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2天，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今早知道，昨夜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

得知消息以后，胡适既没有像报章上的有些勇士一样尽情的幻想着用热血去锈住敌人的枪头，用肉身去塞住敌人的炮口。

也没有像一些国民党政客那样，采取“不交涉，不抵抗”的策略：

忍痛含愤，逆来顺受，只等待着所谓的国际公理的判断。

胡适采取的一种“直接交涉，奋力外交”用和平主义的手段防止日军侵略，或者阻止日本侵略继续扩大。

众所周知，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争端和冲突的方式，概而言之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诉诸武力的战争手段，一种是诉诸外交的和平手段。

显而易见，胡适选择了后者。

但是，胡适之所谓的“和平外交”一开始，就被当时的人所误解。

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网民也认为，胡适之和国民党的一些政客是一丘之貉，把他视为宣扬“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投降派。

那么，胡适为什么会在九一八事变后，那个举国大哗，人人言战到时候避战求和呢？

胡适

01 国力不济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胡适之所以立足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此次争端，是由于在他看来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力相差过于悬殊。

早在1910年，胡适留学美国途经日本的时候，就曾感慨：

“此种岛夸夷，居然能称雄于世界”。

去到美国后，他更是意识到中华民族事事落在人后，能够夸耀于人的只有小脚、骈文等古旧的东西。

九一八事变中，日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陷沈阳，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占领东三省，再一次刷新胡适对于中日两国实力相差悬殊的认知。

特别是1933年，日军仅以百余人，几辆铁甲车，就翻山越岭，如入无人之境，直逼承德，更是极大的震撼了胡适。正是基于此，他悲观的认为：

（中国）养兵百万，缺器械窳劣，没有科学，没有工业，以‘太古式兵器’，对付现代化武装的日本，而且国家贫穷，官员贪污，人民愚昧，这个国家是不能自存于现代世界的。

打狗棍｜日军攻占热河

所以他认为，中国要想战胜日本，必须低头苦志努力发奋做几十年的小学生——

努力学习自然科学，发展工业；努力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开明心智，方可有一条活路。他举例说:

一九一四年比利时全国被德国军队占据蹂躏之后，过了四年，才有光荣的复国。一八七一年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

因此，他力主把“九一八事变”当作局部冲突和偶发争端处置，而不能当做全局性事件，更不能就此向日本开战，将本来就贫穷落后的中国拖入战争的泥潭。他说：

“在一个国家的千万年的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了什么？”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胡适认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为战胜日本，中国可以舍弃一些暂时可以舍弃的，然后低头苦志，发愤图强。

打狗棍｜1933年3月4日承德失守 日军占领热河

02 昧于日本

虽然胡适早年间就开始关注国际形势，并且关注日本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比如在上海公学上学的时候，他就意识到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

然而，无论是对于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二十一条”，还是九一八事变，亦或是华北事变，乃至后来的七七卢沟桥事变，胡适都认为，这只是中日之间局部的冲突，并没有想到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日本早就已经蓄谋已久的战略部署。

因此，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华北事变，乃至后来的七七事变，他都力主采取不争的态度，把事情控制在局部范围内。

那么他为什么会认为，局势是可控的呢？从根本上说还是眛于日本。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为防止其他势力涉入，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表面上也主张防止事态扩大，并提出与国民政府直接交涉的五项谈判原则：

（一）否认相互之侵略政策及行动

（二）尊重中国领土及保全

（三）彻底取缔相互妨碍通商自由的组织、运动

（四）保护满洲各地的日本臣民

（五）尊重日本在满洲条约上的权利

对于这五项原则，胡适基本上是同意。因为在他看来，五项原则中的基本内容有些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

所以他建议国民政府“应当根据事实情况”解决九一八事变，比如缔结新条约，必要的时候可以承认满洲国，甚至可以解除东北三省的武装。

总之一句话，只要能和平处理九一八事变，就要舍弃一些该舍弃的。

换来和平之后，国人要“安于学习，力争上游”，发愤图强，来日再战。

九一八事变纪念碑刻

03 迷信国联

前面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的一些政客“不抵抗，不交涉”完全寄希望于国联。

胡适对于这种态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他谴责国民政府“除了迷信国联与九国公约之外，几乎束手无策”。他还说国民政府：

一味敷衍民众……高唱兼用外交，而时无外交方针，一误再误，直至整个东三省丢了，政府还在高唱绝交而不抵抗的怪论！这种不战不合又不交涉的外交，不能不说是政府的大罪过。

然而，胡适本人几乎也把全部的外交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主持公义。

但是话又说回来，尽管都是依靠国联，胡适和蒋介石的想法却有着根本不同。

蒋介石依赖国联，倒不是真相信徒有虚名的国际联盟主持什么公义，而就是他和一些国民党政客不想抵抗、不想交涉，拿国联做个幌子。

可是胡适却真的迷信国联，相信国联会主持正义，尤其幻想美国会主持正义。

国民政府将中日问题诉诸国联后，国联派出调查团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并于1932年10月，公布了一份报告书。

胡适看到这份报告书的内容后，立刻就发表一篇文章称赞这份报告书代表着一个世界的公论。

1933年，胡适访问美国期间，参加了在加拿大举办的太平洋会议，会议中他提出：

此后中国会多依赖美国和国联，所谓“多交朋友，谨防疯狗”。

所谓朋友，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组织成员，所谓“疯狗”，就是指日本。

联合国前身：国际联盟

04 思想根源

胡适主张用和平外交的手段解决九一八事变，除了是出于他对当时国内国际形势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个人的思想。

一方面，他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比如墨子的“兼爱非攻”和老子的“无为而治”。胡适曾经说：

原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这两位古代的哲学家，对我的影响实在很大，墨子主张非攻……《非攻》（上），实在是最合乎逻辑的反战名著。

老子主张不争，不争便是他在耶稣诞生五百年之前所形成的宇宙自然哲学这一环……所以我个人对不抵抗主义的信仰发源于老子。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胡适重提“无为而治”，他说：

现在中国需要一种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古代哲人提倡无为，要睁开眼看时事，看看客观的物质条件是不是可以有为。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不为物先，不为物后，与时推移，应物变化。

胡适的这段话，简单来说，就两个字： 避战！

觉醒年代｜胡适劝李大钊不要走极端

结语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后胡适之所以坚决避战，力主求和，是出于他对中国、日本和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根源于他的思想观念。

尽管他的判断，或许与当时的真正形势有出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爱国救国始终是他行为的底色。

当避战求和的救国之路行不通之后，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抗战救国的道路，并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正如他自己所言：

当然要准备为国家牺牲自己，大之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

晚年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