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上，不仅有毛泽东、周恩来和十大元帅等统帅型的伟大人物，也出现过不少在地方上战斗、工作取得卓著成就的高级干部，其中就包括曾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大放异彩的“南方三杰”。

他们就是曾领导闽西南游击战争的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伟大而艰苦的长征后，还有一些红军游击队根据中央的指示，肩负起了一个与长征相比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任务，那就是留在地方上继续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

▲南方三杰：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

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撤离时，苏区中央分局留在赣南地区继续开展工作，他们接受的任务是：继续领导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从而为红军主力长征形成策应配合，打破敌人的重重围剿。

当时的苏区中央分局书记是项英，主要成员包括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人。

毛泽东曾在离开苏区之前亲自对张鼎丞面授机宜，让张鼎丞回到他最熟悉的闽西地区，在坚持斗争的同时谋求发展。项英、陈毅也对此表示支持。

这就样，张鼎丞肩负着重任离开赣南地区，于1934年12月回到福建永定。

随后，张鼎丞被推选为闽西军政委员主席，以红八团、红九团为基础力量，实现了对闽西红军游行队的统一领导。

1935年2月，苏区中央分局迫于敌人大举进攻这一形势，遵照党中央的紧急指示，采取了分路突围的策略。其中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率领一路人马，朝着张鼎丞所在永定方向突围。

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到达永定，与张鼎丞领导的部队实现了胜利会师。这两股革命力量的会合，使得闽西地区的党、政、军力量大为增加，尤其是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对于闽西红军游击队的武装斗争带来了指路明灯。

1935年4月，著名的赤寨会议顺利召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张鼎丞被推选为主席，邓子恢担任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谭震林则担负起了军事部长的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有关闽西南游击战争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划定了四个作战分区，并对几位领导成员的分工合作有了明确的安排。

身负重伤的陈潭秋暂时无法工作，被送到香港去治疗。张鼎丞立足了溪南，领导永定和整个闽西的武装斗争。邓子恢则不辞劳苦，前往金丰、湖雷等各处联络革命力量。谭震林成为上杭游击区的领导者。

次年1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要成员齐聚上杭县双髻山，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张鼎丞仍任主席一职，邓子恢、谭震林被增选为副主席，闽西南的“三驾马车”至此正式形成。这也正是后来人们将他们三人称为“南方三杰”的源起。

在中共历史上，多位干部在一个地方共同担任领导的例子比比皆是，为什么“南方三杰”声名赫赫呢？

首先，他们是一个团结、高效、有很强凝聚力的领导班子。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三人既合作又有各自明确的分工，但他们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始终能够团结一心，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谦让，把各自的长处和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真正做到了亲密无间、勠力同心。

当然，最关键的因素当然是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三人在一起的工作成绩非常突出。正是在他们的共同领导下，面积不算大、的闽西南地区，游击战争开展得轰轰烈烈，原本并不起眼的一点火种竟成烈火燎原之势。

到了1937年，毛主席在延安听取了关于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汇报之后，为之欣喜不已、振奋不已，称赞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三年的苦斗有很大功绩”。

到了1938年初，抗日战争的形势越来越迫切，党中央传达了新的指示，闽西南的红军游击队按照中央指示，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有两个团的编制，共有2700余人，占当时新四军总兵力的四分之一。

当年春天，张、邓、谭三杰率领着这支已经越来越成熟坚强的武装力量，离开福建龙岩，踏上了北上抗日的新征程。

第二年7月，张鼎丞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毛主席多次与他见面谈话，对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也有了更深入、更详细的了解。对于“南方三杰”所作出的贡献，毛主席无比动容地给予了更高的评价：“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你们能够领导红军游击队和当地人民群众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扩大游击区，使那么多的部队和干部得以保留和成长，这是一个跟长征一样了不起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