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夏日，当万里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时，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感慨：“安徽的农村改革，那是在顶着如山的压力，冒着巨大的风险，奋力挣脱沉重精神枷锁的背景下艰难推进的！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万里的这番话，绝非夸大其词，而是对历史的真实写照。
中国的改革大幕，是从广袤的农村拉开的，而安徽，则是这场农村改革风暴的起点。改革的核心，便是那场轰轰烈烈的“以包产到户为主体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亿万农民在极左思想束缚下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创造出来的一条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的新路。
它彻底解决了农业合作社以来长期存在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和生产上的“瞎指挥”、“大呼隆”问题，让农民真正拥有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然而，正是这一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改革，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争论。从上至下，各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和看法层出不穷。
安徽，这片土地上有着深厚的改革传统，安徽的农民，更是拥有着不屈不挠的改革精神。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安徽就曾在全省范围内推行过责任田制度。那时的责任田，对于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克服一时的经济困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干部群众都亲切地称它为“救命田”。然而，由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责任田这一改革成果被无情地扼杀。但安徽的农民并未因此气馁，他们始终保持着对改革的渴望和勇气，一旦时机成熟，便再次挺身而出，推动改革向前发展。
这次新的改革，是从安徽肥西和凤阳两地悄然兴起的。肥西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这一创新举措将集体的土地分别承包到农户手中，变集体统一组织劳动和集中管理为由农户分别承担不同地块的劳动和管理。虽然整个生产的经济核算和收益分配仍然由集体组织统一进行，但这一变革已经让农民们看到了希望。
1978年秋，肥西遭遇百日不雨的干旱，灾情严重。中共安徽省委根据实际情况，号召社员多种“保命麦”，并宣布可以借一部分土地给社员种麦。在这样的背景下，肥西山南地区的黄花大队率先行动起来，以抗旱、“借地度荒”为名，将种植任务落实到各个承包户主名下。与此同时，山南公社馆西大队小井庄生产队也将全队的田地悄悄全部包到农户头上。这一做法迅速见效，田地里再次呈现出繁忙的景象，大家各显神通，努力克服困难，确保秋种顺利进行。据统计，山南区在较短的时间内共种植了小麦8万亩、大麦2万亩、油菜47000亩，超过了正常年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种植面积两倍之多。
与此同时，在凤阳，大包干到组的同时，也有村悄悄地将大包干进行到了户。凤阳小岗村的包干到户，最初也是秘密进行的。县委书记陈庭元发现后，选择了默许和支持，帮助他们瞒上不瞒下。万里得知此事后，虽然不能公开表示支持，但他在考察时给予了鼓励。面对外界的质疑和批评，万里坚定地站在了农民这一边。他说：“农民赞成，农民一定要搞，那只好硬着头皮顶着吧。反正已经干了，就这样子干吧。”
1980年春，国家农委召开的会议上，安徽省委推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引发了关于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的激烈争论。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听取汇报后，明确表示不同意搞包产到户，要求认真总结经验，逐步引导农民组织起来。
随后，《农村工作通讯》杂志发表文章对安徽包产到户进行抨击，指责其方向、道路问题，要求坚决与之斗争。一时间，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就在这时，万里被调离安徽到中央工作，安徽省内出现了全省性的争论。有些领导对包产到户、大包干大加斥责，不许搞。这导致全省出现了较大的混乱，一些干部无所适从，干脆撒手不管。
群众对此深感不满，纷纷表示：“中央三句话，省里在打岔，县里在打坝，公社干部害怕，大队干部挨骂，群众急得发炸。”当时的一些管理问题、工作问题以及对责任制如何完善的问题，都被一些人作为攻击责任制的口实。他们指责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姓“私”。
