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0年，亨利四世准备联合德意志新教诸侯与哈布斯堡家族开战，解决后者给自己与王国造成的威胁及混乱。出征前，他“设立了一个摄政委员会，同意让王后在圣德尼行加冕礼”。
亨利四世遇刺身亡但与此同时，法国一名天主教狂热信徒弗朗索瓦·拉瓦亚克受到国内1609年末散布的不利于国王与新教徒的谣言的影响，并读了某位西班牙耶稣会士的书籍，认为国王要与教皇作对、支持新教徒，遂于1610年5月14日下午，在亨利四世乘马车欲去探望身体不适的苏利并与之商议国事的途中，将国王刺杀了。
当时太子路易年仅9岁，内有新教徒对于新一次圣巴托洛缪般宗教大居杀的担忧等不安因素，外有法国与哈布斯堡战前的紧张态势、西班牙对于第三代孔代亲王的唆使利用，亨利四世的猝然离世很快让王国陷入悲伤恐惧之中。
原本等待国王的苏利听到家中悲痛的哭喊:“全完了，法兰西被毁掉了”，得知国王死讯的“巴黎瞬间换了面孔”“店铺关门了，每个人都在喊叫、哭与哀叹”新出现攻城战的外省诸城在地方官员的指导下纷纷进入自我防御状态，然而至6月末，整个王国的恐惧与戒严逐渐消散，亨利四世遗留的王家政府与官僚体系展示出其高效的管理，王权威严得到维护。
此外，在行政管理的基层领域，各地民众在钟声、号声的指引下聚集至相关权威处听取密诏内容;最终，约至1610年6月20-25日，全国范围的不安与恐慌基本结束由此可见，一个向王权效忠且高效的行政官僚体系，保证了“效忠王权与维护和平”这一官方态度的传递，一度不知所措的民众及时收到官方指导，谣言与居心叵测者没能有机会在王国范围内制造混乱。
亨利四世留下的在行政管理方面的重要遗产这是亨利四世执政后在行政管理方面的重要遗产，通过集中行政管理权，他将国王权威的影响扩展至王国各重要地方，那里的总督、市政领导均曾宜誓效忠王权，认同国王的最高统治权威，这一效忠王权的行政官僚体系自亨利四世时代得到发展完善，在其身后保证王家信息传递、稳定王国秩序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同时，王位继承方面亦未出现混乱，而是快速平稳顺利地完成，西班牙等方面野心没有得逞。密诏在第一时间即向王国宣告太子路易已继位成法王:在巴黎高等法院进行的讨论摄政的审判会议(在国王去世不即被确定于第二日召开)确定玛丽王后的摄政权，后者随即主持王国秩序的大局。
第三代孔代亲王在获悉亨利四世去世消息后很快携妻子返回巴黎，于5月末致信摄政玛丽王后表示效忠。从国家管理制度角度看，王位的顺利继承得益于亨利四世执政时期对于王权威信与权力集中的强调，在促进效忠王权的行政官僚体系形成发展的同时，亨利四世还留下一个财政实力相对强大的王室政府，重建了新的、统一的、向王权效忠的巴黎高等法院，强调这一王家权威机构在处理“危害君主与国家罪”方面的最高审判权，向王国传递了国王与国家利益的息息相关。
这些制度化的努力让有野心的阴谋家缺乏人力、财力与思想意识等的支持，缺乏与王室竞争的实力，从根本上保证了王位继承的顺利进行，对于王国迅速恢复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此外，随着亨利四世的去世，人们对他生前的一些不满之辞也似乎戛然而止。亨利四世得到厚葬，凶手被围观群众咒骂痛恨，与亨利三世时代不同，弑君的行为不再是英雄壮举，而是一种威胁国家秩序的表现，亨利四世去世后，其国王形象不断得到美化歌颂，他在后世心中成为同路易九世般爱民如子、宽容仁慈的伟大国王。
这再次印证亨利四世的伟大成就，即在民族国家形成早期阶段需要令人信服的强权时，让国王代表的王权成功担此重任，重塑好国王的形象与声誉，让王权发展成为法兰西臣民信仰爱戴的强权当多个权威并立且没有共同目标时，这个王国一定是混乱内斗的，衰败的后果即是分裂或被外部强国蚕食鲸吞。
在英国与西班牙两邻国不断发展绝对君主制的关键时期，亨利四世竭力集中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力于其领导的中央政府，促进王权不断拥有权威与信服力，成为王国统一的核心力量，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让法国从此走上统一复兴的道路，促进国家与法兰西人意识推广至王国各处，避免王国被哈布斯堡家族包围蚕食的厄运。
亨利四世恢复了绝对君主制度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初步确立绝对君主制度，在其之后，王国统一大局得以巩固，宗教内战不再，他在推进权力集中方面的很多举措为后世所继承发扬，其制度化的建设为后世彻底解决封建王公显贵等的离心力倾向、巩固集中统一的国家权力提供根本保障。
绝对君主制有效的实行在路易十三时期，面对幼年即位引发的封建显贵离心力加剧以及新教徒“国中国”等问题，法王自1617年亲政起，“采取措加强王权这些措施与亨利四世的政策基本相同，但其激烈程度明显增加”，在路易十三与其首席大臣黎塞留的共同努力下，“绝对君主制得到有效的实行”。
具体表现如下:对于有意夺权的王亲国威和特权显贵，路易十三与黎塞留强调恐怖强权手段予以回击，如1617年处死摄政大臣孔西尼，重摄政集团，迫使干政的太后逃到荷兰，消灭1626-1642年特权显贵的权阴谋，处死相关人士:对于留的南方新教徒形成的“国中之国”的局面，路易十三与黎塞留“使用军事与谈判手段”，于1628年10月使新重镇拉罗舍尔(又译罗歇尔)城投降。
随后路易十三于1629年6月发布“阿莱斯恩典”南方的“国中之国”实质性取消，“国取得明显高于胡格诺教派的优势地位”至路易十三时期，三级会议与巴黎高等法院对于王权的影响持续下降，“绝对王权的崇高权威得到可靠的保证”。
从民族国家早期形成角度看，封建时代的全国或外省三级会议存在等级性、教派性利己主义(即各等级、各教派更多关注自己集团的利益)等缺陷，自亨利四世起王权的持续发展对于强化王国凝聚力、保障王国统一局面具有关键作用:此外亨利四世时期得到强化发展的王室专员制度再度被推进，黎塞留“派往外省的特派员不仅用于军队，而且握有全权，称作“司法、治安与财政监察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