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那段风起云涌的岁月里，周恩来总理的处境犹如行走在刀刃之上，异常艰难。周总理，深知这些老一辈革命家是党和人民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他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誓死守护着他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危机，周恩来总理展现出了共产党人的超凡胆识与坚定信念。他沉着冷静，独自扛起这副重担，以一人之力稳住了摇摇欲坠的局面。
他亲自拨通电话，对那些群众组织的头目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声音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坚定：“你们若胆敢踏入半步，除非先从我的身躯上踏过！”正是凭借着这份崇高的威望、无瑕的人格以及革命者特有的英勇气概，周总理成功地保护了陈云、邓小平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使他们在狂风暴雨中得以安然无恙。
在漫漫长夜中，周恩来总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他那高尚的人格魅力，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无数人的心灵，让他们在对党的信心几乎动摇之际，重新找到了方向。1976年的“四五”运动，便是这种由周总理凝聚起来的力量的最好证明，它展现了人民对党的忠诚与信任，是周恩来人格魅力的直接体现。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周恩来总理总能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他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为党的事业默默奉献，成为了中流砥柱，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种力量，是我们能够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前进的重要源泉。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记载的那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在‘十年’的艰难岁月中，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了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能够持续进行，为了尽最大可能减少‘运动’带来的损失，为了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他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心血耗尽。”陈云说：要不是周总理保护了一大批人，哪有后来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在会见外国记者时，也对周恩来给予了高度评价：“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每天的工作时间总是超过十二小时，有时甚至达到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从现今公开的周恩来工作台历中，我们可以窥见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忘我工作状态，经常连续工作23小时、26小时，尤其是在十年期间，更是如此。为了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他曾有一次连续工作了惊人的84小时。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最终拖垮了他的身体，1972年5月的常规检查中，他被确诊为膀胱癌。然而，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带病工作，直到1974年5月31日。在那年的前五个月里，除了必要的医疗检查和病重休息外，他总共抱病工作了139天，其中工作超过14小时的天数高达130天，真正展现了什么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不仅是坚持原则的典范，更是灵活性与原则性完美结合的艺术家。他深知，坚持原则意味着坚守立场，在重大问题上，他的态度鲜明，毫不含糊。但同时，他也强调方法的灵活性，只要不违背原则，不违背目的，能够赢得社会的同情，那么这种方法就是可取的，绝非不择手段。
1937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明确指出：“在斗争中，我们要坚守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我们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以求达到成功。”他的话语，既是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同志们的鞭策。在实际工作中，他总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从不强加于人，对于一时难以接受的意见，他总是耐心等待，而对于非原则性的问题，他又善于妥协与让步，以推动问题的解决，实现预定的目标。
对于民主党派人士和进步朋友，周恩来始终如一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他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他不仅保护他们的安全与健康，更虚心听取并尊重他们的意见与建议，与他们成为了真正的“诤友”。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曾深情地说：“共产党做事让我佩服，我从周总理身上看到了一种真正高尚无私的人格。他实在是世上的表率、楷模，使我由信上帝变成了信共产党。如果说真有上帝，那么他就是我心中的上帝！”周恩来的一生，都在践行着甘当配角和助手的承诺，他从不争个人权力和地位，多次表示：“我只能做毛主席的助手，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这种崇高的人格，让人肃然起敬。
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便在散文《射阳忆旧》中表达了自己愿做“天下之公仆”的崇高理想。而当他真的成为了国家总理，他更是将这一理想付诸实践，把自己完全融入了人民的公仆角色之中。他常说：“我们的国家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在他心中，总理就是公仆，他必须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因为“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待！”他不仅是总理，更是全中国最勤奋的“长工”，每天的工作时间常常超过16小时。
