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朝碑铭的故事：为何会有一人两志？竟是王安石不满文豪曾巩大作而退稿

在中国古代，墓志铭一般都是在墓主死后，由死者家属支付一笔钱，在石碑上刻下纪念的文字，也就是俗称的“润笔费”。但是，也有一种很少见的情形，也就是一个人同时拥有两块碑文，那就是死者请求别人两次书写自己的碑文，为什么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宋朝的王安石了。

王益墓志铭的写作历程及矛盾。古代名人的墓志铭，一般也会请德高望重之人来写，曾巩是著名的大文豪，王安石之父王益的墓志铭，一直都认为是由他所著。王益病逝准备下葬时，他拜托曾巩替他写一篇碑文，以作纪念。曾巩也说过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和安史是朋友，所以知道的最详细的事情。将死之时，派人带着安史的话和书信来求碑，于是碑成。”这一事实，原本是无可争议的，但两块碑文的发现，却使这一事实有了很大的逆转。王安石之父王益、兄弟王安仁二人之墓志书已被发掘。据考，王益的墓碑为孙侔所作，而不是曾巩所作。此处有个问题，曾巩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王益墓中所出的碑文的著者孙侔，目前尚不为人所知。事实上，孙侔的名气在北宋还是很大的，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他更多地认可了孙侔的功绩。有一封给孙侔的信件，直截了当地对孙侔说明，其父墓志虽系曾巩所作，但有两个缺陷：一是所谓的“须至别作”，也就是一些细节不对。二是由于交流不畅而造成“事有缺略”。因为对曾巩所写的碑文不满，所以在他的书信中提到想要改一改。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因为对曾巩所写很是不满意，所以就让他的朋友孙侔再写一封，被孙侔拒绝之后，他就换了一个借口，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孙侔最终接受了他的请求，再写了一块碑文，免得他忘记了自己的父亲。

其实在王益的墓碑上，至于为什么会被他坚定地“退稿”，曾巩也说过，他是根据他的记叙文来创作的，那就需要仔细研究一下了。宋代文人在撰写高官墓志时，往往着重于其在仕宦生涯中的功绩、品性、品德等方面的表现，以记叙高官的身世为主要内容。虽然内容有缩写、句式和用词上的变化，但大部分都是一样的。在总体上保持统一的基础上，曾巩对王益先生墓志书《先大父述》作了一些增加、删除、修改，有可能引起了他的不满。首先是修改的内容，第一，王安石曾言：“临江为判官者，虽有违法乱纪，但在公事上，则以论理论之。”这是说和临江军主交战所取得的成果。至于是否如此，他并未提及。第二，是关于王益处理韶州牢狱纠纷的情况。曾巩着重指出：“少居于江南，虽然是个小州，但在监狱中，却是最大的难题。公因以其才干而多过，便以平定。"这一点他并没有提到。第三，对王益七子的名字进行了补充，并对他提出的丧事进行了说明。第四，添加了一位好朋友王安石的题记程序。这些话，都是曾巩自己写的，补充了一些。第四点说写碑铭的缘由，是一种通用的碑刻书写方式。其次是曾巩删省掉的五个重要的地方。一是漏掉了“任职数个月，无不惶恐，而有法度”一事，这是王益在建安郡守之位时，是对他治理才能的一种肯定。二是没有提及王益文与张咏的关系。三是对王益 “三十载，吏民称其为公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有所忽略，那是他在新淦县任职。四是对其所使用的“判官滩”一词的由来进行了探讨。五是忽略了王益在担任韶州总督期间，曾经将胡瑗所著的《政范》作为韶州的治所等一系列重大的成绩和影响。

曾巩所删去的部分，其一为王益与宋初著名官员张咏的交游之实，其二到五则为王安石在其父仕途上所作的记叙。曾巩在讲述王益的“忠义孝友”故事时，又对王安石所提资料进行了修改，体现了其创作思想。王安石所提供的资料主要集中在王益的“孝友”这一层面上，而关于“忠义”这一层面上的细节却没有太多的记载。曾巩将其生平经历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在家庭中的私人领域，二是在仕途中的公共领域，在官途上的公开领域，表现出了他的果敢果断，英勇不屈，而在处理私人领域的家庭问题时，则收敛内敛，委曲顺承，这就是他在各种环境下的表现。这个墓志铭逻辑清晰，表达的意思也比王安石提供的素材要详细得多，应该不会惹得王安石一家人的反感。

综上所述，曾巩在王益墓志的写作中，大体还是遵循了王安石《先大夫述》的有关内容。另外，还添加了一些家庭背景和官职，这一点，死者家属是不会质疑的。曾巩也对王安石所提供的材料进行了修改，并遗漏了更多关于王益在官场上的影响，而这可能就是王安石致孙侔的回函中所说的“事有缺略”和“须至别作”之处。而王益墓志的发掘，则为我们进一步验证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提供了契机。

