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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于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中旬攻占山西后，并不急于马上向北宁援越桂军发起进攻，而是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去消化战利品，巩固后方，补充兵力。

法军情报处并通过传教士在越南教民中招募了二百多名情报人员侦探各种情报，从而了解北宁援越桂军布防的要点，侦知他们的服装、旗帜和将领的名字，并用八开纸绘制出北宁周围的地形图，制出一份标有包括道路、障碍物、防御工事等内容的一览表。

十二月，法军还对北宁援越桂军的防御工事作了火力侦察：

由贝当上校率领的一个阿尔及利亚土著步兵营和一个炮兵排组成的纵队，从红河的左岸出发，经过嘉林试探前进，与在此驻防的陈德朝所部遭遇。

自此以后，北宁三江口地方常有法军大小军舰数艘，时往窥伺栎香总，或上新河口，或上扶朗、扶良等处游弋轰炮，或至各处不施炮即行，目的在于侦察桂军的布防和火力。

对于法军的猖狂挑衅，北宁桂军不甘示弱，随时给予还击。

当时，党敏宣督率田福志、谢洲、陈天宋、王祚球、李福良、李润等营驻扎锦幢。光绪九年十二月，他们侦知法军一支小部队在芹驿关附近的丰谷村，屯积木石准备在芹驿关河岸起造炮台，以占地势。

党敏宣即就近联络桃香总义民丁必应率领土人，于二十日(17日)夜间毁其丰谷村前炮台地基。二十二日(19日)夜，又将该炮台基前之木料焚毁殆尽。二十四日(21日)，法军开来五艘军舰到新河口的蓬莱河中，架炮向我守军炮台轰击，守军没有大炮，只能用五子连环炮还击，但各无损伤而退。

二十三日（20日)，一艘法国军舰直驶至扶朗之上的明良社，开炮轰击应、良等营，遭到桂军还击而退。

光绪十年（1884年）正月十九日(2月15日)，又有三艘法国军舰驶近扶朗一带，与守军发生战斗。

正月下旬，法军又在丰谷等村筑垒架炮。赵沃拟乘其炮垒未筑成之时，乘虚摸攻，以挫其锋，即于廿七日(24日)由北宁前赴蓬莱村居住，督饬各营官批队，于廿八日(25日)更后分别前往进攻。四更，将至芹驿炮屯，尚去八里之远，而法军得教民通报，已作戒备，连放开花大炮抵拒。各营官奋勇前进，摸上炮屯山脚，法军的快枪和格林炮射击更急，桂军间有受伤，但仍奋勇进攻。

不料该教村四更鸣鼓出队，围截桂军之后。前后受敌的桂军只得且战且退，转头将教民击退，并乘胜冲开教村闸门，焚烧三座教村。时已天明，桂军只得收队。

是役，桂军阵亡数人，受伤20余人，只缴获快枪一支，喼枪二支。

二月初一日(27日)，已调防六头江的党敏宣探知法军将在一个从教村庄修筑炮屯，即率队攻破该村，斩获三十余名教民。法军闻讯开炮还击，我军由于没有大炮，伤亡颇重，计阵亡一名，受伤43名。初三日(29日)，党敏宣再次率军攻进该村，焚烧而去。

初四日(3月1日)，有法国大小军舰四艘，从新河下游的河口桃香总直至威坡、锦幢。守军党英华、覃东义、覃志成、黄福茂等部即开炮轰击。法舰直驶上左治塘，并派兵数人登岸。守军马上出队，由上游击下，法军撤回船上开炮抵挡，守军被伤二人。

通过这一连串的火力侦察，法军基本掌握了北宁守军的情况，知道从河内到北宁的正面方向，桂军防守严密，兵力较强，但侧面的防守则比较虚弱。

于是，在讨论主攻方向时，法军曾提出两个方案：

一是从正面进攻，以主力攻打从河内到北宁公路上的防御工事，但这样必然会遭到重大伤亡；二是侧面进攻，即设法从天德江与六头江的汇流处，集结两个旅团兵力和舰队主力，从侧面进攻桂军的阵地，这样损失可能比较少，并可获得全面的成功。