他心怀忧患，时刻关注着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哪里有问题，哪里有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作为总理，他手握重权，但他却异常谨慎地使用这份权力，既没有为自己谋取半点私利，也没有为亲友带来任何“便宜”，更没有利用职权为家乡建设批过一个项目。然而，家乡的人民却以他为荣，为他骄傲。他，确实配得上世界上最称职的公仆这一称号。
对于政治家而言，权力和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与政客的区别，在于他们如何处理权力、地位与集体、事业的关系。周恩来从少年时代起，就对那些虽有才干却满心功利之人不屑一顾。他认为，那样的人即便有所成就，也是道德的败类，名誉的污点。自从确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他便几十年如一日地为党工作，公道正派，始终以大局为重，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准则。他淡泊名利，没有丝毫的权力欲望。
在红军长征途中，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他甘愿让出红军总政委的职位给张国焘；在中共领导层中，他甘愿做配角，当助手；在中央苏区的一段时间里，他的党内地位高于毛泽东，但他始终维护毛泽东的声誉，在遵义会议上，他不计个人得失，以特殊地位支持毛泽东重回领导岗位。这种重事业、淡名利的做法，正是周恩来立党为公精神的生动体现。
周恩来自幼便对学习怀有浓厚的兴趣与热爱。按照他后来深情的回忆：“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我所不知晓的事情犹如星辰大海般浩瀚，未明的道理也如山川般绵延不绝。因此，唯有不断学习，方能不断进步，不断接近真理的彼岸。”这种理念，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他一生的道路。即便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因病重卧床，无法亲自翻阅书籍，他仍坚持让工作人员为他讲述国际风云的最新动态，真正践行了“活到老，学到老”的高尚情操。
自四岁起，周恩来便踏上了求知的征途，从唐诗的韵律中汲取文学的滋养，以稚嫩的笔触练习写作，沉浸于古典小说的丰富世界，这些经历为他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和超凡的记忆力。随后，他步入小学、中学的殿堂，继而远赴日本、法国深造，拓宽了视野，丰富了学识。投身革命后，虽然他离开了传统意义上的校园，但实践成了他最好的老师，他在革命的烽火中继续学习，从未停歇。这漫长的学习生涯，使他成为了一个学识渊博、见多识广的智者。
无论是自然科学的奥秘，还是社会科学的深邃，他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仅亲自操刀制定了国家科技发展的长远规划，还亲自过问并指导了一系列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如杂交水稻的突破、胰岛素晶体的合成、人造卫星的翱翔天际、核弹的地下轰鸣等，每一项成就都凝聚了他的心血与智慧。在文艺领域，他同样有着深厚的造诣和独到的眼光，与文学巨匠老舍共探戏剧艺术的真谛，留下了佳话。对于体育，他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研读日本女排的训练秘籍，还亲临现场观摩，其对体育精神的热爱与追求，令人钦佩。
周恩来不仅自己热爱学习，更是一位倡导学习、鼓励他人进步的导师。1937年，当中共在武汉设立国际宣传组时，他便对工作人员提出了“五勤”的要求，将勤奋工作与刻苦学习紧密结合，使学习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行为。到了七十年代初，面对国家翻译人才短缺的问题，他多次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师生座谈，以毛泽东学外语的实例激励大家，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激发了无数青年的学习热情。
人们视他为良师益友，是值得信赖的依靠，愿意无条件地追随他。南昌起义前夕，周恩来与贺龙的初次会面，便以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真诚打动了尚未加入党组织的贺龙，使其毅然决定跟随共产党的步伐。西安事变中，周恩来的到来如同一剂强心针，让张学良心中的焦虑瞬间消散。在与杨虎城的会谈中，周恩来的大局观和民族大义深深打动了杨虎城，使其由衷地敬佩。
顾全大局，甘于辅佐，注重团队合作，是周恩来人格修养的显著特征。早在青年时期，他便在《爱国必先合群论》中阐述了“合人群以成良社会，聚良社会以成强国”的深刻见解。建国后，他更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学习，认为这是实现团结与合作的基础。在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时，他展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尽管在遵义会议前，他在党内军内的地位高于毛泽东，但他却能在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性，并全力支持，甘愿成为“第二提琴手”。他与毛泽东的合作关系，如同儒学大师马一孚所赠的诗联所述，是“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的和谐共生，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的协力共进。
周恩来的成长和成就，既得益于他优越的家庭条件，也离不开他独特的个性条件。他出生在破落的封建地主官僚家庭，这既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也让他过早地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复杂。这些经历，如同磨刀石一般，磨砺出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深邃的洞察力。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特殊的历史条件，才能让伟人的力量充分地施展出来。”如果周恩来出生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或许他的人生轨迹也会截然不同。但正是这样的家庭背景，这样的成长经历，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外交家、政治家。
在国际共运史上，马克思的家庭因素也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样地，周恩来的家庭环境、教育背景以及人生经历，都对他的人格形成和伟大精神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的生母、过继母亲、乳母以及表舅等人，都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的影响，加上他自身的努力和天赋，共同铸就了这位伟大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