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　西汉末王莽新朝时刘歆倡导的古文经学。西汉哀帝时，刘歆自称发现以古文写成的《尚书》、《逸礼》、《毛诗》、《左传》，与当时流行的经本有别，建议立于学官，但遭今文博士反对，至王莽建新朝，刘歆任“国师”，乃立古文经博士。此后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争斗。近代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借今文经学宣传托古改制，为变法维新制造舆论，特别指斥刘歆所立经书为伪，断言歆所倡古文经学是为王莽新朝效力的新莽之学，故名。

郑学　即“通学”。经学中东汉郑玄学派。郑玄初学今文《易》和公羊学，后从张恭祖、马融学《尚书》、《周礼》、《左传》等古文经，在精研古文经学的基础上，吸收今文经学，广采众说，遍注群经，自创一家之说。破除西汉经学的家法传统，不拘经今、古文学的师承门户和学派壁垒，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这种融汇今文、古文的经学，世称“郑学”。其代表人物还有孙炎等。因当时学者苦于今、古文家法的繁琐，并服膺于郑玄的博学，故信者日众，郑学渐盛，基本上结束了古文、今文之争。清代乾嘉学派倡导“汉学”，实以郑学为宗，并颇多发挥。

王学　经学中魏晋时代的王肃学派。王肃崇奉贾逵、马融的古文经学，兼采今文之说。曾遍注群经，综合古文、今文的各家经义。唯不喜郑学，治经每与郑玄学派对立，称为“王学”。曾为《尚书》、《诗》、《论语》、《礼》、《左传》作注，并撰定其父王朗所作《易传》，晋时皆列于学官，使王学得借朝廷的支持而盛行。王学的代表人物还有孔晁等。东晋以后，逐渐衰微。

南学　南北朝时南朝的经学。南朝经师，承袭魏晋学风，除《诗》、《三礼》采用郑玄笺注外，《周易》用三国魏王弼注，《尚书》用伪孔安国传，《左传》用西晋杜预注。讲经兼采众说，也取玄学，不拘家法，随意发挥。又受佛教影响，把讲经记录编为讲疏、讲义，并写出比经注更为详尽的义疏，为唐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的依据。又就《礼记·中庸》发挥天命心性学说，成为宋代理学的渊源。南学的代表人物有皇侃、费甝等，经注流传下来的有皇侃《论语义疏》。

北学　南北朝时北朝的经学。北朝经师，《周易》、《尚书》、《毛诗》、《三礼》都用郑玄注，《左传》用服虔注，《公羊传》用何休注，墨守东汉旧说，以章句训诂为主，不愿别出新义。学风比较保守，撰述亦少。北学的代表人物有徐遵明、熊安生等。所撰经注，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

汉学　指清代推崇汉儒朴学风尚，专力于训诂、辨伪的乾嘉学派。与“宋学”对称。明清之际的经学大师顾炎武，为反对明末“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空论义理、心性的王学流弊，主张根据经书和历史立论，“通经致用”。清经学家阎若璩、胡渭等继承顾炎武的考据传统，用汉儒训诂方法治经、辨伪，有所创获，但已失却“通经致用”的精神。乾、嘉年间，惠栋、戴震等更以汉儒经注为宗，承东汉许慎、郑玄之学，专从文字学入手，以训诂考据方法治经，并扩大到史籍和诸子，形成吴、皖两派，“汉学”之帜遂大张。清代汉学家治学严谨，学风质朴，于古籍整理、辑佚辨伪、语言文字研究及古代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考据，有较大贡献。其弊在偏于信古好儒，脱离实际，为考据而考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