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何其伟哉！老子何其不肖！老子抄袭并背叛了黄帝，所谓“黄老道学”，实乃是对黄帝的亵渎！

老子之学的确源于“黄学”，然而黄帝思想却被老子抄袭、篡改得支离破碎，后人已经看不到“黄学”的“庐山真面目”，其心可诛，罪在不赦。

这是曲辰先生的观点。很显然，老先生对《黄帝四经》和《老子》的理解都浅尝辄止，断章取义，以制造冲突，消解“黄老道”思想。在他“引经据典”，连篇累牍的文字中，漏洞百出，甚至为了试表达观点，皆以“丐词”搪塞之。

举主要“丐词”若干，请读者诸君裁判。

先解释一下“丐词”。“丐词”是一个逻辑术语。“丐”，祈求，“丐词”是祈求成立的理由。指的是在论证中预设一个“预期理由”，以达其论证目的。

比如，当年冯友兰将刚完成的《中国哲学史》送给老师胡适，书稿中称《论语》早于《老子》，理由很简单：“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老子》非问答体”；“《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

胡适批字曰：此三点均不能算是证据，“丐词”而已。

曲先生的观点：他通过《黄帝四经》与《道德经》思想的对照，举例说：黄帝强调治国者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出“贵有知”的政治观点：“贱财而贵有知，故功得而财生”。

而老子坚决反对治国“贵有知”，他认为：“慧智出，有大伪”，强调要“绝圣弃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我的观点：曲先生曲解了黄帝的“贵有知”和老子的“反智诈”思想，因为曲解，所以只能把老子的“愚君（愚我）”思想理解为“愚民思想”。

先来看黄帝的“贵有知（智）”思想。“智”，《黄帝经·道原》解曰：无私者智——道心无私而明达。又说“圣人不巧”，黄帝的意思很明确：智，就是公无私，不被私欲蒙蔽公心；就是不巧诈。

“贱财而贵有知，故功得而财生”出自《黄帝经·经法》，而《经法》起首就说“道生法”，就是说“道为本，法为末”。

所以：“贱财而贵有知，故功得而财生”就是：人主看轻财利而尊重有才能的人，所以能功成而财生。

再来看老子的“智”。老子在用人方面比后来的黄老道家宽泛得多，因为在老子看来，“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是以圣人恒善救人，而无弃人，物无弃财”，没有不可用的人，也没有不可用的物。

老子认为这才是“袭明”，承袭大道而不被遮蔽。

为了辅助有道之君而“以道莅天下”，设立道治机构是必须的，故云“立天子置三卿”，这不就是用其长吗？故王弼注曰：重其人，展其长，所以为道也。苏辙说：一“立”一“设”，“将以道救人耳”。

所谓“慧智出，有大伪”，“绝圣弃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等，针对的全是“人主”，是要求他要不以权谋智诈之术治国，不跟百姓玩权诈，“民之不治”的根源正在于人主与百姓离心离德，耍手段。玩计谋。

通过比较，黄帝所言之“圣人不巧”，与老子所言之“不以智治国”的思想一脉相承，并不是曲辰所讲的“老子坚决反对治国‘贵有知’思想”，是老子先反对权力用智，“黄帝”后随之——这个历史文化发展脉络不能变！

曲辰的观点：黄帝强调，治理国家，要实行“尚贤任能”的政策：“王天下者，轻悬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若兼并统治者祸害人民之国土，也是要作到“裂其地土，以封贤者，是谓天功。功成不废，后不逢殃。”

老子则坚决反对“尚贤任能”的思想，而认为治国者必须推行“愚民”政策，说“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只有“不尚贤，使民不争……常使民无知无欲”，才能政权稳定。

我的观点：必须明确，老子并非反对任人唯贤，他所说的“不尚贤”是人主不以个人偏好定义“贤”而树立榜样文化，以此操控人性，而应该“以百姓之心为心”，以“辅助百姓之自然”为标准，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所谓“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仅凭字面意思也不至于像曲辰曲解的那样。所谓“明”，明察多智巧诈之谓；“愚”，去智守朴、因顺自然之谓。整个65章就是围绕“明、智”与“愚、朴”展开论述的。

正因为“善为道者”能抱朴、守拙，以“我愚人之心也哉”善待百姓，管理国家，百姓才会在道治社会里“自化、自正、自朴、自富”，而不至于滑入相互算计，尔虞我诈的泥潭。

曲辰的观点：他认为黄帝的治国之道在于富民：国之本在人，“人之本在地”，“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则守固战胜之道也。”

老子则认为，民富就会盗贼蜂起，天下大乱。只有让老百姓都穷得光屁股，才能太平。所以就强调：“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又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以小国寡民为最好。

我的观点：《黄帝四经》的基本理论源于《老子》，因为编纂者虽属黄老道学的稷下先生，但稷下学宫并不排斥诸子百家，且变法图强是整个战国时期的主流，因此学术同样要与时俱迁，因此会偶有儒家思想、墨家思想，更会有法家思想。

所以，“黄老道学”是老子思想在“王霸”领域的延伸拓展，要说有所不合，那也只能是《黄帝四经》对《道德经》的阐释不对，而不是像曲辰说的那样，老子“抄袭”并篡改了《黄帝四经》，背叛了黄帝的治国思想。

曲辰先生只读出了黄帝的“赋敛有度，则民富”思想，却无视老子“爱民治国”方面的论述。

老子论道，其主题始终围绕着圣人与百姓的关系展开，所谓“无为”，其核心就是权力只能顺应百姓而不能伤害百姓。

所以，要柔弱待民而不敢“以兵强于天下”；要顺应民心而“外其身、后其身”而不敢为天下先；要轻摇薄税，不能“取食税之多”，要“希言、贵言”，不能“多言”而导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在老子看来，天下饥馑，百姓之不治，民轻死，都是人主“取食税之多”，“有以为也”，“求生之厚也”造成的。

只有人主“无为”而民才能“无不为”，换言之就是“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清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说到“小国寡民”，那不是老子的理想国，也不是他的“哲学术语”，那只是老子的假设：即便小国寡民，若实行道治，一样可以实现“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的安定祥和富足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图景，实现了吗？

所以老子没有一句话反对技术、文明与进步，相反，他主张百姓自化、自富，但前提是人主必须“无为，清静，无事，欲不欲”。

总之，曲辰先生混淆了“黄老道学”的发展脉络以及“黄学”与“老学”的关系，加之对老子思想认识有误，使他只能预设观点而断章取义，曲解经文，甚至不惜颠覆道家文化发展史，大量引用民间传说作正史，因此形成大面积的“丐词”论述，实在可惜！

一个基本的道文化史实是：“黄老道学”产生于齐国的田氏代齐之后，《黄帝四经》产生于田氏代齐和“文景之治”之间，这是学界所公认的。

且《黄帝四经》开篇即是“道生法”，而道的功能属性与老子之道一样，同样一个“道”，不知曲先生是怎么读出两种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