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对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作一点说明，这两个问题同马克思的发现以及他的表述形式直接有关：把《资本论》的对象规定为现实资本主义的“理想平均形式”问题；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过渡的形式问题。马克思写道：

在进行这种一般研究的时候，我们总是假定，各种现实的经济关系是同它们的概念相符合的，或者说，所描述的各种现实关系只是表现它们自身的一般类型的……

马克思多次把这种一般类型规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想的平均形式”。在这一称谓中，以某种现存的现实作为依据的平均形式和理想性作为概念结合在一起了。这一称谓再次提出了作为这一术语的基础的哲学总问题的问题：难道它没有打上经验主义的印记吗？正是这一点使我们想起了《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话：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

马克思选择英国作为例证，但是他把这一例证本身作了引人注目的“纯净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进行分析的前提条件是：他的对象只包括两个现实存在的阶级（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世界市场完全受资本主义生产世界的支配，这同样是现实中所没有的。因此，马克思研究的根本不是典型而又纯净的英国的例证，而是研究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例证。这就是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想的平均形式”。列宁在1899年写的《再论实现问题》说明了这一表面上的困难：

我们再谈谈“早就吸引了”司徒卢威的一个问题：实现论有什么实际的科学价值？

实现论和马克思的抽象理论的其他原理具有同样的价值。如果司徒卢威感到困惑的是：“彻底的实现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理想，而决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那我们就要提醒他：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的其他规律同样也只是表明资本主义的理想，而决不是表明资本主义的现实。马克思写道：“我们只需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表现出来。”资本的理论假定工人获得他的劳动力的全部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的理想，但决不是资本主义的现实。地租理论假定全部农业人口完全分化为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是资本主义的理想，但决不是资本主义的现实。实现论假定生产是按比例分配的。这是资本主义的理想，但决不是资本主义的现实。

列宁从“理想的平均形式”中的“理想”这一术语出发，把马克思的对象的理想性同实际的历史的现实性对立起来，他这样做不过是沿用了马克思的说法。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这一对立，否则就会陷入经验主义。特别是因为我们记得：列宁把马克思的理论描述为“抽象”理论，因而这种抽象理论在表面上同实际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现实的具体的历史性质是对立的。但是，因为我们把这种理想性理解为观念性，也就是说理解为马克思的对象的单纯的概念性，把“平均形式”理解为他的对象的概念的内容，而不是理解为经验抽象的结果，所以我们再次把握了马克思的真正意图。马克思的对象不是同现实对象相对立的理想对象，也不是由于这种对立而不同于现实对象，就像应有不同于现有、规范不同于事实一样。马克思的理论对象是观念的，也就是说，是在概念的抽象中通过认识的术语来说明的。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在其整个内在本质上表现出来的特有性质”时，就向我们指出了这一点。正是构成马克思的分析对象的这种“内在本质”及其规定，作为这种特有性质说明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点在庸俗经济学家例如司徒卢威看来似乎与现实是矛盾的，但对马克思来说却是现实本身，是他的理论对象的现实。我们只要回顾一下谈到历史理论的对象，从而谈到政治经济学理论对象时所作的论述，就可以理解这一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历史存在的基本的统一形式，即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谈到英国时指出了这一点。现在我们逐字逐句援引他的话：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至于说到英国，如果我们详细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我们就会看到，英国只是作为说明的例证，而决不是理论研究的对象：

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

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前面引用过的以物理学为例证的话，我们从那些话中所使用的术语可以知道，马克思寻找的是“纯粹的”、“不受干扰因素影响”的对象。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英国是一个不纯粹的，受到干扰的对象。但是这种“不纯粹”和“受到干扰”丝毫不是理论的障碍，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对象不是英国，而是“内在本质”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这一“内在本质”的规定。马克思说他研究的是“理想的平均形式”，我们应该这样理解他的话，这种理想性不是表示某种非现实或理想的标准，而是表示现实概念；这种“平均形式”不是经验的平均形式，因而不是表示某种一般的东西，而是相反，表示了所考察的生产方式的特有性质的概念。