法军总司令米乐毫不犹豫地决定采取第二种方案，以此为基础，他制定了进攻部署：

由波里也率领的第一旅从河内出发，越过红河左岸，沿着天德江前进，过江到志村塘与由尼格里率领的第二旅会合。

第二旅则从海阳出发，沿水路到六头江和天德江汇合处登陆，夺取镇桥及涂山的高地，从侧面进攻中国军队在天德江的防御工事，以便第一旅通过该处。两支部队的会合一旦在天德江左岸实现，会合起来的这两个旅继续向前推进，攻击清军的第二条防线，主要是用军舰炮火轰击从中山延伸到拉贝的水坝和从形宁到搭桥的水坝。

击溃守军后，追击前进攻占北宁。至于发动这次进攻动用的兵力，《一八八四年法国进军越南记》认为多达一万二千人：

“一八八四年三月八日开始从两方面向北宁进军。尼格里将军从位于海阳方面的七塔前哨向前推进，眉胪及波里也将军在同一天早晨离开红江。每纵队约六千人。”

按照军制，一个旅团的战斗人员不过三千余人，两个旅团加上米乐本人的司令部直属部队，总数也不会超过8000人，余下4000人，大概连随军长夫和后勤人员也计算在内。

当法军两路出发进攻北宁时，也是北宁桂军部署防御的时候。

二月初五日(2日)，唐景崧和刘永福率领刚刚按照滇军营制改编成的12营黑旗军约四千人，从兴化赶来北宁助战。

初八日(5日)，刘永福接奉徐延旭的指示，命其率兵会合北宁桂军进攻嘉林，并拨给饷银7000两。刘永福遂偕唐景崧前往会晤黄桂兰、赵沃共商战事。当时，唐景崧认为北宁桂军和黑旗军都缺大炮，无具攻人，须购到大炮再议此事；赵沃因攻芹驿关无功而返，主张再次攻打芹驿关；黄桂兰则欲俟楚军王德榜部到齐再议进取；两人都不愿意与刘永福合军攻打嘉林。

四人议论不一，意见分歧。在晤谈中，黄桂兰、赵沃及一些桂军将领有意无意地谈及黑旗军山西战败一事。

“面斥刘永福山西之失，致不能并力战守”。最后弄得大家不欢而散，“意不相洽，…遂致不和”。

二月十一日（8日)，法军第二旅在海军舰队炮火的支援下，进攻扶朗守军。扶朗守军是左路防营陈得贵、翟世祥、李极光、叶逢春等4营约一千五百人，兵力仅为法军的一半弱，而且“炮台无利炮”，众寡悬殊，优劣不敌，但仍奋起抵抗。

黄桂兰曾向张树声禀报战况：二月十一日法军竟以大兵轮五艘、板艇十余只，合教匪约五六千人，分四路围扑防扶朗营。

自辰至申接仗五时之久。法军越战愈众，枪炮密如雨点。陈得贵等将率队奋力神击，破其重围。激战中，翟世祥、李极光皆受炮伤，哨弁勇丁均有伤损，只得收兵撤出扶朗。这时北宁也已接到警报，派韦和礼率领三营士兵前去援救。

这支军队才走到半路，已接到扶朗失陷的消息。事后，对陈得贵早存成见的徐延旭致函黄桂兰、赵沃，指示要严惩扶朗守军：

“未战先逃，大属不成事体！尤可恨者，陈得贵一军并未接仗，带队欲逃，百姓见此景象，焉得不纷纷乱搬？若非弟大人传大令弹压，尚堪问乎！类如此等将官，理宜即按军法示众。…应请卉弟即摘去陈得贵顶戴，另择妥人管带该营，兄即拜疏奏参，不即正法，我弟兄已为厚道矣。”

实际上，“徐劾得贵首失炮台，得旨与党敏宣俱正法”。

对于徐延旭这种借力杀人的做法，唐景崧颇有微辞，他在日记中，一再强调陈得贵素骁勇，“守扶良不止得贵一营，而得贵独苦战半日，他营则壁上观也”。

“是日陈得贵力战半日”。

扶朗丢失后，北宁桂军知道大战在即，立刻采取了一系列的应急措施：

一是调远驻六头江的党敏宣所率大小八营回北宁助守，但是“党敏宣八营远避六头江外，屡调不至”。

徐延旭亦有函责之：

“党敏宣全军，屡见庆弟来函，俱云调回以顾根本，何以至今未到？纵使路多教匪，全军数营何难攻进开道？即无能不敢行正路，亦当绕道而来。乃亲见洋轮上驶，不即尾追，偷安坐视。本亦当摘顶，与陈得贵同科。”