孙侔撰写的若干问题。王益墓中的碑文，因风蚀和破损，已不能完全解读，故而未能一睹真容，颇感遗憾。通过对已发表的文献和拓本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墓志的书写方法，是按照年代来记述的。墓碑的序言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对王益一家人寻碑的经过进行了简单的回顾：“由侍郎寻碑，赐安国，安世，安礼，安祖，安祖，安葬于府南。”第二部分，首先对其官职和职务进行了概括，然后对他五次任职期间的成就和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相比于曾巩对王益在官场上的影响进行了删除，孙侔则是根据王安石所说的写的，“州亦惮焉”，“县大奸臣，虽远，但政局清明”，“后悉听计从”，“小人能欺，政闻中州”，“少人思之，后必以公道治国”，“少人自有公道”，“王益在朝堂上的地位，自有权势”，这些都是关于王益在朝中的影响，一笔带过。第三，概括王益的优良品质，抒发其过早离世的悲恸。第四部分，介绍了王益的生平和结婚生子。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王益墓志序和曾巩的碑铭最大的不同在于，王益在官场上的影响被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下来，这应该就是王安石所说的“事有缺略”。

王安石在“须至别作”方面所重视的内容，可以从两个墓志中的铭文部分进行比较和剖析。墓志铭，由撰者本人提炼出来的，材料大多依据家属提供的材料。曾巩撰的王益墓上的碑铭主要是为了表示对王益的惋惜，也是为了突出王益的母亲，以及他的子嗣，都是优秀的，并没有提及他在官场上的功劳。孙侔为王益写的墓碑上写着：“死了！君子之年，谁不修行？人之将死，其所能及之一州也。德在其境，其所居之处，其所居也。君来日方长，神焉尔留。百姓不会忘记他们，他们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坟墓。”孙侔在题诗中，采用了适宜于表达感情的诗句，不仅为他的过早去世而感到惋惜，同时也赞扬了王益的优良品格，并赞扬了他的政事上的影响力。将这两个墓志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确认王安石所说的“须至别作”就是王益的墓志中的一段。在王安石的文中，他的父亲王益，尽管“死而无才”，但是他在仕途上所取得的成就和影响，还是值得称赞的，能够体现他的“为国为民”的志向。然而，曾巩的这篇文章，不仅在前言中忽略了王益在官场上的影响，而且在最后一句话中，也没有提到这一点，这让身为丧子的王安石很是不满。唯有了解了这一事实，我们才能明白王安石为什么放弃了曾巩的文章，而再次聘请孙侔来书写他的父碑。如果曾巩如此看重王益的墓碑，那么，他的这些志铭，到底是什么意思？纵观曾巩生前所著36方男子墓志，除王益外，其余诸人墓志铭无不是从墓主的才干、修养、品行、家世等各方面总结而出，无一不是如此。所以，王益之墓志，决非曾巩之“笔”所为。事实上，曾巩在写完王益的墓志后，还附上了一份《祭王都官文》，在这篇祭文中，至少要传达了三个层面的意思：首先，他从一开始就说到“他去了，忽而死了，再也没有回来”，这一句话来看，王益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和为官的才能；第二，从“对祖先公道，诚挚厚道”到“从其私心，委婉迂回”，在个人层面上概括了王益的“信”、“孝”、“亲”等卓越的个人特质；第三，从“钟山雄伟，只有一条大江”到最后，一方面是为了表示自己语言上的匮乏，无法形容王益的卓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示对王益逝去的悲痛。这段话很有感情，也很符合墓志序文的意思。或许，因为曾巩所写的这段悼词，很有可能是采用了“互见”的方式，这也符合学者们对他“以自己的笔迹写墓志”的看法。但是，曾巩的这个相当认真的想法，最后竟被王安石以一种近乎“退稿”的形式抛弃，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墓主人死后，葬家人另聘他人为其题写墓志，这在宋朝，甚至在中国古史上都属少见。王益的“一人二志”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角度，通常人们都以为，墓志碑铭是由丧葬家族委托别人写成的，他们除了向死者提供遗书等信息以及支付酬金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参与的可能。其实，在作者写完之后，死者的家人会将作者留下的名字、埋葬的时间和地点等重要的资料都填满，并且进行仔细的检查，如果需要的话，他们还会进行一些修正，直到满意。很少有人能确定，最后被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到底是不是作者自己的文字。因此，可以说，虽然亡者家属对刻石文本的书写的参与程度不尽相同，但是对最后的墓志文本的控制却始终是一种趋势。另外，与隋唐时期的情况相比较，宋朝时期的“一人二志”还有很大的不同。隋唐时期的“一人二志”都是碑文，都是被亡者家人承认的墓志，可以看出，在北宋时期，“一人二志”，前者是被抛弃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宋朝时期的“一人二志”，是撰者“退稿”的第一次，也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