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易·艾黎和中国工合运动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于一九三八年秋在汉口成立以后，艾黎就带领了一些人员到江西赣县成立了东南区办事处，开始在这个区的一些据点组织各种工业合作社。卢广绵、吴去非等人则到了陕西宝鸡开辟西北区办事处，并在陕、甘两省若干据点发展工业合作社。一九三八年底工合总会西迁重庆，就在重庆成立了川康区办事处，并在四川一些县成立了事务所。接着一九三九年中，浙皖区、西南区、云贵区、晋豫区也相继成立。到一九四〇年六个区所辖的事务所达八十余处，合作社到了一千以上，不算合作社社员，只工业合作协会各级工作人员即达一千余名。合作社的业务范围包括纺织、造纸皮革、皮毛、机器、木器、印刷、瓷器、缝纫、文具等等二十余种。即以甘肃而论，一九三九年在兰州、天水、平凉等地相继成立了事务所，在兰州一地组成了棉毛纺织、皮革、皮毛、缝纫、木器、机器、陶瓷等三十多个合作社。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六年之间，在兰州工合范围内除了各种基层合作社以外，还有工业合作联合社、工合供销处、工合金库、军毯试验厂、培黎学校、工合医务所等机构。其他地区工合机构简单复杂的程度不等，但至少都包括一个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指导单位和若干工业合作社的基层单位，二者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合作社自负盈亏，指导单位的行政开支都由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担负，合作社并不负责。
除了蒋管区的工业合作社以外，在解放区和延安等地，也成立了工业合作事务所，组织了不少军需民用产品的工业合作社。但这些工业合作社是由国际捐款援助开始发展的，完全受解放区党政的直接领导，与蒋管区的工合总会无直接关系。
工合运动在名义上虽是由孔祥熙领导，在开创之初有不少行政上的大事也是由孔祥熙亲自过问，但影响这一运动发展最有力的人物则是路易·艾黎(RewiAlley)。
艾黎是新西兰人，年青时应征入伍，参加过第一次欧战，以后来中国参加过不少次国际救灾工作，抗战前任上海英国工部局工厂视察，他久在中国，很熟悉中国社会情况，并同情中国革命。他在国际上有不少联系，和英美国家的一些政治人物也有良好的关系。因此工合运动一开始就受到国际上的注意，特别在英、美两国关于工合运动的宣传更多。在这种国际宣传中，中国工合运动被描绘成为在中国抗战中出现的以艾黎为中心的“经济的民主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九三九年在香港成立了由许多同情工合运动的中外社会人士所组织的“工合国际协会”。这个组织担任与国外联系，接受和统一分配由国际上给中国工合运动的捐款。不久在美国纽约成立了中国工合美国促进会，在英国伦敦成立了中英发展协会，一九四二年以后，行政院停止了对工合总会行政费和事业费的拨款，从此工合运动的主要行政费和事业费大部依靠美国促进会的拨款，一直到抗战结束之时。美国工合促进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美国援华会”八个成员之一，美国政府每年从战时救济费项下拨给该会八百万美金，工合促进会分得一百万美金，此外该会也接受一些私人的零星捐款。该会除了扣留一部基金外，其余全部分期汇拨工合国际协会，国际协会则拨工合总会以及各地工合机构的申请计划统一分配。英国以及其他地区的国际捐款为数甚少，多是指定用途的。抗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停止向美国援华会拨款，美国援华会开始自行捐募，所得甚微。因而美国工合促进会向中国工合事业也不能再捐拨巨款，只有少数款全部拨给培黎学校和其他少数地区。中国工合事业从此也就成为衰退停顿状态，范围一再缩小，许多合作社解散了，中国工合协会的各级机构只留少数人员。在全国解放的时候，除了山丹培黎学校以外，各地工合事业都处于奄奄一息，或只具一个空名而已。
二、中国工合运动的内外斗争和
培黎学校的创立与发展
