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春寒料峭的上午，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周瘦鹃从穿着鹅黄半臂缎衫的张爱玲手中接过《沉香屑》和《第二炉香》手稿时，他不知道他发掘的将是轰动整个上海滩的文学天才。
但偌大一个文坛只有那一个短暂阶段才能成全张爱玲，几年后，繁华落尽，这位绝代才女悄然去了香港，又于1955年飘洋过海移居美国并再嫁，和美国作家赖雅在加州安了家。
但是这段婚姻苦多乐少，过得并不幸福。由于赖雅中风，张爱玲为了撑起这个家，不得不花大量时间从事翻译和编写电影剧本，直至1967年10月8日赖雅去世，她仅创作了英文小说《北地胭脂》、《少帅》，发表了长篇小说《怨女》，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
对于这次再嫁，张爱玲讳莫如深，但此后她可以安心写作了，反而未写小说，只专心翻译《红楼梦》和《海上花》。
《红楼梦》之于张爱玲，是“一切的泉源”。
她的祖父张佩纶为李鸿章之婿，曾煊赫一时、后来家道中落的经历一如贾府，这种身世必然增强她对小说及其作者的认同和亲近。
她当年的成名之作无不深受《红楼梦》的影响，有精致细腻的美和震撼人心的“苍凉”感。
后来她在美国看到脂批《红楼梦》时，勾起了深埋心底的愿望，于是在已经“去日苦多”的岁月里，不惜花费十年的功夫，写成了《红楼梦魇》。
这本书是她唯一的纯学术性著作，重要的是她不去东抄西凑，而是注重于在小说本身求内证，以小说家的眼光深刻地探究了《红楼梦》的情节和人物，认为它是创作，不是自传性小说，有独特的眼光。
翻译《海上花列传》，也是张爱玲多年的愿望。此书在她童年时就在祖父的案头看到，后来她看到了胡适对《海上花》的考证平淡而自然，就于1954年寄了《秧歌》给他，希望获得他的好评，并表达了她要把《海上花》译成英文的心愿。
1967年张爱玲在美国俄亥俄州申请并接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开始翻译此书。
翻译中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甚至张爱玲也自嘲式地承认，她的努力可能无效。恐怕“此书的下一回目是：张爱玲五评红楼梦，看官们三弃海上花”。
可惜她花了数年时间译完的英文稿，没等到出版，就在搬家时遗失，以后只于1981年出版了国语本，她必定深受打击。
张爱玲的创作力并未衰退，1978年她还发表了描写40年代间谍除奸活动的《色戒》等短篇小说。但从80年代起她不再写任何新东西，只在1993年写了最后一部作品《对照记》，展示了她和家人的照片一百多帧，似乎是一个作家在向人间作别，最后揭开面纱的一角，让读者能瞥到一眼她的真身。
同年大陆有四本张爱玲传记相继出版，上海掀起张爱玲热。第二年，皇冠出齐《张爱玲全集》15册，台湾《中国时报》授予她“特别成就奖”，以感谢她一生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这对她是个安慰，但也像个信号，似乎她在人间的使命已经完成，她可以安心地去了。
1972年张爱玲迁居洛杉矶，是托她极信任的庄信之教授找的房子，但迁居那天，她对庄氏夫妇说，她虽然搬来了洛杉矶，最好还是把她“当成住在老鼠洞里”，说明了她已想放弃与人的正常交往，过隐士的生活。
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她曾同意接受一位从台湾女作家的采访。女作家透露她生活简单，常常一天只吃一个煎蛋，又说屋里的布置看起来寒酸，厨房的炉台积着油垢，似乎久末清洗。
这使张爱玲很为气愤，此后除了她的房东，再也没有人可以走进她的房子。
有一位年轻女记者，接受报社委托采访张爱玲。她写了一信去，希望能采访张爱玲，但没有回声，她就去租了张爱玲隔壁的房间，伺机采访。但等了一个月，真正见到张爱玲的机会则只有一次——张爱玲出来丢垃圾。既然采访她这么困难，这位小姐便只能采访垃圾了。
