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胡适在给自己的好朋友、《京报》主编邵飘萍的回信中很是生气地说:

我，不能不感觉一种很不愉快，今读来书云云，益知先生真怀疑我与“当局”有何关系，我怀疑我参加善后会议，是为同乡段祺瑞捧场。

胡适是出了名的好脾气，他的好脾气不仅在当时出名，很多人愿意和他交往，即使到现在很多人提起胡适，对他的评价也是性情温润，平易近人。

胡适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大陆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除少数人外，胡适曾经的熟人、朋友、门人和弟子，甚至连他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都对他进行了批判。

但是蜗居在海外的胡适把这些批判的文章和话都看完之后，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一点儿也不怪他们，且同情并感谢他们宣传胡适的思想。

几乎与大陆同时，台湾也把胡适当做是“思想界的敌人”，对其他进行批判。

但是他对此更是不以为意，只是引了一首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表明心迹：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胡适影视形象

面对替自己打抱不平进而说难听话抨击鲁迅先生的门人苏雪林，胡适反而批评她说，我很同情你的愤慨，但实在不必如此。

他在给苏雪林的回信中，颇为语重心长的说:

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众所周知，虽然胡适和鲁迅曾经是同一战阵的伙伴，但是自从《新青年》团体解散后，鲁迅和胡适的关系就日益恶化。

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后，鲁迅对胡适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无情的批判。

可是，胡适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在鲁迅死后，为鲁迅说公道话，并为《鲁迅全集》的整理与出版四处奔忙。

有人问：“难道你忘了鲁迅曾经对你的挖苦吗？”

胡适答：“先生已经作古，我为何还要去计较过去那点事情呢？”

从这些胡适待人处事的大事小事，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确实很能容忍且不易生气。

既然如此，一向好脾气的他为什么会对邵飘萍的来信如此气愤，让他直言“很不愉快”？

这还得从邵飘萍主编的《京报》收到的两篇来稿说起。

1925年，邵飘萍连续接到了两篇有关自己的好朋友胡适之的稿件。

一篇是董秋芳的《致胡适之先生的一封信》，一篇是袁伯谐的《警告胡适之先生》。

这两封信都是批评作为一个宣扬自由与独立的新文化学者却参与北洋政府段祺瑞召开的所谓的善后会议。

其中董秋芳对于胡适批评的尤为厉害。

董秋芳在文章中说，曾经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之，早就背离了五四，从一个新文化的先锋领袖，逐渐沦为当权者的御用文人。他说：

恭喜先生，数年来埋首书丛的成果，构成了名流学者的资格，运会所至，居然得了临时执政段祺瑞先生的宠招，行将与许多达官贵人们握手谈心，讨论所谓军国大事。

……我们读过先生给善后会议筹备处的一封信，不能不想到两年前先生在《努力周报》上答复我们讨论好政府主义的几句话——

分头并进，各行其是，不能不感到先生所说的这句话里含有乘时窃势的意义，并且不能不误到数年前先生所提倡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等新文化运动，原来是窃猎浮誉，以为现在活动的一种步骤，诚然先生之用心，亦良苦矣。

董秋芳认为，胡适以前投身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宣扬独立与自由，进行思想革命，鼓吹白话文，进行文学革命，不过都是为了沽名钓誉，好在有了名誉之后，成为某些官僚的上宾，参与国家大事，进入权力中心。

胡适

我们现在来看，董秋芳这话或许说的很是偏颇，但是这确实代表了新文化运动之后相当大一部分人对于胡适的看法。比如鲁迅在回忆《新青年》分化的时候，就说：

《新青年》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

1920年，陈独秀回到上海，《新青年》也随着他迁回上海，此时陈独秀已经由原先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新青年》的主题也逐渐从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变成了介绍苏俄十月革命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主义学说。

作为《新青年》的主要同人编辑，胡适对此很有意见，他写信给陈独秀、钱玄同和鲁迅抱怨说，这本杂志已经成为“苏俄社会”的汉译本。

当陈独秀向胡适写信征稿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写稿，反而提出《新青年》应该回到原来的方向上，继续刊登文学和哲学作品，宣扬自由民主与科学，并且声明“不谈政治”，要么另办一本杂志。

他的建议遭到了陈独秀的拒绝，鲁迅等对这些建议也并不完全赞同。渐渐地，五四新文化的阵地逐渐分化。

后来，胡适自己创办《努力周报》继续宣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尤其是美国杜威的实证主义。

再后来他逐渐走向了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发掘旧文化，即所谓的“整理国故”。

与鲁迅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之后依然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中走来走去不同，胡适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获得了一大批的追随者，与当时的很多文人作家、知识分子来往密切。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胡适已经从早年间单纯的青年导师、新文化领袖成为知识分子的导师，学术界的领袖——

连前清末代皇帝溥仪也十分礼貌的称他为先生，而胡适对这位已经退位多年的皇帝，也是十分恭谨，口口声声称皇上。

因为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影响极大，呼市也逐渐成为了各种政治势力拉拢的对象，比如前清宣统皇帝的召见，参加北京政府段祺瑞系组织的善后会议等等。

皖系军阀头领段祺瑞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胡适甚至进入了权力的中心，颇为蒋介石所倚重。

先后担任中华文化基金会董事兼秘书，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英庚款委员会委员等职。

除蒋介石以外，这一时期的胡适还和东北的实际掌控者张学良私交甚密，张学良在给胡适的信中对胡适以兄相称。

后来，蒋介石政治上的一生之敌汪精卫，也和胡适过从甚密。

仅1933年，两人来往的信件就有15封。

信中，汪精卫多次邀请胡适担任教育部部长和中华民国驻德大使，虽然他没有答应，但是却推荐了王世杰和唐有壬。

由胡适前前后后的这些活动，我不由得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个比喻：

适之先生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再由这个比喻，对照着董秋芳的那封信，我们似乎可以知道为什么从不生气的胡适突然就生气了。

因为董秋芳文章包括袁伯谐的那篇文章，都是批评胡适，心口不一，前后不一，所以邵飘萍对是否要公开刊登而且还是在自己办的报纸上公开刊登拿不定主意。

所以就写信给胡适，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并将这两篇文章附在了书信后面。

然而，胡适却认为，董秋芳等人不相信他也就罢了，邵飘萍作为自己的好友，却也犹豫不决，分明就是和董秋芳等人一样对他有怀疑。

他可以容忍董秋芳等人的批评和批判，但绝不能容忍与自己交好的朋友也怀疑自己的立场。

所以他才直言：

我，不能不感觉一种不愉快！

京报主编 邵飘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