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明显的问题仍待解决，既然塞奥法尼斯确实有用词时代误置的问题，那为什么他并没有将“塞姆”一词应用至希拉克略以前的年代，而是直至书中的611年才第一次进行使用呢？结合《编年史》一书的撰写过程，存在以下可能性：一是两部分的作者分别是牧首秘书乔治与塞奥法尼斯本人所写；二是“塞姆”一词在塞奥法尼斯开始着笔希拉克略年代的事迹时才开始出现。

而塞奥法尼斯本人有其特殊的写作意图。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有必要对作者塞奥法尼斯的写作目的与特点作一简要的分析。作为一名虔诚而狂热的圣像崇拜者，他的写作目的显然不是单纯只是客观地记录历史，而是要在历史记录当中体现出上帝的意志，因此在《编年史》中多次体现出了他本人信仰的强烈倾向。

而对于扭转了伊苏里亚王朝破坏圣像倾向的女皇伊琳娜（797—802年），尽管她刺瞎了其子君士坦丁六世（780—797年）并罢黜了他，其后挑战了拜占庭帝国的传统第一次以女性的身份登上皇帝的宝座，但由于她恢复了拜占庭官方圣像崇拜的正统信仰，并且给予了修道院与其他宗教机构大量的免税特权，因此塞奥法尼斯在谈及她时依然多次使用“最虔诚的”这一定语，并赞扬她是“聪明的、热爱上帝的、勇敢的”的人。

可见，塞奥法尼斯的信仰是其评价皇帝最重要的标准。但对于希拉克略，塞奥法尼斯的用词则是格外地谨慎。毫无疑问，希拉克略无论是对帝国还是对基督教，都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取代了篡位者福卡斯（602—610年），接连取得对波斯异教徒的大胜，救大厦将倾的帝国于水火之中，从而保护了大量的基督徒，并迎回了真十字架。

但是，与此同时，他也犯下了不少基督教正统教派眼中的过错，与外甥女马尔缇娜的婚姻引起了帝国内部激烈的争论，为了包容异端一性论而一手炮制出另一个异端一志论。也许正是因为这两面性，从字面上来看，塞奥法尼斯并没有像歌颂君士坦丁四世与伊琳娜一般，给予其诸多赞美之词，只是强调他的功绩是在“在上帝的帮助”下取得的，但也没有像抨击君士坦丁五世那样冠以恶毒的言辞与诅咒。

但是，塞奥法尼斯真的是对希拉克略毫无主观看法吗？关于这一点需要对塞奥法尼斯他的写作手法作进一步的探究实际上，由于塞奥法尼斯的写作主要是为了他的宗教意图服务的，因此，他在一些内容的编写上，并没有完全按照客观的史学原则进行，而是会为了其主观意图有意识地违背客观记载进行时间、顺序等的加工。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对圣像破坏运动发端的记载。

在牧首尼基弗鲁斯的《简史》当中，他先是描述了位于克里特海的塞拉岛与塞拉西亚岛由火山喷发引起的自然异象曼戈在译注中解释了这三个可疑之处：首先在塞奥法尼斯的用词上，“宣称”到底是作为正式的法令颁布还是只是单纯地“说”难以界定；其次是教宗格雷戈里二世扣留税收实际上是在利奥三世颁布圣像破坏法令之前发生的，其目的是为了带头抗议帝国的经济盘剥；最后是这封所谓的教义信本身很可能是在8世纪末9世纪初所伪造的产物。

虽然现在已经难以考究塞奥法尼斯是否清楚这两件“证据”的可疑之处，但毫无疑问，塞奥法尼斯将这段内容放在火山喷发的记录之前，是为了谴责“上帝的敌人”利奥三世，暗示是由于他对上帝的不敬而引起的天灾其信息来源是与希拉克略同时代，7世纪初的拜占庭历史学家塞奥非拉克特·西莫卡塔所著的《历史》，但在《历史》中是在记录602年福卡斯篡位之时，将这件实际发生在公元627年左右的事情，作为插叙所补充进去的。

而伊科诺米基斯认为，塞奥法尼斯之所以要把这件发生在627年的事安放到《编年史》中610—611年之处，也即希拉克略刚称帝之时，不是因为他真的认为这件事是发生在610—611年，因为福卡斯的篡位发生在602年，按照当时士兵的战死率与退役率，不可能在610—611年一支部队就只剩下2名士兵。

塞奥法尼斯这种时间处理上的移花接木，是为了表现出那些将暴君福卡斯扶上帝位的同谋在希拉克略的统治下被杀死了，从而使希拉克略更加令人钦佩，以显示上帝“神圣的正义”的有效性。按伊科诺米基斯的这种理解，可能是因为在塞奥法尼斯眼中希拉克略对基督教的正统信仰功过参半，因而没有直接在用词上体现出他对希拉克略的褒贬，而是通过这种移花接木的方式含蓄地表达对希拉克略的褒扬。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这件事情，在塞奥法尼斯关于601—602年的记录中便已经出现过一次，但此处对军队所用的词语是“重步兵”而不是塞姆。也就是说610—611年的这段记录，假如不是塞奥法尼斯在整理史料来源之时疏忽了，那便是他在记录希拉克略登基之时有意地重写了一次，并把“重步兵”一词改成了“塞姆”。

此外，“塞姆”一词首次出现的时间点是希拉克略登基之初而不是其后的其他时间点，但显然希拉克略不可能刚登基就实施如此大规模的“改革”。显然塞奥法尼斯是在刻意地以希拉克略的登基为界区分塞姆与其他近义词，借此构建希拉克略与塞姆之间的联系。反之，对尼基弗鲁斯一世，塞奥法尼斯则是刻意强调他与军队之间的冲突。

例如前文中关于十项“恶行”的文段，塞奥法尼斯便指出尼基弗鲁斯打算“彻底羞辱军队”，并将军队直接用“基督徒”来指代，并将在与保加尔人间战役中丧生的塞姆部队的官员与其他士兵比作“消散的基督世界之花”。

从例子中所体现出来的塞奥法尼斯的写作手法，结合他对尼基弗鲁斯一世与希拉克略两位皇帝的态度，以及其多处将军队或塞姆部队与基督联系在一起的记述，笔者推测，出于对尼基弗鲁斯个人的极端厌恶，塞奥法尼斯在其记述中极力营造尼基弗鲁斯与军队的对立，因此没有直接将尼基弗鲁斯与塞姆联系起来，反而将塞姆亦即军队视作尼基弗鲁斯暴政与无能的受害者，从而对其抱有一定的正面态度，并将其与基督世界联系在一起，视作基督世界的保护者。

因而他将建立塞姆这个象征意义性的功绩，隐晦地安放至他没有直接称颂的、在维护正统信仰方面功过各半的希拉克略之上，以表达时刻处在宗教立场上的他对希拉克略复杂的情感。如此理解之下，可以同时解释为什么塞奥法尼斯没有明确提及塞姆是尼基弗鲁斯的改革结果之一，而是时代误置地将“塞姆”一词的第一次出现放至希拉克略登基之后。

综上所述，塞奥法尼斯在其《编年史》中对“塞姆”一词的使用，确实是时代误置的。但是也并非像某些学者指出那样是一种“误用”，而是其借此表达对希拉克略与尼基弗鲁斯一世两位皇帝不同情感的工具。就军区制的起源问题而言，这种“时代误置”的春秋笔法显然不能作为支撑“军区制是希拉克略改革的产物”这一论断的可靠证据。反而是塞奥法尼斯笔下尼基弗鲁斯一世的十项“恶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军区制真正确立的时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