(一)中国工合运动的内外斗争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虽是由少数人发起，由于它适应了抗战初期的形势，很快获得一部分社会人士的支持，特别是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具有吸引力。孔祥熙等这些头面政治人物为了争取其自身的政治资本，扩大自己的势力，也竭力支持。所以这个运动在一九三八年开始以后，很快就形成为具有全国性的声势相当浩大的合作经济力量。但由于这个运动发展过快，既没有统一的思想理论基础，也无基本干部，又必须依赖一部分反动势力来支撑门面，它吸收来的干部是形形色色的，思想作风、政治观点十分复杂，而一些反动的政治势力如CC派也从外部打击。所以在这个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也形成了极其混乱的内外斗争的局面。两种最主要的斗争是工合运动与CC派合作系统的外部斗争，另一种是艾黎和孔祥熙及其派别的内部斗争。最初CC派反对在中国存在两个合作系统，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就对孔祥熙力，夺取了川康区和西南区两个办事处的领导权，并在总会与西北区办事处等机构挤进一些人来，后来这些人看到了工合环境复杂，无法施展伎俩，也就相继退出。以后他们就通过各省的合作事业管理处、社会部、省市党部和三青团等机构对工合在各地的活动尽力刁难，加以种种限制。至于CC与军统特务对各地工合内一些个别人员的迫害，则始终没有停止过。
艾黎和孔祥熙及其派别的斗争则是工合内部最起决定性作用的斗争，它影响到工合发展路线，也形成艾黎最后在甘肃创办山丹培黎学校的局面。
在工合运动的初期，由于孔祥熙的支持，艾黎的工合梦想才得以迅速实现，所以他或多或少对孔祥熙抱一些幻想。由于艾黎在国际上的关系，工合运动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宣传，在蒋政权亲美崇美的形势下，孔祥熙是乐得在国际上把自己装扮成这样一个“抗战的经济民主运动”的领导人的。所以孔祥熙对初期的工合运动很“热心”支持。在参政会为了工合他也受了反对派很多的攻击。他不仅尽力庇护工合和CC对抗，而且有些基层工作人员被特务迫害时，他也打电报援救，当然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借工合运动建立他自己的势力。所以当时艾黎和孔祥熙关系密切，随便出入孔的官邸，犹如孔的亲信干部。其他头面人物如宋美龄也对艾黎加以特别垂青，常把艾黎称之为“路易，亲爱的”。这时艾黎不仅对孔、宋等头面人物还寄托着不少希望，甚至有崇拜的心理。如一九三九年工合总会在重庆举行产品展览，他曾嘱咐一个陶瓷合作社烧铸孔的瓷像送去展览。可是艾黎和孔、宋等人毕竟是同床异梦，不是同路人，所以在一九四〇年以后就现出显著的裂痕。艾黎出身于新西兰农民家庭，年青时代深受英国合作运动改良主义影响。他在参加中国历次水旱大灾的救济工作中，在上海担任英国工部局工厂视察时，看到过不少中国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对中国劳动人民具有一定的同情，而对那些剥削阶级、老板、官僚有时颇为厌恶。他经常是提着行李袋旅行各地，视察合作社，鼓舞工作人员和合作社社员。他希望孔祥熙能拿出大批的基金投在合作社的生产事业上，他希望工合协会的干部都能抛弃了作官发财的思想，把力量贡献给这个新兴的合作事业。所以他对孔祥熙安插在总会整天坐在办公室争名夺利的高级人员总干事、处长之流，经常给以无情的抨击。艾黎当时的思想具有不少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成份，对合作社的援助具有浓厚的恩赐观点。但他对中国劳动人民同情，自己吃苦耐劳，日夜奔波，深受当时工合运动各地基层干部和社员的敬佩，有的人曾把他称之为工合运动的灵魂。
可是，孔祥熙怎样?他把工合事业看成为他自己的个人资本，正如他所管辖的中央银行和中央信托局一样。当然他不会关心群众性的合作事业，他头脑里只有贪污搜刮、投机倒把，为个人发财。当时孔派在总会的掌权人物，头脑里也不顾各地合作社资金缺乏，生产经常处于停顿的困难处境，却用很大部分基金成立了与合作社无关的全国供销处。他们到缅甸买了一辆小卧车和若干辆卡车，借合作供销处之名，实际搞商业运输，从事战时的投机生意。因此，孔与艾的这两种倾向越来越向两极化发展了。