二是增强涌球的防守力量。原议增调黑旗军1000人助守涌球，但因桂军将领与刘永福不和，黑旗军变计不守涌球。

“十四日(11日)，议以刘军千人守涌球，渊亭办地营十座。空晨忽变计不守涌球。或日，周炳林轻视之，故怒”。

从后来的战况来看，涌球的得失关系着北宁之战的胜负结局，因此，调党敏宣八营回顾及留黑旗军1000人共约四千余人守涌球，有助于大大加强涌球的守卫力量，是北宁战役中举足轻重的一着。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两条重要措施都落空了，这就注定了北宁战役的失败结局。

二月十四日，北宁清军已得到法军明日将要大举进攻的消息，形势十分急迫。黄桂兰、赵沃传集刘永福及统带韦和礼、陈朝纲、周炳林等，商定是夜四更造饭，天明出队。

由刘永福率11营居中路之左；以党英华、韦和礼、覃东义、覃志成、陈世华等五营居中路之右；黄桂兰、赵沃率亲兵前往中路督战，以当法兵最重之处；留陈朝纲、周炳林统带陈得贵、翟世祥、李定胜、叶逢春、李逢正、尚国瑞、蒋大彰九营专事涌球水陆之战。各营均要鸡鸣饱饭，天明列队，俟彼深入，则戮力痛进。

十五日（12日)，桂军和黑旗军已在榄山和桂阳一带严阵以待。

按照米乐事后的报告，桂军和黑旗军的阵地是这样的：

防线朝东南方向分开，以便既能保护六头江口，又能顾及拉贝水坝。水坝的左岸有个小堡垒，右岸有重重叠叠的地堡，紧邻水坝的村庄有七个四方堡。而最重要的防御工事建筑在榄山上，山顶上修有四座堡垒，堡垒的火力能控制海阳至北宁的公路。尖山的东边一个独立丘陵的峰顶上，还有第五座堡垒，这五座堡垒使这座巍巍高山构成一个重要的阵地。

根据中方的记载，则北宁桂军和黑旗军曾进行过激烈的抵抗：知黄桂兰多次报告都提到：当法军进攻时，他与赵沃率队亲赴战阵，自卯至申，诸军莫不用命，迭将扶良、桂阳两路吃紧大股法匪击退二次。

根据法方记载，清兵未作什么抵抗便已溃退；而根据清方记载，他们不但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而且多次击退法军的进攻。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载应作如何解释呢？我认为，除了双方记载都有夸张外，还与各自的价值观念不同有关。

清方击退的，也许只是法方的少数先头斥候部队，而这些部队的任务仅仅是侦察对方的火力，并非打硬仗，因而稍遇抵抗即撤退，让大部队来打硬仗，清军却认为是多次击退对方。

反过来，在法方看来，只有前膛枪和抬枪的清军的射击并不能致人死命，因为这种射击并无可怕，算不上真正的抵抗。所以两方的记载才有那么大的差异。

在黄桂兰、赵沃和刘永福的报告中，都提到他们的抵抗因为涌球的失守而动摇。

那么，涌球那边发生什么事情呢？

根据米乐的报告，当波里也率法军第一旅进攻黄桂兰、赵沃、刘永福等军据守的正面阵地时，尼格里率领的第二旅则在海军的协助下，避开正面的清军，而从侧而发起攻击，任务是夺取从横山的最后山坡起一直排列到六头江和拉贝水坝的村子。

队伍从早上6时30分出发，经过侦察，尼格里决定分兵两路：一路在海军的协助下从正面进攻水坝，一路则偷偷从后路袭取水坝背后的教堂，从背后威胁水坝的守军，腹背受敌的守军将只得突围撤退。

米乐所谓的拉贝水坝，大概即是中方所谓的涌球或冲沟(土语呼河为涌，桥为球)。关于涌球之战，黄桂兰、赵沃禀称：涌球水陆力战至申，各多伤亡。嗣匪勾通天主台教民截我军后路，暗挖塞河，各路仍力战。

又称：法军一面分队至涌球之塞河处所，与周炳林、黄云高、李逢桢等营接仗。正在相持，后面教堂向我轰炮，教民四起，我军腹背受敌，皆困重围之中。

二月廿一日，徐延旭奏称：

法人于十五日黎明，由河内添来悍党数千人，兵轮九艘，合前船众，由扶良水陆直上涌球，并分攻新河、三江口各处。驻防涌球之提督陈朝纲所部数营齐出抵御，总兵韦和礼、副将周炳林、都司李定胜、黄云高等营飞驰接应，自卯至申，敌已且战且却，因我军火药用完，被敌乘势夺踞涌球各土山炮台，我军败退涌球两岸。

