伯放下了一切不甘，心已死地离开人世。

生命最后一刻，仍心系祖国，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老人，曾一度被骂“卖国贼”，甚至他也是带着“卖国贼”的臭名死去的。

1870年，马相伯还只有30岁，他精通七国语言，有一腔报国的热忱，现实却没给他任何机会。

他只能自己去争取，1876年李鸿章将他延揽为幕僚，担任外交翻译与洋务顾问。

马相伯以为自己终于等来了报国的机会，浑然不知这是个天大的陷阱，既吃力不讨好，还弄得他里外不是人。

拿到机会的马相伯很努力，也很有能力，他赴美游说银行家，为北洋水师建设成功拿到6亿美元贷款。

原计划人家只愿意给2500万，马相伯大大超过了预期，结果却被怀疑“勾结外人”。

怀疑一旦产生，真假就不重要了，于是项目被叫停，甲午战争的败局在这一刻早已注定。

在中法战争期间，马相伯协同弟弟处理轮船招商局事务。

由于抵押船只给美国，又再次陷入舆论漩涡，被骂“汉奸”。

但实际上，当时不那么做，招商局恐难以为继。

用于北洋水师建设的项目被叫停，马相伯已经承担了他不该承担的骂名，可万万没想到，甲午战败的罪名，他也难辞其咎。

甲午战败，马相伯作为外交翻译，跟着李鸿章参与《马关条约》的谈判。

在谈判桌上，马相伯一人唇枪舌剑，来回斡旋，可大局已定，又岂是他一个小喽啰扳得倒的？

马相伯不甘不愿，却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李鸿章签订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回国后，同胞追着他身后骂“卖国贼”，就连最亲的人，母亲也对他避而不见，对外宣称“我不曾生过马相伯这样的儿子”。

母亲临终前，马相伯想在病榻前尽孝，也被剥夺了资格。

直至母亲去世，他连最后一面都不愿意与儿子相见。甚至遗言也清楚声明，她的葬礼不准许马相伯参加。

马相伯痛哭流涕，跪在家门口，远远地跪拜送别母亲。

这时的他，已经60岁，蹉跎了30年，从中年到老年，他花了30年用自己的报国情铸成剑。

原本想挥臂刺向敌人，却被身旁的人抓住手腕，就着他的手，硬生生扎进自己的心脏。

母亲不要自己了，理想抱负又把自己戏弄了，马相伯万念俱灰，不再对任何寄予希望。

他将家中3000亩田产全部捐出，还立下字据，“自献之后，永无反悔”。

捐完之后，他身无分文，转身走进上海土山湾孤儿院。

但老天还是不愿放弃一个满腹才华的人，1901年33岁的蔡元培来到上海，向马相伯请教拉丁语。

马相伯欣然接受，无偿教他学习拉丁语，此事一传出，大家一窝蜂上门请求马相伯教学。

马相伯心想，这么多想学习的孩子，为何不办一所学校，让中国的孩子都有书读？

耶稣会听闻马相伯的计划，愿意投资助他一臂之力，于是在耶稣会的支持下，马相伯创办了震旦学院。

他那颗死去的心活过来了，无法通过从政报国，那就振兴教育，只要是为国，马相伯在哪里都可以。

他在贺文写道：“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想进他的学校，不用看出身，也不论天赋，只要想学、爱学，欢迎进入震旦学院。

1904年，陕西秀才于右任被通缉，他一路逃到上海，请求马相伯收留他一阵。

马相伯立即邀他到震旦，还免除他的学费、伙食费、住宿费，让他尽管安心学习。

于右任不负他望，在震旦大展身手，几个月后马相伯便破格提拔他为教师。

于右任简直不敢相信：我一个通缉犯，怎么能上台教书？

“通缉犯怎么了，讲台就是留给有才华、干实学的人，你就适合。”

对于马相伯知遇之恩，于右任一直牢记在心，晚年还将马相伯与生身父母相提并论，他说：“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