艾黎和孔祥熙派的斗争，由于工合美国促进会的捐款分配更加剧烈了。一九四一年以后，美国工合促进会向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捐款不断增加，英国也有不少零星捐款。他们都是直汇香港工合国际协会统一掌握。这时艾黎是以美国工合促进会的驻华代表名义，经常巡视各地工合事业。香港国际协会和英美工合促进会关于捐款的使用，都是听取艾黎的意见;而孔祥熙和工合总会的人则认为这些国际捐款应全部由总会掌握分配使用。尤其因为在一九四一年以后，行政院停止供给工合总会行政经费，工合总会极望获得美国捐款支持开支。艾黎和国际协会和美国工合促进会始终没有让步。他们根据艾黎的报告和各地工合机构的业务计划直接分配，直接汇给各地，只通知总会转账。同时只分配给工合总会一部分行政补助费。这一斗争的结果，行政院取消了艾黎的专员名义，特务机关限制了艾黎的巡视活动，不给他签证，不核准他乘坐飞机。在纽约的美国工合促进会则进行了改组，把他们认为亲孔祥熙和亲蒋政权的理事们统统清除出去。到一九四三年以后，由于工合依赖的国际捐款的经济权完全操在国际协会和美国促进会或者说艾黎手中，工合总会逐渐变成了范围很小、权力有限的组织。孔祥熙也逐渐失掉了对工合的控制权。以后孔下台后，宋子文任行政院长职，也接替了孔担任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代理事长(这是征得黎同意的)，但宋子文对工合只是应付，他派到工合总会的总干事无经济实权，也没有起什么作用。
由于蒋介石政府限制艾黎的旅行，从一九四二年起的年代中，他的活动基本上是在陕甘两省的工合范围内。据艾黎告诉我，蒋政府曾通过英国大使劝说他离开中国到缅甸去领导英国抗日游击队，但他没有理睬。凭着他“中国通”以及他和工合基层人员的关系和他的国际威望，他根本不管护照签证，在陕、甘两地到处旅行视察合作社。这时他除了把希望寄托在兰州、汉中和其他几个地方的工业合作事业并尽力支持外，他最关心的是双石铺和兰州的两个工合培黎学校。他大部时间是轮流住在这两个学校，和学生们朝夕相处，按照他的方式教育这些学生。
(二)、几个培黎学校的创立与演变
1.艾黎的教育思想和培黎学校名称的由来
在工合运动里，曾创办过几个培黎学校。最初是在江西赣县，以后在宝鸡、洛阳，后来在双石铺、成都、兰州、山丹。这些培黎学校都是按照艾黎的建议和他的教育思想创办的。经费都是依靠国际捐款，学生入学都是免费，并供给衣食。抗战末期，闻名英、美的只有山丹和兰州二校，其他各校都已相继停办。兰州培黎学校也于一九四七年停办。山丹培黎学校是到解放时仅存的最后一个，也是艾黎亲自主持的。所以山丹培黎学校最具有艾黎自己的教育思想的典型特点。
艾黎为什么到处创办培黎学校?为什么把它们叫做“培黎”学校?培黎学校体现着什么样的教育思想?为什么在山丹建立一个最后也是规模相当庞大的培黎学校?在下面我们进一步谈这些问题。
在工合运动迅速发展中，不仅资金的供应远远不能满足各地合作社生产的需要，而干部的缺乏更为严重。各地区办事处、事务所都相继举办各种训练班，以解决这一问题。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之间在成都，工合总会英国顾问戴乐仁和一些工合人士曾和金陵大学合办过工合高级人员训练班，企图培养具有合作理论和业务实际的中级以上的干部人材。但艾黎对干部的培养训练，另有他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一般中学生和大学生头脑里都装满了升官发财的思想，不肯为工合事业的理想牺牲自己，更不肯长期地呆在合作社里和一般劳动人民的社员同甘共苦。他认为应该选拔工农家庭出身、具有小学文化程度、思想还没有感染坏的少年儿童，施以合作教育和技术教育，把他们培养成能用手用脑而又肯到农村中从事工业合作事业的人才，作为工合运动的骨干力量。他把工合运动前途的最大希望放在这种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上。这就是培黎学校教育的基本目的。
“培黎”这个名字也有它的来历。培黎二字是英文字Bailie的译音，这是一个美国人Joseph Bailie的姓，约瑟夫·培是二十世纪初来华的一个美国传教士，他是南京金陵农学院的创办人，但他办起金陵农学院以后就离开了。他认为中国最需要的人才不是大学生，而是普通工人和工程师之间的中级技术人员。他认为这种人才的训练，不必多学理论，而应多重实际。于是他在上海办起了这样一个学校，招收了一些贫苦家庭出身的中学生，给以六个月的训练，就带到美国。他说服了福特汽车制造厂，把这些学生收为练习生。但他的这种教育计划并未成功，因为他带到美国的这些学生，都一个一个的进入了美国大学。后来培黎又带了一些人到东北什么地方从事开垦，遭到了所谓“土匪”袭击，几致丧命。以后他又在中国从事“华洋义账会”的救灾工作。抗战时他早已返美，老迈失业，贫病交加，靠朋友救济生活，最后以手枪自杀，结束了自己绝望的生命。艾黎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来华，从事救灾工作，即和培黎一同工作。他深受培黎自我牺牲精神的感动，佩服培黎重视实际的教育思想。这是他以培黎命名其所提倡的学校之由来。我和艾黎共事之日，常听他津津讲述培黎老人的生平事迹。培黎学校之名,很少人知其真实意义。曾有人把它解释为“培养人才等待黎明”，实际上这是误解。