然而，在对照小岗村和崖边等千百万个村庄的羸弱时，人们不禁开始反思小农模式的局限性。当初搞包产到户时，虽然面临诸多反对之声，但杜润生提出了“包产到户是一种为群众乐于接受的责任制，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能自上而下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的精明表述，才使得这一改革得以勉强推开。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国农村几乎全部推行了包产到户，这种一刀切的极端做法与当初全国一夜之间人民公社化的情景如出一辙。在偌大的中国，村村包产到户，只剩下了华西村、南街村等个别村庄坚守着集体化经营的道路，或者先包干后回笼地进行了集体化经营。
沈浩，作为一个城里干部，原本可以在挂职期满后安稳地回到城里去，无论是提拔还是坚守岗位，都是不错的选择。然而，他却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他用真诚的心赢得了小岗村群众的信任，挂职期满后，又被大家用红手印挽留了下来。
他深知集体化、合作化的重要性，也了解人民公社过程中出现的“极左”实践给集体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对集体经济的追求，反而更加坚定地走在了这条道路上。当小岗村成为“软、散、懒”的代名词时，沈浩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勇敢地面对现实，奔走于备受非议的南街等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子之间，寻找着新的发展之路。他的行动不仅是对集体经济的坚守，更是对农民利益的深情厚谊和无私奉献。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了华夏大地30载之后，沈浩方才崭露头角，成为了杜润生口中那个与农民心心相印、阶级情深的人物，也是邓力群笔下“眼中、心中满载着八亿农民兄弟姐妹”的典范。沈浩不辞辛劳，足迹遍布田野乡间，他俯身倾听大地的声音，满心筹划着如何引领乡村走向繁荣。然而，命运多舛，正当他踌躇满志之际，却不幸英年早逝，永远地告别了他深爱的小岗村，留下了一片未竟的壮志和无尽的遗憾。
除了小岗村，后来的华西村也是明星村落。
岁月悠悠，回望往昔，吴仁宝以他那“三不”原则——不领全村最高薪、不住全村最豪宅、不拿全村最高奖，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2004年，根据承包责任书的约定，吴仁宝的二儿子本应获得近亿元的个人效益奖金，但他却毅然决然地只领取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将剩余的数千万奖金悉数贡献给了集体。据统计，仅吴仁宝一家，在2000年至2005年间，主动放弃并归入集体的个人效益奖金就高达3亿元之巨！吴仁宝常说：“人活一世，钱固然重要，但绝非全部。为国家、为人民多做贡献，才是生命的真谛。人死如灯灭，物质终将消散，唯有精神与形象长存，留给后代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远比物质财产更加珍贵。”
在吴仁宝的访谈中，他深情回顾：“大寨岂是万灵药？不能束缚农民的手脚，要让他们说了算！我退下来，并非时机过早，而是已拖延太久。我担任‘一把手’足足48载。无论是曾经的坚守还是如今的退让，都是为了华西的明天更好。我的退，是为了更进一步，为了全心全意地为华西的万民百姓谋福祉。我有一条原则，无论身处何职，华西村的官我永不放手，因为我与这片土地、与这里的人民有着不解之缘。我曾说过要干到80岁，如今退居二线，实则是换个角色，继续发光发热。‘能正能副’，我愿亲身体验这份转变。通常，正职转副职不易，但我愿做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也是干部任用的一种创新。”
时光荏苒，华西村已从昔日的小小农业村落，蜕变为拥有钢铁、纺织、旅游等多元化产业群的经济强村，2012年年销售额突破500亿元，被誉为“天下第一村”。吴仁宝总结华西村的发展历程：“60年代奠基，70年代初露锋芒，80年代稳步前行，90年代加速奔跑，21世纪则迎来了全新的发展篇章。随着时代的进步，华西村民从温饱迈向小康，再至中康，直至今日的大康生活。”
说完华西村，我们在看看南街村。
提及南街村，人们无不惊叹于其仿佛一夜之间的蜕变，从一只不起眼的丑小鸭，华丽转身为翱翔天际的白天鹅。13年间，这个小村庄的工农业总产值奇迹般地增长了2100倍，这难道不是现代版的神话吗？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南街人的富裕不是“大跃进”时期的空洞口号或报纸上的夸大其词，而是触手可及、实实在在的变化，与那个特殊年代里虚无缥缈的“卫星”截然不同。于是，人们心中的疑惑逐渐转化为好奇，迫切想要揭开南街村致富的神秘面纱。
南街村究竟是如何走上这条康庄大道的？难道真的如外界所言，是因为深入学习《毛泽东选集》而找到了通往富裕的金钥匙？这个问题成为了所有关注南街村的人心中最大的谜团。据南街村宣教办主任刘小青介绍，他们几乎每天都要接待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和考察团，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无尽的好奇与疑问，而问得最多的便是：“南街村究竟是怎么富起来的？”
面对这些问题，刘小青没有选择逃避，而是热情地为每一位访客斟上一杯在南街村随处可见的纯净水，缓缓道来。不仅刘小青如此，其他负责接待的南街村干部也都秉持着同样的态度，他们讲述的故事冗长而生动，那是南街人十多年来风雨兼程、不懈奋斗的缩影。若要将这些故事一一细述，恐怕篇幅有限，但总结而言，不难发现，按照他们的说法，南街人的富裕同样源于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入学习与实践，更在于他们有一个好“班长”，带领出了一个团结奋进的班子，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为指引，共同开辟了一条通往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