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中国首任总理周恩来，人们的评价历来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对于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以及缔造新中国这几大历史功绩上，向来赞誉有加。

除了建党、建军、建国之外，周恩来还有一大贡献同样值得人们铭记与敬仰，那就是他在统一战线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可以说，周恩来是中共党内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时间最长、结交面最广、始终处在第一线的一位领袖，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共产党推进统一战线的一面光辉旗帜。

周恩来非常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分化和孤立反对派，以完成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使命。他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让中国共产党“朋友多多的，敌人少少的”，做出了难以估量、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周恩来认为，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不同，决定要打击的主要敌人也不同，因而，团结的范围在时空上和内涵上是变化的，但斗争的原则总是团结多数，反对少数，这一点是肯定的。

他警示共产党人，“争取多数，反对少数”，“这在任何时候任何斗争场合都是坚定不移的原则，要了解那个多数一直要包含到敌人营垒中的少数开明分子（即封建买办阶级中的开明绅士、爱国分子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济深、陈铭枢和国民党19路军将领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对蒋介石，主张抗日。

周恩来派人与福建人民政府秘密联络，力主与之联合反蒋，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遗憾的是当时“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占了上风，以致坐失良机。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周恩来派何长工与“南天王”陈济棠的代表密谈，达成了互通情报、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从而使红军长征时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地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绍兴动员抗战，对一位友人说：现在民族矛盾是第一位，国内的分歧应该尽力缩小，有些矛盾可以放到打退了民族敌人以后再说。为了取得抗战胜利，一定要把抗战的阵营努力扩至“大无外”，把反对抗战的敌人阵营缩至“小无内”。并说：“要打倒一切，就一切都打不倒。”

他在国统区先后10年，创造性地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统战工作成就卓著，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协同张学良、杨虎城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之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二是参加庐山会谈，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并努力制止反共逆流，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直到抗战胜利；

三是广泛团结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知识分子和国际友人。

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周恩来要求全党同志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

他说：“我们先划一个最大圈子，把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最反动的地主阶级和官僚集团，孤立他们，反对他们，打倒他们”，并强调共产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决不能只依靠少数先锋队办事。因为当时党团员合起来的总数还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少数人自己划个小圈子把自己圈起来，用中国的古语来说，这叫“画地为牢”，。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被压迫的党变为执政党，但周恩来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多数的风格不仅没有变，而且更加发扬光大，发展为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致力于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

这体现在健全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关心、爱护、依靠知识分子；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

周恩来尤其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团结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反对那种孤芳自赏、唯我独尊的作法和态度。他认为朋友间有不同意见是好事而绝不是坏事。

他说：“有不同意见的人跟我们来讨论，争论，真理才能愈辩愈明”，“圣人都喜欢辩论，何况咱们后生小子乎！”“要善于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一切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扩大矛盾的作法，都是错误的。”

不仅如此，对历史上曾经起过一些好作用的人物，即使他们可能现在属于敌对营垒，周恩来也总是客观地评价其地位和作用，做到不计前嫌，不忘旧功。

他曾多次提到，将来台湾解放了，不要忘了张镇的功劳。

因为重庆谈判期间李少石事件发生后，当时任国民党宪兵司令的张镇，按照我方的要求在当晚亲自陪送毛泽东回红岩，保护了毛泽东的安全，并很快调查清楚了事件的真相。

周总理在生命垂危之际，还专门嘱咐有关同志在《辞海》上介绍杨度这一人物时，要说明此人晚年立场的转变和对共产党的贡献并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个消息透露后，所有具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无不为之耳目一新，叹服周恩来的宏伟气魄。因为杨度曾是“洪宪余孽”，高居鼓吹袁世凯作皇帝的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六君子”之榜首。

正是由于具有这种博大的胸襟，使得周恩来团结多数的统战思想的运用在党内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