2.双石铺和兰州两个培黎学校
几个培黎学校中，赣县、洛阳、宝鸡、成都等地的培黎学校，学生人数少，教员不固定，除了免费并供给学生简单衣食外，没有确定的教学计划，只存在了很短时期就先后都停办了。一九四三年以后，基本上只存在着双石铺和兰州两个培黎学校。双石铺培黎学校成立于一九四〇年，属工合西北区办事处管理，学生多是无家可归的战时难民儿童。但由于没有固定的负责人，最初两年经常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一九四二年，由英国青年乔治、何克负责以后，才逐渐走上轨道(何克原任工合西北区办事处英文秘书)。
何克是英国著名基督教社会服务家M·莱士特女士的侄子，自幼受他姑母的教养，具有为贫苦人民服务的理想。他于抗日战争开始后来到中国，希望作些对中国人民有利的服务性工作。他曾在晋察冀和晋东南等抗日根据地呆过一个短期，对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一面抗日、一面从事生产的蓬勃精神，有不少认识和感染。所以他负责双石铺培黎学校后，与学生同吃同住。他不仅教会学生唱很多抗战歌曲(他能说流利的中国话)，也和学生共同劳动。这种作风和教育方式，不仅引起特务们的注意，而且也受到当时工合西北区办事处负责人的非难。
兰州培黎学校是一九四二年秋创办的。校址在兰州河北穆柯寨。我当时负责兰州工合事务所工作，兼任该校校长，但实际上由我爱人王贤琳负责。这个学校的学生最初有三十多名，以后增至六十多名，基本上是甘肃农村的贫苦子弟，合作社社员的子弟，一部分来自双石铺培黎学校。这个学校最初经费很少，设备简陋。在一九四四年以后，工合国际协会的捐款逐渐增加，设备也逐渐扩充，有纺织、裁绒、机械、化学等实习工厂。学生上午上课，下午实习劳动。由于在兰州聘请教员比较容易，所以兰州培黎学校的文化课程较为扎实。半工半读的职业训练则和双石铺培黎学校是一致的。但教师与学生共甘苦的精神却不及双石铺学校，虽然也是师生共同劳动。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之间，艾黎大部的时间，是轮流住在这两个学校。由于兰州处于交通要道，兰州工合事业受到不少英美人士的参观访问，所以艾黎对兰州培黎学校也特别加以扶植。如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生物学家李约瑟于一九四三年旅行西北时，经常与艾黎在兰州培校共处，十分欣赏这种教育方式，对这些中国农村出身的贫苦子弟特别关怀。他在艾黎的同意下曾挑选了两个兰州培校的学生，于一九四六年送往英国合作学院，学习纺织深造。
3.双石铺培黎学校迁移山丹
一九四四年，中原日寇蠢动西进，陕西受到威胁。艾黎和双石铺培校主持人何克决定把学校西迁甘肃。在地址的选择上，一时不能决定。当时我和我爱人王贤琳建议把双校迁移兰州和兰校合并，由何克主持。但艾黎不同意这一办法，而主张选择兰州以外的一个地点。艾黎也考虑到岷县、天水、靖远等地，但都认为条件不够理想。最后他去和甘肃建设厅长张心一(艾黎和张心一是多年老友)商量，张心一认为河西山丹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地方，因为有煤有铁有陶瓷、玻璃等原料，对发展小型农村工业是十分有利的，而且可以利用祁连山的雪水和地下水，发展农牧业也大有前途。艾黎于一九四三年冬和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去玉门和敦煌参观时，曾路过山丹，对这小小古城已有很深刻的印象。张心一的这一建议深中艾黎的心愿。于是双石铺学校迁校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他认为这是培黎学校建校很理想的地方。
不久，大约是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间，由兰州事务所派了一个职员携带公函随艾黎到了山丹，进行筹备事宜，和山丹地方政府商议结果，租得山丹城内一座很大的古庙，并租了一些民房。他亲自率领一些工人把这座古庙多少年的灰尘积垢清除干净，准备迎接双石铺学校的师生到来。
