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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知道但不熟悉鲁迅的人，还是听过但不了解胡适的人，总觉得鲁迅和胡适历来不和，关系一直都很差。

鲁迅成为名家、大家，是因为他创作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药》等多篇广为流传的小说。

但是很大程度上，鲁迅之所以是鲁迅，除小说广为流传之外，更是因为他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杂文。

如果将鲁迅视为铁血战士，他的杂文无疑是他手中最锋利的刀和长矛。

而其中很多篇经典的杂文，都是针对他曾经的同人胡适之言论、观点甚至个人品格的批判文章。

比如《〈阿Q正传〉序》《“好政府主义”》《知难行难》《出卖灵魂的秘诀》《忆刘半农君》《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灯下漫笔》等等。

鲁迅撰写的文章和著作，大多都流传了下来，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专门写文抨击、批判甚至挖苦、讽刺胡适，两人关系不合甚至交恶、反目是不争的事实。

比如这句“我的朋友胡适之”。

分道扬镳之后，针对当时很多作家、文史哲学者乃至不少自然科学家都趋之若鹜地与胡适交往，并以此为荣的现象，鲁迅下笔这样写道：

须多谈胡适之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须讥笑他几句。

此言一出，时至今日，仍然是不少人揶揄、挖苦和讽刺胡适必说的金句。

殊不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鲁迅是真的将胡适当朋友，甚至是好朋友。

鲁迅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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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远在美国的胡适于《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拉开了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1918年5月，《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仅一年多后，周树人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真正“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从此，新文化运动的理论上的先锋和实际上的主将——胡适和鲁迅开启了一段互通书信，频繁的来往。

根据已经整理出来的现存的《鲁迅日记》从《狂人日记》发表的当年，鲁迅和胡适就开始互相写信给对方，交流学术并相互赠送书籍。

这期间，鲁迅对胡适关于金圣叹腰斩《水浒传》的分析以及对《红楼梦》的考证都颇为赞赏。

他的学术名著《中国小说史略》在谈到《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官场现形记》和《后水浒传》的时候都曾引用过胡适的考证材料。

鲁迅读了胡适为《水浒》《红楼》所写的序言之后，去信说“极好，有益于读者不鲜”，还说如果自己要给《红楼》《水浒》写序，肯定写的很坏——

“有《水浒》《红楼》等新序在前，使我永远不敢献丑。”

胡适在学术方面的代表作《红楼梦考证》

同样，胡适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是大为赞赏。

早在1919年，胡适就对钱玄同说，中国小说古来无史，将来我想作一部《中国小说史》，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这件事很不容易，不知道将来有没有人先我一步做这件事。

后来得知鲁迅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胡适将自己的考证成果，热情地分享给鲁迅。

从1920年开始，鲁迅在北大开设“中国小说史”的课程，《中国小说史略》就是他编写的课程讲义，经过整理、修改和补充，1923~1924年，由新潮社分上下两册出版。

胡适对这部作品十分推崇，此后只要他谈及中国小说史研究，言必称鲁迅先生。他说：

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衫的创作。

鲁迅学术方面的代表作《中国小说史略》

胡适不仅对鲁迅的小说史研究很赞赏，对于他在小说方面的创作成就也评价甚高。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中国的短篇小说创作，成绩最大的是一位托名鲁迅的。

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鲁迅也曾经专门劝胡适也应该专心文学创作。1922年3月4日，他在当天的日记回忆说：

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我没有文学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学冲动。我这几年太忙了，往往把许多文学冲动错过了，很可惜。将来必要在这一方面努一点力，不要把自己的事业丢了替人家做不相干的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在后世眼中向来性情迥异、立场不同的胡适和鲁迅曾经有过一段的密切交往。

那么，他们到最后怎么就分道扬镳，甚至截然对立了呢？

晚年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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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和胡适的决裂，有人认为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双簧信”中就已经初见端倪。

与后来掀起的轩然大波不同，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口号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多大动静。

