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名为《山花寻海树，不如就春风》的文章风行网络，引起人们的广泛讨论。

其中红网有一篇评论文章称以“山花”这篇文章作者为代表的大学生青年群体，不是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而是放不下“小布尔维亚的高脚杯”。

红网评论文章

文章再次从批判孔乙己的角度，将现在大学毕业生群体定义为知识甚高的知识分子，只向往美好生活和悠然情调的小资产阶级。

文中还说，现在的人不谈责任，不谈贡献，把一切罪责都归结于制度和体系。文章劝年轻人不要只盯着工程师、律师、记者和公务员等体面的工作，社会需要农民、建筑工和修理工以及面包师。

这种说法没什么毛病，但是放在评论文章中针对武汉大学的那个选调生及其背后的群体，就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显示的是湖南工业大学杨世豪，笔者不知道他是不是属于工程师、律师、记者一类，但他肯定不是农民、建筑工、修理工或者面包师。

《山花》的作者是在抱怨嘉峪关的偏、小、穷、困，但她也说了，这是他本人的意愿，不代表武汉大学选调生的集体意志，更不能代表整个青年大学生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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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个别选调生因为不满分配发文吐槽，就代表了整个青年群体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那么我想问，没有发声的农民，又有几个是真的因为喜欢而心甘情愿去种地的？

笔者所在的河南农村乡下，前一段时间正是大蒜收获买卖的季节，现在又进入了“麦忙”阶段。这期间，我和邻居家的一位老大哥聊天，谈到“目前最不值钱的，就是农民的血汗”，然后有人说，但凡能有其他的本事，也比在家种地强啊。

由此，笔者是不是可以说，其实中国农民，尤其是大部分所谓的勤劳的农民，他们一点儿也不喜欢种地，只是迫于生计，别无他法，才背一辈子困在了土地上。

即使农业自动化发展到今天，要想有一个好收成，没有汗水，几乎是不可能的。前几天关于所谓“河南麦田好治愈”的言论甚嚣尘上，下面有人回复：

河南的麦田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治愈，因为干不完的活，打不完的药……

收麦

所以某些评论文章，实在没有必要就一个个体事件，上升到群体背后。如果非要上升到全体背后，那真的就只能是制度和体系的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

顶着大热天气，收蒜、收麦，收到的一瓶麦子，甚至都不够买一瓶水。

这是一个财富充分涌流的时代，然而也就是在这个充满财富的时代，农民的血汗恰恰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这难道不是体制和制度的问题吗？

其实大多数人谋求职业，只是为了谋生，讲求责任和奉献的前提是——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而各尽所能又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每个人都能有一块儿属于自己并适合自己耕种的田地——

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应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在这平淡无奇的说话中间，我所想要特地申明的，只是在于种蔷薇地丁也是耕种我们自己的园地，与种果蔬药材，虽是种类不同而有同一的价值。（周作人《自己的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