一九四四年冬，西北遭到多少年来少有的奇寒的袭击，气温最低时达到零下二十九到三十度。抗战时的西北交通更是困难，把双石铺培黎学校的五六十名师生和设备全部由陕西双石铺运往山丹，将近一千公里的路程是十分不易的。但双校的全体师生在何克的率领下，把设备行李用胶轮大车拉上，他们则徒步走到兰州。然后才找到卡车运往山丹。大约在一九四四年年底，双石铺培黎学校全部迁到山丹，改名为山丹培黎学校。在艾黎和何克领导下开始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学校。但艾黎并不直接主持该校，他还是在山丹、兰州两地轮流照料。
4.何克的死和艾黎亲自主持了山丹培黎学校的创建工作
在抗战时期，在山丹建立一个半现代化的技术学校，当然是十分困难的。不论物质条件和交通运输，都比双十铺更差。但何克觉着这一小小天地有山有水也有不少工业资源，对培黎学校是一个有广阔的发展场所。在学校搬到山丹后，师生和设备都增加了不少。在古老的大庙里，安装起二十班的发电机和六百纱锭的印度小型纺纱机。同时也开始陶瓷、造纸等实习厂的准备工作。何克每天带领教员和学生愉快地工作。他在这里不是仅仅要办一个学校，他下了决心，长期地留在山丹，要“建设山丹”。他编了一首校歌，有这样的两句话，“活在山丹，死在山丹”。谁知竟成了他自己的挽歌。
一九四五年七月初，何克露在草鞋外面的大脚指头，碰伤了，他没有注意。到七月中旬,破伤风开始发作,由于当时山丹没有现代医药设备，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等我得到电报，请了医生携带药品驰往山丹援救时，他已经于医生到达前几小时去世。
何克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培黎学校，他让别人拿来纸笔，用他颤抖的手，模糊的眼睛，在纸上写了几个歪歪斜斜的字“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
艾黎这个时期正住在山丹。他认为像何克这样的人材，像山丹培校的这样办法，才是他的真正希望。他对何克的死甚为哀恸。立刻决定不再到处奔跑，决心跟着何克脚踪之后，“活在山丹，死在山丹”。他在埋葬了何克回来，拿起纸笔也写下了他的遗嘱:“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并请几个学生和我在上面签字作证。从这个时候起，艾黎就亲自主持了山丹培黎学校，并在他的建议下，我担任了这个学校的兼任校长。
5.山丹培黎学校的扩建和山丹、兰州培黎学校的董事会的成立
(1)山丹培黎学校的扩建
艾黎亲自主持了山丹培黎学校以后，他的思想几乎完全集中到山丹，其次就是兰州培黎学校。由于艾黎的力量，工合国际援助机构也全力支持这两个学校。工合运动其他事业都成了次要的东西。所以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两年中，这个学校的经费、师生人数和设备都增加了很多。一九四六年春，美国工合促进会在琉球岛美军基地购到十万元美金的剩余物资，其中一大批较完整的设备，如卡车、中型吉普车、发电机、车床、工具等都分配给山丹和兰州两个培校(大约分配给山丹培校三分之二，兰州培校三分之一)。一九四六年至四七年度美国工合促进会通过香港国际协会汇给山丹培黎学校的经费(包实习厂、开矿、农田、水利经费)大约为一亿五千万元左右法币。分配给兰州培黎学校的经费是法币一亿元左右(包各实习厂与建经费)。根据我的记忆很难确定这些数字的实际价值。但可以肯定说，在全国工合范围内任何其他事业所得援助都比这些数字少的多。国民党政府所办的中级技术学校，在经费和设备上更是望尘莫及。美国工合促进会和英国合作机构等除了经费和设备的支援外，也派了技术人员到山丹培黎学校。因此,从一九四四年底双石铺培黎学校迁移山丹后的两年中，山丹培黎学校有很大的发展。一九四五年初，该校学生大约在一百人左右，教职员大约为二三十人，其中只有英籍教员一人(即死去的何克)，在设备上有一套二十陆的发电机;一套六百纱锭的小型纺纱机和一个十分简陋的陶瓷厂。到一九四七年底，学生达到三百余人(多是河西各县的农村子弟)，教职员中除艾黎是纽西兰籍以外，还有美、英、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奥地利等籍的外国教职员，其中有机械师、电机师、化学家、地质家、畜牧家、医生。该校所附设的生产事业(即学生实习的场所)，有纺织、裁绒、机械(包括翻砂、模型、锻工、机器等车间)、陶瓷、玻璃、皮革、造纸、煤矿、地下水利用工程、垦荒、澳洲种羊的畜牧、地质勘探、测量、医院，等等。这样一个庞杂的学校教育体系，不仅当时在中国国内没有，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这是一个新的教育实验。加以在国际上的宣传，山丹培黎学校引起很多世界人士的注意。
