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从建国开始，就建立了限制宦官的措施。朱元璋在宫殿门外明确地立了一块牌子，禁止宦官干政。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明朝是宦官干政最严重的朝代。出现的大宦官也都是赫赫有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朝甚至就是断送在宦官的手里的。

宋朝并没有建立相关的措施，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宦官干政。可是宋朝300年时间里，却几乎没有宦官干政的现象。

这就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了，明朝限制宦官干政，可是宦官干政却非常厉害；宋朝没有任何限制宦官的措施，宦官却没有干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任何干政现象都是因为权力缺乏约束的表现。后宫干政是后宫的权力缺乏约束，权臣干政是权臣的权力缺乏约束，外戚干政是外戚的权力缺乏约束，宦官干政也是宦官的权力缺乏约束。

明朝首先是皇权缺乏约束。皇帝权力太大，他们为所欲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明朝皇帝权力缺乏约束的时候，他肯定就是想用他们最喜欢的人，而伺候在他们身边，和他们朝夕相处的宦官，正是他们最喜欢的人。

王振

据说，虽然朱元璋曾经立了一块牌子，但是这块牌子最早是由朱祁镇的宦官王振给取掉的。朱祁镇当了皇帝以后，热衷吃喝玩乐，不想管朝廷中的事情。所以，他就把很多事情交给王振去做。权力交给了王振，王振的权力自然就变大了。乃至于后来，王振怂恿朱祁镇领兵北伐，最终在土木堡被打得大败。

朱祁镇开了一个头，明朝后期的皇帝就跟上，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都是多年不上朝。正德皇帝更加为所欲为，不想在朝廷中办公，就不在朝廷中办公；想到边疆去住，就到边疆去住；想当大将军，就当大将军。尽管明朝的大臣多有规劝，反复地上书，但是权力失去约束以后，谁能劝得了他们呢？

总之，明朝的皇权缺乏约束，是造成宦官干政的最重要的原因。

宋朝不一样。宋朝的皇权是受到很大约束的，宋朝的皇帝是不敢为所欲为的。

赵受益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宋仁宗的时候，宋仁宗想提拔他喜爱的妃子张贵妃的大伯，给他一个“宣徽使”的职务。这个宣徽使，级别虽然高，但其实是一个虚职，没有什么实权。宋仁宗不过就是给张贵妃一个人情，并没有打算重用她娘家人，更不可能让她娘家人做大掌控权力。但是大臣们却坚决反对，“张尧佐除宣徽使，以廷论未谐，遂止。久之，上以温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一个皇帝想要提拔谁，竟然没有自己的自主权，在大臣们反对的情况下，他竟然无可奈何。由此可见，皇帝所受到的约束有多么的大！

宋徽宗是昏君，但是他也不敢对大臣为所欲为。著名的“元祐党碑”就是他干出来的。但是这也说明一件事，皇帝想要不用什么人，也不是为所欲为的，他必须要找到根据。立下的一个碑，就是他的根据。

事实上，宋朝有非常完善的权力行使制度和权力监督制度。

宋朝虽然增加了宰相的职数，在之前有左右宰相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参知政事。这些大臣们在朝廷中都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宋朝的皇帝想要加强中央集权，却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当宰相们发挥作用的时候，皇帝的权力自然就变小了。

同时，宋朝还有两套监督体系，有两个监督机构。一个是知谏院。一个是御史台。知谏院是负责向皇帝抓皇帝的不是的，御史台是负责弹劾百官的不是的。这两套体系相互都在发挥作用，没有任何人能够逃离这种监督。

明朝疆域图

明朝则不一样，只看见大臣们向皇帝上奏，或者大臣们互相弹劾。大臣们向皇帝上奏的时候，皇帝要听他们的才听，不听他们的就不听。总之，明朝的皇帝是在监督体系之外的，谁也拿他没有办法的。

而宋朝的皇帝是在监督体系之内的，皇帝是不敢为所欲为的。

宋朝正是因为有严格的监督管理体系，所以皇帝的权力被限制，他不可能让宦官掌控权力。只要皇帝这样做，必然会遭到反对。所以，宦官就没有做大的时候，宦官干政的现象，就不可能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