可惜，他再一次被自己的抱负戏耍了，他以为他进入了一个大舞台，可以随心所欲构建理想蓝图。

没曾想，其实他是误入了一盘棋局，他只是一颗棋子。

震旦成立才刚两年，投资方的嘴脸就暴露了。

他们当初愿意投资马相伯，不过是想借他之手培养传教士，而马相伯坚决要向社会输送国家栋梁。

双方僵持不下，投资方却为人不磊落，在背后耍阴招，强行将马相伯送进精神病院。

学生们也不傻，他们早已是非分明，跟着跑到医院向马相伯表忠心：“我们誓死和马校长一起，可以无震旦，不可无校长！”

马相伯的心再次被鼓舞了，他决定就算搭上自己这把老骨头，他也要给这群学生一张学习的课桌。

65岁的他，一个人东奔西走，到处筹集资金。

1905年中秋节，在吴淞废弃的提督衙门，一间破破烂烂的屋舍里，一个老人带着100多名学生，没有桌子、没有椅子，只靠一块黑板，重新开始。

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

这么简陋的教学环境，马相伯能折腾出什么花样，不过就是小孩子玩过家家，满足一下自己那廉价的抱负心。

众人都不看好复旦公学，可偏偏复旦公学最争气，就是这样的环境，培养出了：

艺术大师李叔同

国学大师陈寅恪

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

中国克隆之父童第周

著名数学家胡敦复

中国第一任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

政治家、教育家邵力子……

文化、科技、政治均人才辈出，复旦公学的教育理念非常先进。

例如要求法学生必须掌握天文观测，商科生也要认识但丁神曲。

文理分科不分学，新生入学的第一节课，不是听校方拿着稿子在台上煲鸡汤，而是参观吴淞炮台。

除教育之外，马相伯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91岁的马相伯上街义卖书法作品，最后筹得10万元送往抗日前线。

那10万元张张沾着他的血，为了能帮上忙，他不分昼夜写字，写到指甲缝渗血了都没停。

有好友劝他休息，战争这么密集，每天死的人那么多，他是救不完的，慢慢来，别为难自己。

马相伯气得全身发抖，咒骂：“国难未平，何以为息！”

如果自己流这一点点血，就能让前线的战士少流血，少断一只胳膊一条腿，那他愿意一直写。前线孩子们该流的血，就让他一个老头子流就好。

可战火非但没有饶过同胞，反而愈烧愈烈，1937年甚至全面爆发。

97岁的马相伯跟着家人流离失所，从上海跑到武汉，又逃到重庆。

重庆遭遇空袭，又一路躲到云南，结果云南也沦陷，他们只能越过边界，逃往越南谅山。

战争越打越猛，每一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同胞死去。

马相伯想帮忙啊，如果可以，他要上战场，为国效力，可97岁的老骨头还能做什么？

半截入土的人，面对国破家亡的惨景，他还可以做什么？

他只能躺在病榻上，在异国他乡无望地等着家人给他报送祖国前线的战况。

99岁寿辰，学生们前来给他送礼贺寿，他把所有的祝寿金捐给前线抗战伤兵和难民。

当死亡快要降临之时，马相伯除了绝望、愤怒，最多的便是愧疚。

他握着孙女马玉章的手，哽咽着向她道歉：

“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你是不是很恨爷爷？”

因为马玉章6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学生便自发筹了一万块，留作马玉章的教育基金。

结果这笔钱被马相伯挪去创办中学，一分钱都没给孙女留。

这些年，他所有抱负的实现，都背着对家人沉重的愧疚进行，对母亲的、对孙女的。

他无愧于祖国、社会，可临了当人们提起马相伯，只记得他是那个人尽皆知的“卖国贼”。

坏人可以通过做一件好事，搏个好名声。而好人做尽一百一千一万件好事，只要在一件事上马失前蹄，他就被永久判了死刑，永世不得翻身。

1939年临终前，家人送来“湘北大捷”的喜报，奄奄一息的马相伯突然激动得连呼“消息！消息！”

一阵急促的欢呼过后，马相伯气息燃尽，直到死，他也不知道自己身处异国他乡。

他年轻时想报效祖国，愿望实现了，他得到了“卖国贼”的回报；

晚年病重想落叶归根，回到祖国，愿望实现了，却是以不得已的谎言去圆的。

区区两个愿望，捆绑了他漫长的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