现在我们来进一步研究。我们回到英国的例子，并且把英国同表面上被马克思纯净化和简单化的对象即仅有两个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以比较，我们得到的就只能是一个现实的沉淀物：确切地说，我们在英国看到的是其他阶级（土地所有者、手工业者、小土地经营者）的现实存在。我们不能仅仅根据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性质的概念作为自己的全部对象以及根据现实和对现实的认识的差别就轻易地取消这种现实的沉淀物。

但是，关于历史理论的地位的论述正是在这一表面上无法解决的困难中获得它的全部含义，而这一困难为《资本论》理论的经验主义解释提供了重要论据。马克思之所以能够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只是因为他同时研究了其他生产方式，不仅研究了作为生产要素之间的特殊统一（结合）类型的其他生产方式，而且还研究，不同生产方式在生产方式形成过程中彼此之间的特殊关系。非纯净的英国资本主义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自己提出的特定的现实对象，但是它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种非纯净性在其直接形式上，我们可以暂时称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英国内部尚未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掉的从属生产方式的各种形式的“残余”。因此，这种所谓的“非纯净性”构成了生产方式理论的对象，尤其是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过渡的理论的对象。而这种过渡理论是同特定的生产方式形成过程的理论相一致的，因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只能从先前生产方式的现存形式出发才能形成。这一对象理所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而如果我们承认这一对象的合理性，我们就不能指责马克思没有向我们提供这一对象的理论。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全部论述，即使没有提供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即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理论的轮廓，至少也提供了有关这一理论的材料。因此，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实际上为我们提供的东西以及马克思没有能为我们提供，但却使我们能够获得的东西。我们可以说，我们只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生产方式的理论的轮廓（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一问题的存在，尤其是在恰当的理论形式上提出这一问题的必要性，还没有得到普遍承认），同样，我们应该说，马克思没有向我们提供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过渡的理论，也就是一种生产方式形成的理论。我们知道，为了能够完成人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建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或者为了解决第三世界所谓“不发达”国家提出的问题，这一理论是必不可少的。我不能详细论述这一新的对象所提出的理论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些紧迫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有首要地位。不仅“个人迷信”时期的问题，还有以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和平的’或非和平的道路”形式提出的一切现实问题，都直接属于这些理论研究的范围。

这里我们再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即使马克思的某些表述包含着歧义，那么，他也向我们指明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我们能够把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过渡的问题作为理论问题提出来，从而不仅说明以往的过渡，而且还预见未来并“超越我们的时代”（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样做的根据不在于所谓的历史的“经验结构”，而在于作为生产方式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在于对不同的生产方式的构成要素的说明，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种生产方式形成过程所提出的理论问题（换句话说，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转化的问题）直接同我们所考察的生产方式理论相关联。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已经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思考这个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我们只有从有关的生产方式的认识出发，才能够提出和解决过渡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预见未来，并且不仅创造出有关这一未来的理论，而且特别使我们能够提出有关实现这一未来的道路和手段的理论。

我们刚才说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赋予我们这一权利，但前提是，我们必须非常精确地说明这一理论的条件和界限。但与此同时，这一理论也使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为了能够以令人满意的准确性来说明这些道路和手段，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如果人类只能提出它能够完成的任务这一论点（前提是不能历史主义地解释这一论点）是正确的话，那么人类还应该准确地意识到这些任务和它的能力之间的关系，并且还应该承认，它只有认识这些任务和能力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这些任务和能力提出问题，才能说明那些创造和支配人类未来的手段。否则，即使人类的新的经济关系是“透明的”，人类也会同善良的愿望相反，陷入充满危险和黑暗的未来。人类在恐怖的沉默年代，已经经历过这种情形，而且人类在对人道主义的渴望中，可能会再一次经历这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