艾黎的这样一个教育实验的目的是什么?他对我谈论过的一些关于山丹培黎学校的发展的看法是这样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是由于工业和人员集中在大城市，他又认为原子弹时代，工业不能集中在城市;因此，发展分散的乡村工业是唯一的出路。他要在山丹实验一个乡村工业化和农业、畜牧业等等综合利用和综合发展的宏伟计划。他把工矿农牧业的联合发展作为改造山丹乡村经济的途径，同时以此作为培养人才的手段。他反对中国传统教育，他说，上了中学、大学的人就不肯回到农村，只想升官发财。他也反对只念书不会作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形式教育。所以他要从农村中招收一些贫苦子弟，从小就让他们又念书又劳动又学技术。他对学生的信任远远超过中国教职员的信任。只要看到一个孩子是他很喜爱的，他就会把很大的责任交给他。或者管理一个工厂，或者管理一部崭新的机器，或者带上一批很大的款去采购。他的教育口号是“创造、创造、创造”。所以山丹培校教育的一个很大特点是让学生在“做”的实践中自己去学习。各个部门基本是由艾黎所信任的一些青年学生所掌握的。基础理论、系统知识的课程虽然有，但显然是不够重视的。如果我们说艾黎在培黎学校的教育思想上是重实际而轻视理论，也不是过分之辞。
(2)山丹培黎学校和甘肃省政府的关系
在甘肃省政府里支持山丹培黎学校最力的人是建设厅长张心一。张心一是艾黎多年老友，很欣赏艾黎对培黎学校的这种作法。他不仅帮助艾黎选择了山丹这一地址，而且在山丹建校工作上给了很大支持。他在省主席谷正伦面前为艾黎和培黎学校吹嘘。比如在山丹建校之初，他提请谷正伦把他建设厅的一个职员派往山丹担任县长(庞衍绪)，以协助学校解决各项问题。以后艾黎很不满意这位县长，就根据张心一的意见，又调换了一个县长。又如山丹培校计划开采煤矿、开荒，向建设厅申请矿权和请领荒地，张心一立刻批准。所以艾黎把张心一看成为山丹培校创办人之一。
由于艾黎的关系，吸引了不少英、美人士来兰州和山丹参观工合和培黎学校，其中也有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如英国工党议员胡特，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一九四四年,华莱士访华经过兰州时也参观了工合，他的高级随员欧文·拉铁摩尔和约翰·文森也参观了培黎学校,谷正伦支持山丹培黎学校,也正是要在这些英美人物中提高他自己的身价。另外，在抗战期间，甘肃工业落后，山丹培校经常有大批技术设备从国外运来，他认为有些技术人才,对他的反动政权是有利的。所以山丹培黎学校在一九四五一四六年之间能迅速发展扩大，固然由于英、美工合国际机构的大力支援，也是由于张心一和谷正伦等政府力量的支持。
(3)山丹、兰州培黎学校董事会成立的经过
艾黎把山丹培黎学校看成为他最心爱的幼儿，全力扶持。他也很重视兰州培校，他常说山丹和兰州两个培校是一个人的两条腿,互相依赖,缺一不可。根据我的理解,兰州培校虽不能处处称他的心愿，但大体上还是符合他所希望的培养方向的。另一方面是兰州交通方面，兰州培校可以作为山丹培校的一个转运据点。同时兰州培校易和外面接触，宣传上是很便利的。另外兰州事务所和兰州培校可以替山丹培校维持必要的社会关系。
山丹和兰州培黎学校的迅速发展，需要很大的经费。这对全国各地的工合事业当然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两个学校和工合全国总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尖锐矛盾。由于艾黎的关系，工合总会无权过问这两个学校，它们直接受工合国际协会以及美国、英国等工合促进会的援助。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这两个学校不受工合总会的领导，就没有合法的地位。艾黎的想法就是成立两个培黎学校的董事会。一九四五年，他曾请求当时工合总会理事会代理理事长宋子文出名聘请一些人(按艾黎提出的名单)成立培校董事会，宋子文没有答应。一九四六年夏，我赴美考察之前，艾黎和我又商讨过这一问题，我们都同意坚决不向甘肃省教育厅注册。但如果这两个学校没有合法地位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决定在兰州自行组织董事会。我们商量的结果是由艾黎代表美国工合促进会，由那时已回国的英国人戴乐仁代表英国工合促进会和建设厅长张心一代表中国社会，由这三个人出名聘请人员组织董事会。