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后的风雨历程中，周恩来总理以其非凡的智慧与坚韧的意志，在反冒进和“十年”的动荡中，展现了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崇高风范。这种超越个人荣辱，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伟大人格，如同一座灯塔，在那个充满迷雾与挑战的特殊历史时期，照亮了前行的道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老革命家坚守初心，矢志不渝地追求理想。
自1955年起，当时的经济建设领域出现了急功近利的倾向，周恩来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捕捉到了这一潜在危机，并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反冒进的措施。周总理虽然内心倍感压抑，但他始终将国家、民族和党的长远利益置于首位，毅然决然地放下了个人的一切，带领团队成员团结一心，勤勉工作，竭尽全力减轻因思想路线偏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人类的进步，往往伴随着对自我认知的不断深化与超越。自我批评，作为自我完善的必经之路，也是赢得他人理解与信任的宝贵品质，尤其在统战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再团结”，这一公式不仅是澄清误解、增进共识的桥梁，更是实现与党外人士更加紧密团结的法宝。
周恩来，正是这样一位勇于且善于自我批评的杰出领袖。早在1943年的重庆，他在《我的修养要则》中便明确提出了要与一切错误思想坚决斗争，同时不断发扬长处，具体纠正短处的原则。1945年初，在重庆曾家岩周公馆宴请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场合，周恩来坦诚地指出共产党过去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错误，这一自我揭露的勇气与真诚，让在场的民主人士刘宗宪深感震撼，他不禁由衷赞叹：“共产党人这种直面错误的勇气，真是伟大至极！”
而到了1951年，周恩来在给京津地区高等院校教师作报告时，更是以个人的亲身经历为例，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革命三十载，我虽承担了一些责任，但也犯过不少错误，经历过失败与挫折。这证明，即使加入了革命队伍，也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改造自己。”
这种坦荡的胸襟、无情的自我剖析，以及真诚的交流，深深触动了每一位听众的心，让他们深刻认识到自我提升的重要性。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提及访问中国的经历时，也对周恩来这种巧妙的自我批评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成熟与自信的体现，预示着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深远影响力终将超越世界。
在国际舞台上，周恩来的坚持原则与灵活应变同样令人钦佩。他坚决捍卫国家尊严，从不向错误低头，更不拿原则做交易。在建交问题上，他提出了明确的原则框架，并巧妙地运用斗争艺术，创立了多层次的外交关系模式。对于完全接受中国建交原则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迅速与之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对于态度暧昧的西方国家，如英国、荷兰，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半建交”的概念，通过设立代办处保持联系，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留有余地。
对于愿意与中国友好但顾虑重重的亚非国家，周恩来则采取了先互设商务代表处的灵活策略，逐步推进关系正常化，如与埃及的建交过程便是明证。而在处理与法国的关系时，周恩来更是展现了高超的外交智慧，通过灵活变通，最终促成了中法建交，实现了西方大国中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历史性突破。
周恩来的一生，是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典范。他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对自己要求严格，近乎苛刻。在他看来，为人民的利益奋斗终身，是每名共产党员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邓颖超回忆说：“恩来常常提起，那么多同志英勇牺牲，连名字都没留下，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还有什么可奢求的呢？”
作为新中国总理长达27年之久，周恩来从未有过半点私念，他的生活简朴至极，即便在经济困难的60年代，也坚持不吃肉蛋，外出视察总是按规定支付费用。他的“财产”少得可怜，两身换洗衣物，一床毛毯，便是战争年代的全部家当。建国后，尽管身份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的俭朴之风依旧，一套睡衣穿了二十多年，直至离世。他留下的，只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成为后世永远的楷模。
周恩来以其高尚的人格魅力、崇高的精神境界，为全体共产党员树立了难以企及的光辉榜样。他用党性铸就了自己的灵魂，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与时代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
周恩来自青少年时代起，便将个人修养与报效国家紧密相连。成为职业革命家后，他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广博的学识、豁达的胸怀，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在革命与生活的风雨洗礼中，不断追求真理，参悟人生，逐步升华自己的灵魂，重塑了完美的人格。周恩来的精神，是民族精神美德与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完美结合的典范，这种结合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离不开他杰出的品德与独特的修养之道。
