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毛泽东和蒋介石作为国共两党的领袖，虽然有过阶段性的合作，但总的来看可以称之为“一生之敌”。他们之间的较量从国共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到建国之后。

在他们较量的过程中，蒋介石一开始占据了太多优势，而毛泽东几乎是白手起家，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尽艰难险阻，经常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但毛泽东从来没有害怕过蒋介石这个对手，而是始终以“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原则，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进行坚持不懈地斗争。

耐人寻味的是，向来藐视蒋介石的毛泽东，却曾经在与蒋介石交涉的过程两次作出重大让步。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这正是毛泽东“以退为进”的大智慧的体现。

中外历史上的许多经验告诉人们，凡天下能成大事者，必是能伸能屈、慧眼相机行事之人。有时为了更好的前进，就得做出必要的后退。就如同用拳头打人，为了打得稳、准、狠，就要先收缩，运足力气，然后再打出去。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有所不为”，但实际上是为了“而后可以有为”。

在这个方面，毛泽东无疑作出了表率。

毛泽东很善于实行革命的妥协，有争有让，争有原则，让有限度。但毛泽东认为让步应该是积极的，不应该是消极的。

他在1938年11月一次党的全体会议上说：“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

他还说：“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毛泽东举例说，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与蒋介石的交涉中，曾有过两次重大的让步，都体现出了不起的大局观。

1937年，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决定自动取消“工农革命政府”的名称，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把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

毛泽东敏锐地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让步“是必须的和许可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才有利于国内团结，有利于共同抗日。

但是，这种让步是有原则的有限度的，是由当时“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决定的，以不破坏这一原则为限度的。

毛泽东说，在根据地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

解放战争初期，在重庆谈判中，为了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毛泽东决定对国民党作出一些让步，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8个解放区，并同意把中共的军队缩编到20至24个师，占全国军队的七分之一。

从当时情况看，毛泽东这种让步不但很有必要，而且也很高明，因为不作这种让步，就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也不能换得中共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

但是，这种让步也是有原则和限度的。原则就是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让步以不能破坏这个原则为限度，“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这就是限度。

实行这种让步，既没有损坏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武装的根本利益，又使国民党散布的“共产党要地盘，争枪杆子”的谣言全部破产，极大地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