但是，也有记载揭露涌球守军并未力战即弃阵溃逃。

如刘永福指出：

法军“将轮船二艘驶抵涌球，所有驻扎沿河一带防军十有余营，纷纷奔走。该匪远跳，势益增雄，即行登岸，炮声一响，而驻守涌球一带高山之防军数营弃枪抛甲，孤手直趋，该高山营盘被其占据”。

唐景崧在二月十七日(14日)就闻知：

“法国轮船突驶入涌球，而守涌球之提督陈朝纲两营闻炮顿溃，周炳林营在附近亦溃。”

他于战后受命点验桂军，曾将点验涌球守军的情况报告徐延旭，认为并未力战，建议给予严惩重治。涌球既失以后，北宁已无险可守，很快也就陷于法军之手。

关于北宁失陷的情况，也有两种矛盾的说法。

赵沃两次禀称，有涌球失守后，他曾赶徊北宁筹备坚守。

在二月十六日（13日)的一份以黄桂兰、赵沃共同署名，实际可能出于赵沃手笔的报告称：

法军“申刻已到涌球入城，张登憻已吹洋号迎之；桂兰等回城，已数之莫及。各勇以城不守，子药均存城中，其四方教民鸣鼓响应，坚围至夜，被该匪炮轰如雨，各勇心寒，渐私逃散。时势如此，桂兰等亦迫得乘夜而退，所有衣服、文案、公件、银钱均为彼有矣”。

而在二月廿日(17日)的报告中，赵沃更是绘声绘色地把自己描述成临危不惧的英雄：

涌球失守后，维时黄统领已先回城，刘团亦继回城外。职道迫得回城，商调慈山各军来援，以固根本。当已派差官前调，而该匪之炮已击入城。职道到城外，以慈山之军不能应急，饬令将饷项文案各人均皆入城，以为坚守之计。而该匪已由涌球分党将至北宁闸门。职道急饬田福志并小队新右军坚守闸门。当此事势已迫，商之刘团，许赏花红银二万两，夺回涌球山顶炮台，乃刘团再三不允。职道复单骑入城，营官林苑生等随至，而张总督、黄统领均已出城，刘团亦退。职道再四筹维，空城难守，当即下马，以为城失身亡，而报答宪恩，无如各哨弁差官及亲兵推拥出城，只得苟免偷生。

但据二月十九日(16日)黄桂兰给徐延旭的报告，声称他和赵沃在回北宁途中已知城失，并未进城即已退走，从而否认了赵沃所谓回城筹守的说法：

“缘是日敌人队伍枪炮多我数倍，益且精利较胜。维时春娥杜教民由后杀出，施放枪炮，各军腹背受敌，皆困重围之中，犹与混战，至暮未退。旋闻法入已由陆路窜踞涌球，分兵进取北宁信息，弟遂偕庆翁率队透围而出，急急回兵，冀图返城坚守。不料张登憻带领女眷及南兵多名，大开城门，先行走避，假称亲往刘营求援等语。致令城厢内外民人，见之纷纷惊逃，而近城教民人等，穿戴鬼衣鬼帽，起兵应敌，导引法兵入城，四面拦路劫杀。弟与庆翁半途得此警报，知北宁城已失陷，回救无及，登即商定兵分两路退走，以便沿途招集溃出勇丁，免使溃散莫聚。”

在稍后给张树声的报告中，黄桂兰重复了上述说法。

法方记载对赵沃的说法也不利：

“这位阿尔及利亚的将军(尼格里)激战终日，占一个又一个的高地，一座又一座的堡垒，攻陷无数的村庄与庙宇，他仍然紧迫地前进，只遭调到比另一纵队多一点点的抵抗而已；不过他进逼得太厉害些，以致踩到了中国军的脚跟就是了。

向北宁进军的最后一天，法军死五人，其中一名是伍长，被一发炮弹切为两断，并有二十五名受伤。中国军放弃一切抵抗的念头，只想法渡过六头江。五点钟时，炮队从北山上轰击北宁，但华军业已撤出该地。六点时，法军纵列进入。”