董事会的人员除了这三个发起人外，包括工合总会总干事、兰州工合联合社主席和我(兰州事务所主任兼两个培校校长)，此外再聘请两名兰州的在野士绅。我从山丹回来后，就和张心一商量此事。但他建议他只作董事，代表中国方面的发起人，建议由省主席谷正伦担任。兰州社会方面的两位士绅，我提出裴建准老先生并由裴老先生介绍邀请了水梓老先生。于是张心一和我一同去见谷正伦,他欣然答应。于是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即由艾黎、戴乐仁、谷正伦三人的名义，按我们提出的名单，聘请了张心一，工合总会总干事张福良、工会总会总视察孟受曾、工合联合社主席王俊三、社会上士绅裴建准、水梓还有我，成立了董事会。这一董事会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举行了成立会(谷正伦未出席，(艾黎由当时在兰州参观视察的美国工合促进会总干事蒲爱德代表出席。在这次会里推举了谷正伦为名誉董事长，艾黎为董事长。这就是山丹、兰州两培校董事会成立的经过。艾黎只是藉这个董事会的组织使学校取得合法地位，实际上这个组织只是虚具空名而已。
三、工合运动的危机和山丹培黎学校独立发展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从一九四六年起，美国政府不再向美国各救济联合团体拨款。美国援华会不再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它所属的八个援华机构也就不能再从美国援华会得到大笔收入。一九四七年年初，美国援华会开始向美国社会募捐。我当时正在美国,也参加了工合促进会的部分募捐活动，但所得捐款寥寥无几。根据我的记忆，美国工合促进会一九四七年的收入不及一九四六年的十分之一，能汇到中国工合事业各机构的钱就更少了。而且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外汇牌价大约只抵美金实际价值的四分之一。所以即使把美国工合促进会的收入全部分配给两个学校，也远远不能应付这两个学校的需要。而且上海工合总会及香港国际协会等机构的行政开支也靠这些美国捐款。因此工合事业机构不得不再加以压缩。当时纽约工合促进会大部分人都主张把很少的这一点收入只分配到三个地方:一是山丹培黎学校，二是兰州培黎学校，三是山东解放区工合事业。但是这个款数也是很少的，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但是山丹培黎学校还在发展。纽约工合促进会为了建议艾黎压缩山丹培校的事业，曾引起艾黎的很大反感。在经济危机的威胁下，艾黎便于一九四七夏停办兰州培黎学校。艾黎停办兰州培黎学校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当时我和我爱人正在纽约，工合纽约促进会很大一部分人以及兰州培校师生和校董会绝大部分人都不同意突然停办兰州培校)，但据我的理解，经济不足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一九四七年秋以后，山丹培黎学校便成为最后存在的独一无二的培校了。我也于一九四七年秋回国后辞去山丹培校兼校长的名义，并由艾黎的提议推举张心一为山丹培校兼校长(实际上他已于一九四七年春离开甘肃)。
山丹培黎学校成为唯一存在的培校以后，美国工合促进会所能给它的经济援助仍然远不能满足它的需要。这时新西兰、澳洲等工合促进会对山丹培黎学校虽尽全力支持，但力量也甚微小。于是艾黎便凭他个人关系向当时美帝国主义政府和蒋介石政府合组的乡村工业示范处(即善后救济总署的后身)请求援助，并以协作的方式,获得该会大批的物资、经济和人员的援助。山丹培黎学校从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中，主要是靠这一机构的援助维持。
一九四九年解放前的一段时间内，山丹培黎学校又获得农村复兴委员会(美国政府与蒋介石政府合组的)的大批援助。除了在山丹利用该会大批物资和经济维持其各种事业外，艾黎又派遣一些山丹培校的学生和农村复兴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主任萨汉民(美国人)到甘肃景泰县开展地毯、洗毛厂等工作。至于这个学校和乡村工业示范处和农村复兴委员会协作过程的内幕，以及该校到解放时的各种措施，我就不清楚了。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这个学校，改为甘肃省石油技工学校。
四、山丹培黎学校往那里去?
