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百年前，宋朝有个文天祥说的：“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十七史”尚且无从说起，何况中国全部的学问，比“十七史”更广。但教育的事，和博览不同；更没有到讲学的地位，只是看人的浅深，见机说法，也就罢了。现在把中国开化的根苗，和近代学问发达的事迹，对几位朋友讲讲。就可以晓得施教的方法，也使那边父兄子弟，晓得受教的门径。
中国第一个开化的人，不是五千年前的老伏羲么？第一个造文字的人，不是四千年前的老仓颉么？第一个宣布历史的人，不是二千四百年前的孔子么？第一个发明这里的人，不是二千四百年前的老子么？伏羲的事，并不能实在明白；现存的只有八卦，也难得去理会他。其余三位，开了一个门法，倒使后来不能改变。并不是中国人顽固，其实也没有改变的法子。
仓颉造字，当初只有“指事”、“象形”两条例。什么叫做指事？就像上下两个字，古篆只作丄丅，不过是指个方向。其余数目字，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也叫做指事，和号码也差不多。什么叫做象形？就像古篆日字，月字作，水字作，火字作，是像他的形势，所以叫做象形。
当初仓颉造字的时候，只有这两种例，字都是独体的。仓颉以后，就渐渐把两个字和合起来，变了合体的字，所以又有“形声”、“会意”两件条例。什么叫做形声？一旁是字的形，一旁是字的声，所以叫做形声。譬如水有各项，不能统统都叫做水，自然别有一句话。要写这个字出来，若照着象形的例，还是这个水字，不能分别，所以在水旁又加一个声音去指定它。譬如江字水旁加个工，河字水旁加个可；水就是形，工和可就是声。什么叫做会意？把两个字和意合起来成一个意，这就叫做会意。譬如人旁加人言字，就是信字；见得不信就不算人的话，只是狗吠鸡鸣一样。止上加个戈字，就是武字。见得别人举动干戈，我能去止住他，就是武。这个“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件条例，造字的法子略备了。
但是中国有一千六百万方里的地面（中国的本部，从黄帝到现在有四千年，没有什么大加减），同是一句话，各处的声气自然不能一样；所以后来又添出“转注”一件条例来。什么叫做转注？这一瓶水，展转注向那一瓶去，水是一样，瓶是两个。把这个意思来比喻，话是一样，声音是两种，所以叫做转注。譬如有个老字，换了一块地方，声音有点不同，又再造个考字。有了这一件条例，字就多了。但是人的思想，万变不穷，说话也万变不穷，却往往就这个意思移做别个意思。所以一个字往往包容得三四个意思，又添出“假借”一件条例来。譬如令字，本来是号令，后来发号令的人，也就叫做令，不必别造一个字。长字本来是长短的长，后来看成年的人，比小孩身体长些，也就叫做长，年纪老的也叫长，做了官，在百姓的上，也就叫做长。有了这一件条例，字就省造许多。这个“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条例，并起来叫做六书。
二千九百年前，周公做周礼的时候，就有六书的名目。不过仓颉造字以后，谁人把独体的字，合做合体的字？这个却没有明据。仓颉造字叫做古文，后来合体的字也叫做古文。到二千七百年前，周朝有个史籀，又把古文整理一番，改了许多新形，叫做“籀文”，也叫“大篆”。到二千一百年前，秦朝有个李斯，又把大篆减省些，叫做“小篆”。那古文、大篆、小篆三项，虽有不同，只是略略改变。秦朝又把小篆减省，叫做“隶书”，现在通行的“楷书”，也还就是隶书。汉朝又把隶书减省，叫做“草书”，现在也是通行。当初用隶书、草书的人，不过为写字烦难，想个方便法门；不晓得通行以后，写字就快，识字就难了。识字为什么难呢？隶书形体方整，象形字都不象了。况且处处省笔，连这两个字就是那两个字合起来都看不出，一点一画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小孩子识字的时候，不得不用强记，所以识字就难。
