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在和汤因比，都是世界通哲，罗素于1920受邀来中国讲学考察一年。几年后，汤因比先后三次来到中国，他们同样关注这个东方大国的未来走向，都对中国的复兴和中日关系做出过精准的预判。

罗素预判：中国用不了多久，就会取代西方，建立起一个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全新中华文明。但这一过程会始终伴随着美国的阻挠和日本的蓄意破坏。

汤因比在长达两年的马拉松式的漫谈中，告诉他的日本朋友：世界的希望在东方，但不是日本，而是中国。

伯特兰.罗素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为“通哲”，他在哲学、数学、逻辑学、历史学、文学等多领域均有伟大贡献，他也是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就是罗素发起的。

1920年，罗素受蔡元培、梁启超等的邀请，前来中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这件文化盛事，被誉为“世纪智者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在北洋政府连他的薪酬都发不起的情况下，他照样预感到了蕴藏在积贫积弱外表之下的强大文化活力，他在一年后写成了《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中国不仅很快复兴，并且中国文明将救赎西方文明。

当时的西方，正处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文明反思之中，因此，《中国问题》刚一面世就引起一大波中国热，就像季羡林先生说的那样：就连德国这个最富有哲学素养的国家、自大狂，都为中国而发狂，“老子的译本像雨后的春笋般地出现”。

他认为中国虽然遭遇列强侵蚀，但流淌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澎湃力量从未消失，他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欧洲人的生存方式是追求榨取与破坏，纷争的最后结果只能是人类社会的终结。

而中国人总是把眼光投放到遥远的未来，甚至百年以后，“中国人发现了会使全世界幸福的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实践了许多世纪……中国人将创造出不可预测的更为伟大的文明。”

中国学者在南京路大东旅社欢迎罗素时合影（中坐者为罗素和布莱克）

罗素认为，西方文明体现在科学领域，而在文化底蕴上，在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意义的洞察方面，在整个世界的自然和谐的秩序方面，远不如中国深刻。

罗素认为，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大一统社会里发挥了巨大作用，而道家更具吸引力，也更符合他眼中“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

因此，他在《自由之路》的卷首醒目地标注着老子的名言：“没有占有的生产、没有自我主张的行为、没有被支配的发展（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罗素理想的人类文明就应该是这样的：自由、平等、和谐、富足。

他认为老子这一思想，以抑制自我与调和的精神为核心。这一中国文明的传统思潮和睿智，将救赎西方文明，因为西方文明已经感染上了“信仰进步”和“产业主义”的病毒。

罗素说：中国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但美国的阻扰也是必然，因为美国认为，他们的文明才是人类最完美的文明。

他特别提醒中国人：日本人不会平等看待中国，他们自认属于欧洲，中日必有一战。日本国家保守而激进，好争而阴险，是中国“极坏的”近邻。

鉴于当时一边倒的“全盘西化潮流”，罗素强调要防止两种风险，一是全盘西化；二是坚守自己的文化。

因为全盘西化，会丢掉自己的根与魂，而西方强势文明已陷入浮躁好斗的漩涡，“工业化和军事化正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在坚守自己的文化方面，罗素认为日本的做法可以借鉴：借鉴、吸收而不放弃自身文化。

100年来的事实验证了罗素前的预判：日本这个“很坏的近邻”从甲午战争到强占台湾、占领东北、卢沟桥事件、全面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霸占钓鱼岛……累累罪行，罄竹难书！

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事件就是明证，是她发现了被封存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并将它们与《南京大屠杀》一道，向世界昭示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铁证。

然而，她终于没能躲过右翼势力的报复、骚扰、威胁和恐吓，以36岁的风华之年离开了这个真假莫辨的世界！

西方社会没法承担“世界主义”的使命。1973年开始，英国历史学巨匠、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人池田大作，进行了为时两年的马拉松式的对话，话题涉及人类社会几乎所有迫切的问题，他们对未来世界作出了预测和展望。

汤因比和池田大作，都是世界文化名人，头衔都很多，池田大作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倡导人之一，他喜欢中国文化，2008年访华时留下一首长诗，其诗曰“古来文化汉土求”。

汤因比认为：西方历史发展的主线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从罗马帝国分裂以来，再也没有形成一个“天下主义”的国家，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西方列强对世界进行了武力征服，把西方价值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

但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社会的灾难。解决这一灾难性问题，唯有走向一个“世界国家”，这样的使命是各自为政的西方社会无法承担的。

因为武力和技术的征服，只能屈人之兵，却不能屈人之心，实现不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统一。而中国有成功的历史经验，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永久和平的整合模式。

因为西方文明史证明：依靠协调来解决国家间、地区间问题的方案，只能导致人类社会陷入无尽的争端中，并最终走向衰落，雅典就是实例。

中国也曾多次发生过类似希腊、罗马那样混乱和解体，但是中国人始终完整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以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文明基准的国家形态，始终是主流。　

道家思想为人类提供了节制性与合理性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汤因比推崇道家思想，他认为：中国道家对宇宙和人类的认识与把握，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伟大理念，与新世纪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不谋而合。　　

他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道家思想为人类提供了节制性与合理性发展观的哲学基础：“在人类生存的任何地方，道家都是最早的哲学……因此，人类应该按照‘终极实在’的精神生活、行为和存在。”

汤因比在跟池田大作对话之前，曾两次访问中国，对华人移民的考察，让他坚定了自己的判断：中国人不是通过对外征服、开拓殖民地来输出人口和文化，而是通过人口自然而然的对外迁徙，潜移默化地扩大自身的文明影响和范围。

这种自然无为的文明，与西方社会的殖民文化截然相反。这种道法自然而不强力干涉的自然和谐，是成功和高效的。

这正是中国文明模式的特征：“平等与平和”，尽管难免战争，但都是为了实现大一统，或者驱逐外部入侵。

因为汤因比反对“欧洲中心论”，不看好西方文明，被西方一些人批评为悲观主义。但他很自信他对中国的预期：“是的，很快，中国将醒来！”

这种信念从未改变，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仍然重复这句话：是的，人类的未来在东方，中华文明将成为世界的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