这不得不让踌躇满志的新文化运动者“颇以为憾”。

为了激起人们尤其是保守派和顽固派对文学革命的注意，以达到反对旧文化，宣传新文化的目的，钱玄同和刘半农配合着唱的一出“双簧”。

先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综合各种反对新文化的观点，撰写了《文学革命之反响》。

后来又由刘半农撰写《复王敬轩书》，对钱玄同（王敬轩）的观点一一驳斥。

《新青年》刊登了这两篇文章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剧烈反响，读者纷纷致信《新青年》编辑部，其中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更有指责、诘难乃至抨击的。

一时之间，无人问津的“文学革命” ，就此热闹起来。

《新青年》

但胡适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凭空捏造出一个“王敬轩”，实在是“轻薄”，并不值得讨论，更不值得辩驳。

鲁迅却不赞同胡适的看法，他说：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然而，这只是针对《新青年》文章编辑方式上上的分歧，绝不是两个人大方向上和私人交往中的冲突。

二人真正的大方向上的冲突和个人关系的疏远，要从五四运动后期新文化阵营的分化说起。

1920年春，陈独秀将《新青年》由北京迁回上海后，编辑部成员都觉得《新青年》的色彩过于浓厚，这样恐怕不利于杂志刊行。

于是，1920年12月，陈独秀去广州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前，给北京的胡适之和高一涵写信说，以后仍以文学哲学为重，这需要北京同仁多做文章。

陈独秀

陈独秀给胡适写信的本意，是让胡适写一些文学哲学的相关稿件在《新青年》发表，以冲淡《新青年》某些方面过于浓重的色彩。

但是胡适不但没有写任何稿件，反而在给陈独秀回复的长信中表达了他自己对《新青年》某些色彩的不满，还给陈独秀提了三个建议：

一、任由《新青年》随意发展，另外创办一个专门的文学类的杂志；

二、将《新青年》再次迁回北京，并郑重声明“不谈政治”；

三、停办《新青年》。

胡适认为，曾经的新文化运动风向标《新青年》，从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几乎快要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声筒，迁往上海后，差不多就是“苏俄社会”的汉译本。

对于胡适关于《新青年》的三点建议，鲁迅基本同意第二种，但是他对“不谈政治”的声明，却很有异议。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新青年》同人所做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

鲁迅的信中虽然说的委婉，但意思却是明确的，他认为胡适所谓的声明，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胡适所谓的不谈政治，只是不谈苏俄的社会主义政治。

《觉醒年代》中的胡适

如果是如果是有关美国社会的政治，乃至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恐怕胡适会非常热衷的为政府，为总统，甚至为皇帝建言献策。

不出鲁迅所料，1922年5月，曾经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青年们心目中的导师应召觐见了前清废帝溥仪。

根据胡适当天日记中对这件事的详细记录来看，他对这件事特别重视。日记中这样写道：

即日因与宣统帝约了见他，故未上课。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生物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查处小作，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

……他们打完电话，我们进宫门，经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着大玻璃，门口挂着厚帘子。

胡适见到溥仪之后，对他特别恭敬，一口一个皇上，而溥仪对胡适也是十分礼貌，一口一个先生。

在这一刻，胡适这个曾经以极高的热情号召国人反对专制，宣扬民主和自由的文化先锋，俨然成了一位“帝王之师”。

影视剧中的溥仪形象

结语

鲁迅和当时的人不一定能看到胡适个人的日记，但是他和清朝皇室的往来，以及此后他和段祺瑞、吴佩孚甚至与蒋介石的来往，自然也瞒不过世人尤其是鲁迅的眼睛。

鲁迅虽然没有说过他和胡适是如何淡漠、分离和决裂反目的。但对《新青年》阵营的分化却有过一段回忆：

后来，新青年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

作家鲁迅

再结合1922年3月鲁迅劝胡适，专心写点文学文章，胡适却说自己太忙了，忙什么呢？

——忙着替人家做不相干的事！

为什么呢？

——为了高升！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鲁迅会和自己同一战阵的伙伴——胡适分道扬镳并且终其余生都在猛烈地批判他。

建国后的《胡适思想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