有说中国字何不改成拼音？我说这个是全不合情理的话。欧洲各国，本来地方不大，一国的说话，声气自然一样，所以可用拼音。那个印度就不然，地方和中国本部差不多大，说话分做七十余种，却还要用拼音字，这一处的话，写成了字，到那一处就不懂了。照这样看来，地方小的，可以用拼音，地方大的，断不能用拼音字。中国不用拼音字，所以北到辽东，南到广东，声气虽然各样，写一张字，就彼此都懂得。若换了拼音字，莫说辽东人不懂广东字，广东人不懂辽东字，出了一省，恐怕也就不能通行得去，岂不是令中国分为几十国么？况且古今声气，略有改变，声气换了，字不换，还可以懂得古人的文理；声气换了，连字也换，就不能懂得古人的文理。且看英国人读他本国三百年前的文章，就说是古文，难得了解；中国就不然，若看文章，八百年前宋朝欧阳修、王安石的文章，仍是和现在一样。懂得现在的文章，也就懂得宋朝的文章。若看白话，四百年前明朝人作的《水浒传》，现在也都懂得。就是八百年前宋朝人的《语录》，也没有什么难解。若用了拼音字，连《水浒传》也看不成，何况别的文章？所以为久远计，拼音字也是不可用的。
有说拼音字写起来容易，合体字写起来难。这个也不然。中国的单音语，一字只有一音，就多也不过二三十笔；外国的复音语，几个音拼成一音，几个音连成一字，笔画也很不少。中国人若是兼学草书，写起来只有比拼音字快，没有慢的。有说拼音字容易识，合体字难识。这个也不然。拼音字只容易识它的音，并不容易识它的义；合体字是难识它音，却是看见鱼旁的字，不是鱼的名，就是鱼的事；看见鸟旁的字，不是鸟的名，就是鸟的事；识义倒反容易一点。两边的长短相校，也是一样。原来六书的条例，最是精密，断不是和埃及人只有几个象形字一样。若说小孩子识字烦难，也有一个方便法门，叫他易识。
第一，要把《说文》五百四十个部首，使他识得，就晓得造字的例，不是随意凑成的，领会得一点，就不用专靠强记。
第二，要懂得反切的道理。反切也是和拼音相近，但拼音只把这个音当这个字，反切却是把音注在字旁，叫他容易唤出音来，并不是就把这个音去代那个字，所以反切与拼音，用法不同。但前人做反切随便把字取来使用，那个能反切的字，尚且读不准音，何况所反切的字，怎么读得准音呢？现前只照三十六字母，改换三十六个笔画最少的字，又照广韵二百六韵，约做二十二韵，改换二十二个笔画最少的字，上字是纽（就是别国人唤做子音的），下字是韵（就是别国人唤做母音的），两字一拼，成了反切，注在本字旁边。大凡小孩子们认了五十八个字，就个个字都反切得出来了。但声音要照《广韵》读，果然不可用土音，也不可用北京音。土音果是各处不同，北京音也不算正音，都用不着。我以前曾将五十八个字写出，将来就可以用得哩！
第三，要兼学草书，为临时快写的方便。但不可专用草书，不写正字，草书不过是辅助的东西罢了！
至于当教习的朋友，总要备《段注说文》一部、《广韵》一部、《四声切韵表》一部、《书谱》一部，非但要临时查检，平日也要用心看看。最小的书，像《文字蒙求》（山东人王筠做的，只有薄薄一本）也好给学生讲讲，就晓得文字的好妙处了。以上是论教文字的法子。
