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至于这一时期的英国对土外交政策，则长期受到绥靖政策的抑制，主要是对意绥靖政策。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奉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排斥同盟关系而幻想依靠海峡自保。

这种消极防御方针极大地阻碍了英国重整军备的进程，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国防力量越是薄弱就越是忧惧于战争的爆发，就越是倾向于对法西斯势力的绥靖。

除了对德意日一一绥靖外，英国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分化瓦解轴心国阵营，避免出现与德意日同时为敌的最不利的局面。

1935年5月20日，英国驻德大使在一封电报中写道：“我担心如果我们过于强烈地反对意大利，我们可能看到阿道夫·希特勒作为墨索里尼最好的朋友出现，从而使意大利可能会冒险背着我们与德国达成谅解。”

这正是英国极力笼络意大利的关键所在。面对与意大利交恶的土耳其，英国不可能冒着惹怒前者的风险，向后者给予任何形式的联盟保证。

而当绥靖政策走向失败后，英土同盟的枷锁也随即打开。归根结底，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外交奉为圭臬的仍旧是大国主宰世界秩序的老一套。

正如齐世荣教授指出的，“以英、德为核心，英、德、法、意四国共同主宰欧洲，是30年代英国外交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目标。”而相对应地，小国的利益遭到漠视乃至践踏。

阿比西尼亚危机发生后，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等一些中小国家不顾可能遭受进攻的危险，表达了对国联体制的坚定支持，希望英国能够担负起领导对意制裁统一阵线的责任。

然而英国的所作所为全然不顾这些国家的正当利益诉求，因而大失所望，国联随之颜面扫地。

更不用说慕尼黑会议上英国公然牺牲小国利益以满足德国的扩张野心。英国对于小国利益的蔑视、小国力量的不信任态度在这一时期同土耳其的交往过程中同样依稀可见。

此外，英国对土耳其共和国的认知与定位经历了文明认同层面的巨大转变。

长期处于内忧外患中的奥斯曼帝国被西方国家视作东方的、落后的、野蛮的文明，汤因比对此形容道：“除了极少数人外，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土耳其人是不可名状的妖魔。与‘匈奴人’和‘布尔人’一样，‘难以言说’的土耳其人也带有贬义的集体标签”。

这种文明的偏见深刻作用于20世纪初的英国对土政策。李秉忠在《转型时期奥斯曼土耳其和英帝国在中东的角力及其遗产》一文中分析了1918年英国关于占领君士坦丁堡的考量。

从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此时的英国政府眼中，土耳其是完全异质的文明，理应被从欧洲驱逐出去。

寇松声言：“我坚信必须紧抓现在的机会，以求彻底结束土耳其人与欧洲的联系，否则我们就会为子孙在东欧埋下未来无尽的麻烦、阴谋和战争的恶种，世世代代因此懊悔不已。

当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兴起时，英国政府同样带有偏见地将其指斥为“土匪”。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狭隘的种族主义成见依然在持续毒害着两国关系。

土耳其共和国将新首都定在了安卡拉，以寇松为代表的英国外交界却认为安卡拉荒凉而野蛮，鼓动协约国协调立场，共同抵制将大使馆迁往安卡拉的动议。

共和国建立后，以凯末尔主义为指导原则的现代化改革得以大刀阔斧地在各个领域铺开。

具体包括：第一，政治改革。共和主义构成土耳其的基本政治原则，反对传统的君主政治、宣传民众主权的政治思想与强调共和制度成为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

第二，法制改革。土耳其共和国宪法成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废止伊斯兰教法规。

第三，文化教育改革。建立世俗学校，规定学校必须加强非宗教的现代化教育和民族意识教育；进行文字改革，用拉丁字母替代阿拉伯字母。

第四，社会生活习俗改革。推行新的姓氏制度，废除男士戴费兹帽、妇女戴面纱和头巾的旧习等。

伴随着这场翻天覆地式的社会改革运动，英国对土耳其文明的认知、定位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由此可见，英国社会舆论已经注意到了土耳其社会的移风易俗，对土耳其共和国的形象认知正在形成一种全新的范式。

土耳其共和国部分地甩开了奥斯曼帝国留下的负面形象包袱，开始以西化、进步、世俗的新形象出现在英国公众面前。

不光是在舆论媒体笔下，在部分政治人物脑海中，土耳其人的形象同样正在经历着重新解构，丘吉尔就是其中之一。

这位名人与土耳其有着莫名的缘分，加里波利战役成就了凯末尔的威名，时任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却因而被免职。

在1929年出版的一战回忆录的最后一卷中，他强调了凯末尔在战时及战后的功绩，并对土耳其人保卫祖国表示钦佩。

丘吉尔的论调反映了对一战中走向完全对立面的英土两国关系的重新解读，是为遭受战争致命伤害的两国关系“疗伤”的尝试。

这种结构方式在30年代逐渐成为主流，“英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被描绘成两个勇士般的民族之间一场公平的较量，双方都没有让步”。

并且引发战争的罪责要由青年土耳其党人来承担，也就是受狡猾的德国外交官和“愚蠢”的苏丹鼓动而引发的“恩维尔的战争”。

借由于此，英国与土耳其共和国的关系被置于新的历史视域下加以审视。

土耳其的和平主义外交政策在30年代为其国家形象大大加分，在国际事务中，土耳其是国际联盟理念、机制积极的支持者和捍卫者，这一点在阿比西尼亚危机期间得到了极佳的体现。

而在区域事务中，土耳其已经是巴尔干地区不可或缺的领导性力量，并且不似在不同程度上罹受内部不安定或是严重外部威胁之苦的邻国们。

土耳其政局稳定，周边安全形势良好，军事、工业、经济实力以及政治影响力都在地区内首屈一指。

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领导力的突显对于英国认可其作为欧洲的一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英国入乐意看到在土耳其的努力下，巴尔干地区组建起“中立集团”，防止在该地区爆发可能引发另一场欧洲冲突的大国竞争。

1939年英国外交部的部门重组是土耳其形象转变在体制层面的印证，土耳其事务被从负责伊朗、阿富汗和阿拉伯事务的东方部转移到负责意大利和巴尔干事务的南方部，毋庸置疑，土耳其已然被视作东南欧国家中具有异常重要地位的一员。

1938年11月10日凯末尔病故后，一系列记述其生平和土耳其改革的书籍、小册子及报刊文章在英国出版、发表。

这些出版物的主旨无外乎向读者们描绘昔日落后、野蛮的土耳其如何在这位领导人的带领下走向文明和现代化。

11日《泰晤士报》上刊发专文纪念这位土耳其共和国的总统，称其为“一位伟大的军人、政治家和领导人”、“新土耳其的缔造者和建设者”。

文章对凯末尔领导下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改革不吝溢美之词，同时对这一时期的土耳其外交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经过15年的西化改革，以及以西方为导向的外交实践，土耳其实现了国家形象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