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海易术拙作)
书法艺术是讲究创造的。从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独标风格,形成一人、一时代的特殊流派;在不违悖书法的规矩法度之中,取精用宏,批判接受地来继承和发扬先民遗留下来的宝贵基业。经过这样的过程,有了新的成就,而不同于印板文章的陈陈相因,这才是书法艺术的创造性。
在学习书法的开始,临摹碑帖是为了接受优良传统,从临摹当中去钻研各种用笔、结构的技巧,探讨古人成功的经验作为我们追求艺术的门径,所以临摹只是学习的过程,创造才是最后的目的。

书法的创造是包括用笔和结构两方面的。钟繇为了要得到蔡邕的笔法,而韦诞不肯给他,以至椎胸呕血,足见笔法的重要。所以,古人研究书法,最要紧是在“得笔”。得笔的意思,就是说得到了用笔的方法,笔可以听我使用,能够“得心应手”了。
从前赵孟顺说,结体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意思是说,结字的方法是随时代而有所不同;用笔的技巧则永远不变。因为笔法不外两种:或是方,或是圆。圆笔是从篆书来的,方笔是从隶书来的。看起来觉得“用笔”比较“结体”简单,其实,用笔虽离不了方、圆,而其中的巧妙依然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的,我们必须从各种碑帖中去细心体会才能得到窍门的。

但是,要改变字体的样子,形成自己的面貌,当然也不是简单的事。我们要接受传统,不能不临摹碑帖,临摹久了,往往不能跳出它们的范围永远跟着它们走。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奴书”,为它们所俘虏了。所以,当学习临摹的时候,要能深入乎其中,不深入,不能接受传统;在立意创造的时候,要能超出乎其外,不超出,不能自立风格。
拿用笔和结体两方面来衡量它们的轻、重和难、易,据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似乎用笔比较结构为“重”、为“难”,因为字体的结构变化是比较轻巧、容易一些。当然,凡历代成功的书家没有不是双方兼顾的。

王羲之是历来所推尊的书圣,他起初是学卫夫人的,其后又改学钟繇,结果自成一家。
记载上说,羲之第七个儿子献之曾向羲之建议:“章草未能宏逸,大人宜变体。”这是劝他不要专写章草,要有变化,创意革新。其后,羲之书法居然超钟迈张(芝)。这和献之的建议大有关系。
献之这个建议对于羲之是有很大帮助的。献之能够向羲之提出这样创造性的问题,也可见他识解的高超。所以,二王父子的书法在书学史上是并重的。就是因为他的书法并不局限于羲之的家学的。

古人说,智过其师,方能受业,真是不错的。拿羲之对于钟、卫,献之对于羲之来说,正足以证明这一点。
羲之的书法到了唐朝,因为李世民的特殊爱好,于是他的书法大行其道。固然,他的书法,在艺术领域里面已经登峰造极,再加以当时帝王的提倡,自然人人都得写王羲之了。

但是,我们看:唐朝的几大书家,专门写王的只虞世南一人,其他,如欧阳询、褚遂良都兼有隶法;李邕是融会南北两派而独创一格;颜真卿更是变革王家旧法而出新意的;柳公权则学欧学颜而自成风气;沈传师学欧、虞、柳又别立一派。

我们看了唐代各大书家的成就,觉得有一些体会,就是:第一、王羲之的书法尽管高妙,当时的帝王尽管提倡,但书法家不一定都跟着他走,如果都跟着他走这一条路,那就是印板文章,没有艺术价值,唐朝的书法也就不成其为中兴时期了;第二、书法艺术领域中的天地广大无边,不是王氏一家的天下,凡是有本领的人,尽可自立门户,别寻出路,一味寄人篱下,是没有出息的;第三、唐代的书法是重“法”的,我们把唐代各大书家怎样创造方法和技巧都参悟透了,就可以从他们的经验中找出门径;第四、书法艺术的创造,原有浅深高下大小的不同,全凭各人的造诣来表现,与群众见面。如果当时和后世有了很多赞成、欣赏的人,那就是得到群众的批准,然后这种风格和派别才算是形成了。

但是,在书法史上所有历代的书法派别和个人的风格,真是千门万户,各显神通。但有一条铁的规律就是造诣越高、越深、越大的,赞成和欣赏的人就越多越久远;反之,纵被称赏于当时,等到日子久了,慢慢地就被人遗忘了。
这样的例子在历代书法史上是很多的。
最近,常有人关心时人书法中有没有特殊成就,创造自己风貌的。因此就我所见到的作品先谈谈宁斧成氏的隶书。

汉隶的种类很多,有雄伟的、方整的、秀丽的、飘逸的,各有不同,而同归于美。但一般说来,隶书是有了定型的字体,字体既有定型,笔法又都是方的居多,要想怎样地加以变革创新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行书和草书可以从“挪移位置”(移动字的偏旁来变易字形,行草是常有的)方面来分布,隶书同楷书一样是不可能的。
清代的邓石如对于隶书是有创造性的发展,他是从用笔和结字两方面下功夫的。他的笔法,苍劲浑厚;结体,紧密坚实,真能集汉碑的大成,开创出自家的面貌,这是大家公认独有千古的。

清末何绍基对于《张迁碑》真有笃好,临至数百通,然而终未能独具风格,仅仅是用“回腕”的方法,把篆、隶的笔意熔铸在楷、行里面,增加楷、行的骨力和风趣罢了。我举邓、何两人就是说明隶书的创造性是不大容易的。

总之,书家在接受传统的时候当然是无所不学;到了有所创作的阶段,必然是有所弃,有所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形成自己的格调。于是欣赏的人来加揣测拟议,那必定是会有所合有所不合的了。然而大致或者不会太离谱。
什么叫创造性?基本的东西先搞懂,别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