再说历史。为什么说孔子宣布历史呢？以前中国的历史，只有《尚书》，叙事不大周详，年代也不明白。又还只是贵族政体的时代，民间只识得字，通得文理，并没有历史读，历史只是给贵族读的。孔子以前三百年的时候，才得有《春秋》出来。用编年的体例，叙事都也周详，却还只许贵族读的。孔子以前一百多年，山东有一个齐国，宰相叫做管仲，颇要民间看看历史，也只为替他政府办事，没有别的好心肠。但那个时候，民间看见《春秋》的是少得很。管仲想个法子，凡有读得《春秋》的，给他值二十两黄金的衣服，五方里的田，看他的赏这样重，就晓得读《春秋》的少了。孔子也是由百姓起家，很不愿意贵族政体，所以去寻着一个史官，叫作老子，拜了他做先生。老子就把史书都给他看。又去寻着一个史官，叫作左丘明。两个人把《春秋》修改完全，宣布出来，传给弟子，从此民间就晓得历史了。从前民间没有历史，历史都藏在政府所管的图书馆。政府倒了，历史也就失去。自从孔子宣布到民间来，政府虽倒，历史却不会亡失；所以今日还晓得二三千年以前的事。这都是孔子的赐了。
孔子以后三百多年，汉朝有一个史官，叫作司马迁，又作成一部《史记》。又过了一百多年，又有一个史官，叫作班固，又作成一部《汉书》。那个体裁是纪传体，虽和《春秋》不同，但总是看个榜样，摹拟几分，所以《史记》《汉书》的事，仍复可以编排年月。后来人又照着《史记》《汉书》的体做去，一代有一代的史，到如今有“二十四史”。假如没有孔子，看来就有司马迁、班固，也不能作史。没有司马迁、班固的史，也就没有后来二十二部史，那么中国真是昏天黑地了！“二十四史”，现在称为正史。此外编年的史，一千六百年前，汉朝有一个荀悦，做一部《汉纪》。一千四百年前，晋朝有一个袁宏，做一部《后汉纪》。九百年前，宋朝有一个司马光，做一部《资治通鉴》，就是从春秋以后到宋朝以前为止，历代的事都有了。一百年前，有一具邵晋涵，替毕沅做一部《宋元通鉴》。这种都是编年的书，比看正史略为简便。但是典章文物，不如正史详明。此外还有纪事本末体，是七百年前宋朝袁枢开头，摹仿《尚书》。近来有七种纪事本末，比看编年体更简便。只是要紧的事，并不在事体大小。纪事本末，只有大事，没有小事，就差了。至于典章制度的书，是仿《周礼》《仪礼》《礼记》做的。一千一百年前，唐朝有个杜佑，做了一部《通典》，算第一美备。后来还有《通志》《通考》，比《通典》万万不如，合起来叫做“三通”。还有“续三通”，到清朝的“三通”，合起来做“九通”。这四种书都是最大的历史。
论开头的，只是孔子一人，所以孔子是史学的宗师，并不是什么教主。史学讲人话，教主讲鬼话，鬼话是要人愚，人话是要人智，心思是迥然不同的。中国人留心历史的多，后来却落个守旧的名目。不晓得历史的用处，不专在乎办事，只是看了历史，就发出许多爱国心来，是最大的用处。至于办事，原是看形势变迁，想个补救的法子，历史不过做个参考，原不是照着它做。却是中国历史上的美事，现在人都不经意，不过看了些奇功伟业，以为办事可以顷刻而成，这真是颠倒的见了。
还有人说，中国的历史，只是家谱一样，没有精采。又说，只载了许多战争的事，道理很不够。这种话真是可笑极了。中国并没有鬼话的宗教，历史自然依帝王朝代排次，不用教主生年排次，就是看成了家谱，总要胜那个鬼谱。以前最好的历史，像《春秋》《史记》《汉书》，学术、文章、风俗、政治，都可参见，又岂是家谱呢？后来历史虽是渐渐差了，但所载总不止战争一项，毕竟说政治的得失，论人物的高下，占了大半。讲战争的能有多少呢？可笑那班无识的人，引了一个英国斯宾塞的乱话，说历史载的，都是已过的事，譬如邻家生了一只小猫，问他做什么？不晓自己本国的历史，就是自己家里，并不是邻家，邻家就是外国，外国史也略要看看，何况本国史呢！过去的事，看来像没有什么关痛痒，但是现在的情形，都是从过去慢慢变来。凡事看了现在的果，必定要求过去的因，怎么可以置之不论呢！至于别国人讲的社会学，虽则也见几分因果，只是他这个理，总合不上中国的事，又岂可任他瞒过么？
