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胡适，性情温和，待人宽厚，加之才华横溢，所以当时的许多作家、文史哲学者乃至自然科学家都很乐于与他交往。

对此，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锋鲁迅却十分不以为然，他在写文章时不无讽刺地揶揄道：

须多谈胡适之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须讥笑他几句。

由此可知，与当时的大多数文人知识分子趋之若鹜地与胡适交往并以此为荣不同，鲁迅是极不待见胡适之博士的。

鲁迅

1934年7月，与胡适和鲁迅曾经同为新青年编辑的著名白话诗人刘半农去世，鲁迅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忆刘半农君》。

他在文章中将陈独秀、胡适之以及刘半农的性情人品相比较说：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中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独秀先生的外面竖的是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适之先生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鲁迅

对于这段文字，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给著名记者、编辑曹聚仁的信中回忆说，《新青年》每一期的编辑会，或许是有的，但我们从不参加。

兄弟二人完全相反的说法，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有学者专门对这件事进行了考证，最后得出结论，鲁迅确实从来没有参加过《新青年》的编辑会。

也就是说，鲁迅说他自己在会上最注意的就是陈独秀和胡适之的话其实并不可信。

当然，也正如周作人所说的，世上并无圣人，所以人难免有缺点——

鲁迅写文章的态度是严肃的，但是他最早以小说成名，行文叙事难免有“小说化”的地方。

觉醒年代Ⅰ创作中的鲁迅

所以，“武库”的文字，倒也不是鲁迅故意在说谎，反而说明了在鲁迅心目中，他始终看不透胡适，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时时提防提防。

和鲁迅看不透胡适，始终提防着他不愿意和把他当做朋友与他亲近不同，胡适却十分了解鲁迅。

而且在鲁迅去世以后，面对批评乃至批判鲁迅的那些人，胡适还会站出来，为鲁迅说一些持平的公道话。

1936年11月，鲁迅去世以后，武汉大学的苏雪林写信给胡适对鲁迅大加批评，言语之间颇有攻击性。她在信中说：

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事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让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

最后更是直接说鲁迅所言所行，并非出自诚意，不过是沽名钓利，甚至说他不配做人。

苏雪林

胡适看到苏雪林这篇攻击性十足，几乎近似于泼脏水却又自以为“尚属切当”的文章，立即回信劝她，说：

没有必要这么愤慨，鲁迅先生写文章攻击我们，并没有损害到我们分毫。胡适还说：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胡适这封信中，不仅针对苏雪林对鲁迅的大肆批评予以公道回复，还对很多年前有关鲁迅的一桩公案，进行了驳斥和澄清。

当时，陈源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称，鲁迅的学术代表作《中国小说史略》其实是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文学史。胡适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他一直想替鲁迅澄清此事，但很无奈因为那个时候胡适也在《现代评论》，以他的身份并不好说话。

因此，当时针对这件事以及鲁迅和“《现代评论》杂志”发生的其他争论和论争，他分别给鲁迅、周作人和陈源写信：

你们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这八九个月的深仇是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的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

最后他在信中，抄录了鲁迅杂文集《热风》中的一段文字：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最大的侮蔑，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

胡适

多年过去了，虽然所谓的论战早就已经烟消云散，但是胡适却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所以他在给苏雪林的信中写道：

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旧时鲁迅终身不忘记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经孙俍公译出了。其书是我未见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其实，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胡适的考证成果以及热情分享。

中国小说史略

早在1919年，胡适就对钱玄同说，自己想写一部中国小说史，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古典小说。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胡适并没有将自己的这种想法付诸实施，而恰在这时鲁迅则正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

1920年9月，鲁迅根据自己的小说研究心得，为北大学生开设了一门“中国小说史”的课程。

胡适知道鲁迅研究中国小说后，开始写信给鲁迅，两人就此在古典小说领域互通信息，来往切磋。

根据鲁迅留存的日记来看，1921~1924年，两人之间的通信多达二十几封。其中胡适致鲁迅的信有12封，而鲁迅被胡适的信有14封。

谈到小说史的研究，胡适说他自己在史料方面也颇有一点点贡献 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

直到1934年，鲁迅和胡适分道扬镳多年以后，他在指导自己的日本朋友增田涉翻译《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叮嘱增田涉务必要注意胡适的小说史研究成果，要根据《胡适文选》中的意见，订正《史略》中的错误。

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