上面我根据个人在工合运动中前后亲身经历的一些主要事实，叙述了工合运动和山丹培黎学校的关系以及山丹培校创立经过。我们从这些事实可以大体上了解山丹培校的教育目的和一般训练的方法。对这个学校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我在这里只提出一些当时有关的情况和看法。艾黎和支持艾黎的人士基本上是反对蒋政权、同情革命的。但工合运动和培黎学校在解放前从来不敢公开地表示政治态度。而在培黎学校的训练内容里也从来不包括政治的训练，只强调业务学习和技术训练。艾黎在培黎学校的做法上是希望在国民党区内躲开政治，搞自己的经济建设和培养训练。一九四六年，有一个外国新闻记者uri zdnobnikov(苏联国藉，上海《密勒评论报》记者)，听到了培黎学校是一个进步的学校，来到兰州和山丹看了这两个学校。他和我谈了不少关于培黎学校的问题，最后他表示了他的看法，认为培黎学校的环境好像是“社会内的一个小社会”。他在上海《密勒评论报》上发表了两篇关于培黎学校的报道，批评了培黎学校是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教育训练。还有一个美国的进步青年Harley Moore，慕山丹培校之名来到山丹培黎学校工作，不久他就失望而离去。他对我表示，他认为培黎学校主要的问题是没有政治方向，对学生没有政治训练，相反，倒是给学生灌输另一种思想，说只有合作社，只有乡村小工业才是中国的出路，这显然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思想。
工合运动依赖美国捐款援助，在抗战时期曾得到一时发展，但抗战结束后，美援一经锐减，工合运动的合作社也就无法发展，而且在国民党政府的排挤下，工合运动也不可能再发展下去。所以培黎学校虽目的在为工合运动培养基层干部，但学生何处去?并无出路。山丹培黎学校从双石铺起就一直没有确定的教学计划，学生究竟几年毕业谁也说不上来。结果是长期老学生有的仍留在学校;有的自行离去;有的因某些原因 被开除了，然后又陆续吸收新生。多少年来学生就是这样来来去去，不断流动，从来没有一个学生毕业。兰州培黎学校原来是有较确定的教学计划的，规定四年毕业。一九四六年四年级学生也曾送到一些兰州工业合作社实习过。可是他们毕业了往哪里分配，毫无途径。一九四七年兰州培黎学校停办时，较小的学生被接到山丹培校去，毕业班学生大多数都自行找了出路，一部分考了大学，一部分找了工作。只有少数学生组织了一个新的裁绒合作社。
艾黎对山丹培黎学校的计划，是以学校为中心来改造山丹经济，是一个十分庞大的计划，而且是依靠外援来进行各项事业。一九四七年,美国工合促进会没有钱了,艾黎向乡村工业示范处呼吁救援,一九四九年,又求助于农村复兴委员会。解放前，曾向联合国粮食组织呼吁请求援助，但未得到实际援助。山丹培校的经费无固定来源，可是山丹培校耗费的钱是很多的。据我所知，山丹培校在解放前一段时间内比当时兰州大学的经费还多。所以这个学校如果不是解放了，由人民政府接管了，这个学校在经济上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我个人认为培黎学校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学生从入学后，始终是半工半读，参加各种劳动。教师、技工、学生的生活也较接近。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劳动。生活比较简单朴素，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学生由于参加工农业生产过程，具有不少实际知识。一些培黎学校学生，在解放后参加了各种岗位的革命工作，还都能踏实地工作。这自然应该首先归功于党的教育对他们的改造，但他们在学校期间受到生产劳动教育培养，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辑，有张官廉编写，文字少有更动，下图为路易.艾黎的照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