就是说，在法军的紧逼追击下，清军根本没能组织抵抗，赵沃所谓的种种守城措施，可能只是事后的谎报而已。

北宁丢失后，北宁桂军及黑旗军已全无斗志，纷纷向谅山方向溃退，急于进兵兴化的米乐认为继续长驱紧逼未必有利，只须再攻片谅江府作为前哨阵地即可。

于是又分出两支轻骑兵，由波里也率第一旅的2000人，携带八天给养，追击太原一路的清兵。在太原城下，清军曾企图组织抵抗，但在法军威力强大的洋枪洋炮的打击下，很快就崩溃了，法军顺利地占领了太原。

根据米乐的明确命令，波里也没有留下军队踞守太原，而是很快全军撤回北宁和河内，以便参加兴化之役。

当法军退出太原后，陈德朝于三月初八日(4月3日)督纺所部及军功方金安、罩志成等五营，挑选奋勇，连夜疾趋，于初九日（4日)收复太原和富平。但法军很快又将清军赶走。当法军撤出后，清军又再次占据太原。

不久以后，法军再前来，清军焚毁太原后撤出，留给法军的只是一片焦土。

另一路法军2000人由尼格里率领，携带六天口粮，追击谅江方向的清军。二月十八日（3月15日)法军攻打谅江，清军于德富、甘乃斌、李定胜、晋文治等营败绩，李定胜与帮带郭涌泉俱受伤。时党敏宣适以未战，全师过谅江遇敌，诡称觅统领，驰去不顾。十九日，法军进攻离郎甲20里的左溪，提督王洪顺所率绥南四营败绩，退往屯梅，法军进占古郎甲。清军军火屯积于此，至是尽落敌手。

北宁之战，据米乐报告，法军阵亡26人，重伤3人，轻伤22名。而据徐延旭三月初十日(4月5日)奏称：自二月十一至十九日，扶良、涌球、谅江、郎甲各战，将士拼命，敌炮纷飞，实属凶恶异常。现据已报到者，伤亡勇丁一干余人，其营官、哨弁自副将以至干把受伤者二十余员。

阵亡十员为：

统带镇南右军兼带中营提督衔记名总兵克勇巴图鲁韦和礼，在桂阳县打仗，炮断右臂，越七日因伤身故；

镇南左军中营哨官游击刘国勋，在涌球打仗阵亡；奋勇副营帮带都司衔守备黄效忠、差官把总班有兴、外委曹正亮，三员均在尊云社打仗阵亡；镇南中军中营差官守备刘辅贵、龙殿邦，二员在揽山凤毛墟打仗阵亡；镇南中军左营哨官守备陶承德，在桂阳县平田村打仗阵亡；镇南前军中营哨官守备卢威志，在粤云社打仗阵亡；镇南右军中营差官把总韦家福，在凤毛墟打仗阵亡。

三月十五日(4月10日)，张树声奏称：黄桂兰所部左营打仗受伤身故及当时阵亡将弁共28员名，阵亡勇丁510名，受伤勇丁234名，赵沃所部右路各营未据报有临阵伤亡者。

将中法双方的伤数字作比较，可见北宁桂军是遭到了严重的挫败，而法军却是轻易取胜。

导致援越桂军北宁战败的原因，首先应归结为法军人多势众。

进攻北宁的法军是由新式洋枪洋炮洋舰武装起来的两个旅约八干人，这在当时是一支相当强大的攻击力量。

其次，因为越南政府的投降法国，作为清军参加这次作战的基础“援越”已不存在，官兵缺乏作战的目标和动力，以至一触即溃；

再次则是清政府的决策不当，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开始，清政府并无意与法军兵戎相见，却惑于“示形慑敌”策，下令战斗力较差的广西防军入越。等到弄假成真，大战在即的时候，清政府再想在短期内加强援越桂军，却已是远水难救近火，缓不济急了，最终无助于彻底改变援越桂军的状况。

最后，是桂军本身那种将帅无能、士卒羸弱、装备窳劣、军饷不充的状况，也不足以担负抗法的重任。

《申报》曾载文指出：在北宁之战中，华军并不与法兵力战。这种低下的战斗力，引起法军对清军的轻视，成了后来他们敢于轻易向中国挑衅的原因。

因此，北宁桂军的惨败，不权是自身的悲剧，也是国家和民族落后造成的悲剧。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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