又有人说中国的历史不合科学，这种话更是好笑。也不晓得他们所说的科学，是怎么样？若是开卷说几句“历史的统系、历史的性质、历史的范围”就叫做科学，那种油腔滑调，仿佛是填册一样，又谁人不会说呢！历史本来是繁杂的，不容易整理，况且体裁又多，自然难得分析。别国的历史，只有纪事本末一体；中国却有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典章制度四大体，此外小小的体，更有无数。科条本来就繁复，所以难得清理。但是一千二百年前，唐朝刘知几做的《史通》科判各史，极其精密，断非那几句油腔滑调去填的可比。要问谁算科学？谁不算科学呢？至于学堂教科所用，只要简约，但不能说教科适宜的，就是科学，这个也容易了解。若说合科学的历史，只在简约，那么合了科学，倒不得不“削趾适履”，却不如不合科学的好。
试看别国没有编年的史，能够把希腊以来一年一年的事，排比得清楚么？没有纪传的史，能够把不关政治的人，详载在史中么？至于别国的哲学史，就像中国学案一样；别国的文学史，就像中国文士传一样；那又别是一种，不能说有了这种书，正史上就可不载。这样看来，中国历史的发达，原是世界第一，岂是他国所能及的。但是一千年的正史，却有过于繁碎的病，所以人说看《宋史》《元史》不如看《宋元通鉴》，也有一理。
现在为教育起见，原是要编一种简约的书。这个本来不是历史，只是历史教科书。所以说教育的事，不能比讲学的事；教科的书，不能比著作的书。历史教科书，果然没有好的，初学的也将就可用。凡是当教习的朋友，总要自己的知识，十倍于教科书，才可以补书上的不及。大概《通鉴辑览》必是看过，最吃紧的是《四史》，必是要看，此外《日知录》也是有用。有这种知识，就可以讲历史。将来的结果，到学生能看这几部书，就很好了。以上是论教历史的法子。
至于哲理，那就深了一层，但书没有历史的繁，这倒是简易一点。中国头一个发明哲理的，算是老子。老子的学问，《汉书•艺文志》说道出于史官。原来老子在周朝，本是做征藏史，所以人事变迁，看的分明。老子这一派，叫做道家。三千五百年前，商朝的伊尹；二千九百年前，周朝的太公；二千五百年前，周朝的管仲；本来都是道家。伊尹、太公的书，现在没了。管仲还有部《管子》留到如今，但管仲兼杂阴阳一派，有许多鬼话。老子出来，就大翻了，并不相信天帝鬼神和占验的话。孔子也受了老子的学说，所以不相信鬼，只不敢打扫干净。老子就打扫干净。老子以后，有二百年，庄子出来，就越发俊逸不群了。以前论理论事，都不大质验，老子是史官出身，所以专讲质验。以前看古来的帝王，都是圣人，老子看得穿他有私心。以前看万物都有个统系，老子看得万物没有统系。及到庄子《齐物论》出来，真是件件看成平等，照这个法子做去，就世界万物各得自在，不晓怎么昏愚的道士，反用老子做把柄，老子的书现在也不能附会上去。
还有人说老子好讲权术，也是错了。以前伊尹、太公、管仲，都有权术。老子看破他们的权术，所以把那些用权术的道理，一概揭穿，使后人不受他的欺罔。老子明明说的：“正言若反”，后来人却不懂老子用意。若人人都解得老子的意，又把现在的人情参看参看，凭你盖世的英雄，都不能牢笼得人，惟有平凡人倒可以成就一点事业，这就是世界公理大明的时候了。
解《老子》的，第一是韩非子《解老》《喻老》两篇，说得最好。后来还算王弼。河上公的注，原是假托；傅奕的注，更不必说。老子传到孔子，称为儒家，大意也差不多。不过拘守绳墨，眼孔比老子要小得多。孔子以后一百多年有孟子，孟子以后五六十年有荀子，孟子放任一点儿，学问上却少经验。荀子比孟子严整得多，学问上又多经验，说话又多条理。荀子的见解，和庄子纯然相反，但是《正名》《解蔽》两篇，是荀子学问最深的所在。后来人也都不解老子不看重豪杰，只要“以正治国”。正是什么？就是法律。这一点，荀子却相近些。后来变出一种法家，像韩非子，本来是荀子的门徒，又是深于老子的，可惜一味严厉，所以《史记》上说：“老子深远”，见得韩非也不及了。