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建设的年代，周恩来都展现出了无畏的英雄气概与忘我的献身精神。1937年，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不顾个人安危，穿越重重险阻，与国民党进行谈判；1955年，面对国民党特务制造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他毅然决然地踏上前往印尼万隆的航程，参加亚非会议，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外交封锁，再次证明了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可以出生入死，在所不辞。周恩来的一生，是对“忠诚”、“奉献”、“智慧”最生动的诠释，他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周恩来是我党特科工作的奠基者，他亲手培育了陈赓、李克农、潘汉年、钱壮飞等一系列党的特科中坚力量。在1947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延安保卫战中，当胡宗南率领大军汹汹来犯，毛泽东毅然决定留在陕北与敌周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隐藏于胡宗南阵营深处的我党地下勇士熊向晖，将敌人进攻延安的详尽军事计划秘密传递给了党中央，使我方对敌人的动向了如指掌，从而占据了战略上的主动。熊向晖的这一情报工作，对于我方最终取得胜利，其贡献之大，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而更令人钦佩的是，熊向晖这一关键棋子的布局，竟是周恩来十年前深思熟虑、精心安排的结果。这无不彰显了周恩来那超凡脱俗的政治智慧与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
周恩来之所以能够始终顾全大局、与各方协力共事，其人格修养中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便是他善于向革命领袖人物学习，不断汲取他人的长处以充实自己。在他的著作与题词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众多领袖的崇敬与学习之情：列宁那兼具俄国人革命胆略与美国人求实精神的工作作风，毛泽东那融合了中华民族谦逊实际、中国农民朴素勤勉、知识分子好学深思以及革命军人机动沉着的领导风格，还有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恽代英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以及群众化的品质和感人的说服力，等等。
周恩来正是这样一位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智者，因此在与毛泽东的共事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对毛泽东的尊重与支持，认真执行毛泽东的决策，即便在十年动乱那样艰难的时刻也未曾改变。
在那段被称为“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的十年动乱期间，周恩来的处境极为艰难。然而，他为了保护广大干部、支持正义群众、维持经济生活、改善对外关系，不惜一切代价，尽自己所能地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努力减少政治损失。正如邓公后来所概括的那样，周总理在十年”中虽然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做了许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若不那么做，不仅自己难以保全，更无法在其中起到中和作用，减少损失。他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勇气，保护了一大批人免遭迫害。
在周恩来的晚年，他以大智大勇的人格修养，巧妙地运用毛泽东的指示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不仅抱病出席活动，重申了毛泽东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更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用各种办法保护着被打成中国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的安全与健康。他果断而适时地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最终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建立以及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开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恩来不仅是从中国悠久历史和文化以及解放前的动乱中产生的伟人，更是他六十年光辉革命实践的结晶。他投身革命，致力于国共合作，领导了上海起义、南昌起义，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协助毛泽东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后，他长期担任总理一职，负责内政外交，五十年代竭尽全力以兴百废待兴之业，困难时期忘寝废食以撑危局之难。
他任劳任怨、巧作周旋、挽狂澜于既倒、扶倾厦之将倾、救英才于危难之中。正是这长期而伟大的实践活动，才锻造了他那独特的伟大人生品格和崇高的精神风范。如果我们不将他的主观努力和伟大实践作为重要因素来加以认识和理解，那么我们就将陷入机械决定论和形而上学的泥潭之中无法自拔。
早在五四时期，青年周恩来就展现出了非凡的领袖气质和科学的领袖观。他主张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领袖，指出共产党人对领袖不能像教徒对待神父牧师那样只有迷信和盲从，而应该既服从领袖的指挥又时时监督其行动。1949年5月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他更是专门讲了“学习毛泽东”的问题。他强调毛泽东并非天生的圣人或神秘的领袖，而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正确代表。
周恩来的交际范围极为广泛，无论是群众、干部还是中国人、外国人都是他的交际对象。他与各类人交往时总是平易近人、关心备至，没有等级观念，从不摆官架子。他把自己视为群众中的一员，许多人都喜欢与他交往，愿意在他面前倾吐心声。一旦发现群众有苦恼的问题，他常常会超出自己的职责范围去排忧解难，而且大多能够取得满意的结果。他对人的关心是全方位的，如对女高音歌唱家张权、文学家老舍、科学家李四光等，他不仅关心他们的工作，还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家庭生活、身体健康等方面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周恩来非常重视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看法总是抱以客观态度，对人的正面态度远多于负面态度。南开学校的校长张伯芩执教四十余年，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抗战期间张伯芩主张抗日但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尽管周恩来与他政见不同，但对他却非常尊敬。在重庆时两人曾因政治倾向不同发生过激烈争吵，但即便如此周恩来还是经常偕夫人前去拜望张伯芩。
解放战争后期他又函告张伯芩不要去台湾，张伯芩听从了劝告留了下来，其政治立场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51年张伯芩去世后，周恩来亲自前往天津悼念，以示对他的深切尊敬。对待敌人周恩来也不主张一棍子打死，他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敌我关系是可以通过改造而转化的。因此当博仪、杜聿明获释后，周恩来还亲自接见了他们，除了给予他们人格上的尊重外，还鼓励他们争取为国效力，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