幸运的是，她从垃圾中找到了几个信封。其中竟有这位小姐寄去的信封，张爱玲还在上面写满了字，说她住定了下来，麻烦得不得了，现在好不容易希望能安静，如再被采访，就等于“一个人只剩下两个铜板，还给人要了去”。
张爱玲为什么拒绝采访？答案竟如比简单——原来从1984年开始，她在公寓中受虱子侵扰，得了皮肤病，为了逃避虫患，不停地搬家，连最好的朋友的信也没心晴看。1988年经司马新介绍找到良医治了病，才重新在公寓中定居了下来，人料这时候发生厂垃圾事件，她被迫再次搬家。
这以后她不想再搬了，于是新住址绝对保密，用旧的信箱作为唯一的通讯处，于是要走进她的生活世界已难如登天。
此后，她的身体状况更为恶化，连写一封信也要花几天时，间，更别提写文章了。
她身心寂寞时，唯一可聊天的是庄信之介绍的好友林式同，但也仅限于电话中通话，她并没有忘怀好友，和她保持通信的尚有夏志清、司马新等人。
1989年司马新去巴黎罗浮宫，买了一幅莫纳的睡莲复制品寄给了张爱玲，并借此鼓励她去欧洲旅游。
她答复：“日常啰唆事多，写东西进度太慢，出版社也不得不中止全集的预告了……目前无法自译小说，欧洲更望洋兴叹。”
但她的生活并非全无乐趣，她爱看书、看电视，并不觉得寂寞。她不愿被人采访，是怕被当作被观赏的金鱼、而对出版自己的著作和别人如何评价她是极为关注的。
1961年台湾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论及她“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虹曼殊菲儿、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等……《金锁记》长达50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张爱玲闻之心有窃喜，从此与他保持了终身的交往。
宋淇夫妇是张爱玲早年知己，张爱玲晚年极少与外界往来，许多出版界的人士要与她联络，她就将作品在台湾出版之事全权委托他们。
80年代初司马新曾撰文对她的《色戒》作了好评，数年后她仍然记得此事，还向司马新索要这篇文章。可见张爱玲虽过着隐居的生活，并非遗世独立，她仍有自己的好友和喜好。这种生活，是她自己的选择。
进人90年代后，张爱玲更懒得出门和提笔。1990年左右她姑姑请她回上海探亲，她因故谢绝了，却寄了笔钱给姑姑，邀她与姑父同来洛杉矶。但两位老人已年近九十，再也受不了旅途的颠沛，未能成行。姑姑于1991年去世，此后张爱玲在世的亲人仅存一个弟弟，也是风烛残年，基本上没什么联系。
张爱玲在有生之年已将自己的上海往事一一写出，本来在美国的生活别无可记，她在这人世唯一可关心的是自己的身体和旧作的发行。此时，她已再次走红大陆和台湾，但并不沾沾自喜和摆大作家的架子。
最后两年她去看过几次皮肤病，问病情很仔细，但不愿谈及自己的过去，医生问她何时离开中国，她就礼貌地转了话题。
张爱玲当年在《西风》征文比赛中，她的《我的天才梦》本已获得第一名，后落为第十三名，至1994年她仍耿耿于怀，在《中国日报》发表“特别成就奖”得奖感言《忆西风》，重提往事。可见她是个极为自尊自信的人。
她在《天才梦》中写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另一方面她承认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显得惊人的愚笨。“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这些特点竟是一个惊人的预言，也成了她晚年孤僻的源头。
1995年9月初，75岁的张爱玲自知大限将至，将重要物件放进手提袋，留在门边。某日在睡梦中去世，神态安详，几天后遗体才被人发觉。这成了绝代才女张爱玲最终的结局。
她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完全遵照她的遗愿。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于9月30日将她的骨灰撒进了太平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