儒家从孔子以后，又流出一派名家，有个公孙龙，原是孔子的弟子，就是名家的开宗。此外墨子称为墨家，在孔子后几十年，意思全与儒家反对。《经上》《经下》两篇，也是名家的学说。名家就是现在的论理学家。不过墨子、荀子讲得最好，公孙龙就有几分诡辩。墨子的书，除去《经上》《经下》，其余所说，兼爱的道理，也是不错。只是尊天敬鬼，走入宗教一路，就不足论了。还有农家主张并耕，也是从老子来的。小说家主张不斗，和道家、儒家、墨家，都有关系。这七家都是有理的。居间调和的就是杂家。此外就有纵横家，专是外交的口辩；阴阳家，就是鬼话连天；文章都好，哲理是一点不相干的。这十家古来通称九流。大概没有老子，书不能传民间，民间没有书，怎么得成九流？所以开创学术，又是老子的首功。
九流行了不过二百年，就被秦始皇把他的书烧了。到了汉朝，九流都没有人，儒家只会讲几句腐话，道家只会讲几句不管事的话，农家只会讲几句垦田的话，小说家只会讲几句传闻的话，名家、法家、墨家，都绝了。杂家虽永远不坏，却没有别人的说话可以采取；倒是阴阳家最盛行，所以汉朝四百年，凡事都带一点儿宗教的意味。到三国以后，渐渐复原，当时佛法也进中国来。佛法原是讲哲理的，本来不崇拜鬼神，不是宗教，但是天宫地狱的话，带些杂质在里面，也是印度原有这些话，所以佛法也不把它打破，若在中国，就不说了。所以深解佛学的人。只是求它的哲理，不讲什么天宫地狱。论到哲理，自然高出老庄。却是治世的方法，倒要老庄补它的空儿。
后来到宋朝时候，湖南出了一个人叫做周茂叔，名是周敦颐，要想把佛学、儒学调和。有一个鹤林寺的和尚，叫做寿涯，对他说“你只要改头换面！”周茂叔果然照他的话做去，可惜还参些道士的话。传到弟子河南程明道，名是程灏，他兄弟程伊川，名是程颐，就把道士话打扫干净了，开了一种理学的宗派。里面也取佛法，外面却攻佛法。那时候陕西还有个张横渠，名是张载，说话几分和二程不同，带几分墨子兼爱的意思。程伊川的学派，传到几代以后，福建有个朱晦庵，名是朱熹。周、程、张、朱几个人，后来将他住址出名，唤做濂、洛、关、闽。朱晦庵同时，还有个江西陆子静，名是陆九渊，和晦庵不对。陆子静只是粗豪，也取几分佛法。到明朝有个浙江王阳明，名是王守仁，传陆子静的派。世人都把程、朱、陆、王当做反对的话。其实陆、王，反对朱晦庵，也反对程伊川，到底不能反对程明道。陆、王比伊川、晦庵虽是各有所长，若比明道，还是远远比不上。要把理学去比佛学，哲理是远不如，却是治世胜些。若比九流，哲理也不能比得老、庄，论理学也不能比得墨子、荀子，只没有墨子许多尊天敬鬼的话，至于治世，就不能并论了。
大概中国几家讲哲理的，意见虽各有不同，总是和宗教相远。就有几家近宗教的，后来也必定把宗教话打洗净了。总不出老子画定的圈子。这个原是要使民智，不是要使民愚，但最要紧的是名家。没有名家，一切哲理都难得发挥尽致。现在和子弟讲，原不能说到深处，只是大概说说。
几位当教习的朋友，要先把《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淮南子•要略》《史记· 老庄申韩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近思录》《明儒学案》，讲一段目录提要的话与学生，再就本书略讲些。没有本书，《东塾读书记》也可以取材。这件事本是专门的学问，不能够人人领会，不过学案要明白得一点。以上是教哲理的法子。
这三件事，我本来也有些著作，将来或者送给几位朋友看看，不过今日讲的白话教育，还说不到这步田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