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宗加冤让亨利四世重归“笃信王”的荣誉行列，也让他认识到自身权威的上升与民众对和平秩序的普遍向往，这位立志成为具有广阔意义新法兰西王国的国君距其政治理想更进一步。

1594年3月22日，亨利四世率军进入城门已开的巴黎。这座城市曾历经漫长军事围困拒不归顺，如今主动打开城门，亨利四世以非武力的方式顺利进城与以下：

首先，在王权强化与法兰西民族意识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亨利四世在改宗前已经赢得多数巴黎民心，他们有意接受愿意皈依天主教的国王；其次，经过改宗与加冕，亨利四世成为“笃信王”，多地陆续归顺，巴黎也已做好承认国王的准备；最后，马延公爵在巴黎大势已去，不甘心就地投降的他将城市管理权委托给布里萨克伯爵，于3月初举家离城逃至苏瓦松，准备联合洛林家族的外省势力与王军做最后抵抗。

从后面历史看，也是在为日后获得更多补偿争取谈判筹码，新任巴黎督军布里萨克伯爵虽是天主教同盟军事贵族，但已看清眼前形势，就降服巴黎一事与王军秘密谈判，暗中筹备为国王打开城门。

皮埃尔·德·莱图瓦勒记载了亨利四世与王军在布里萨克伯爵等人配合下进城的经过:3月22凌晨3点，这是事前定好接王的时间，布里萨克伯爵巴黎市长于利耶、众多城市显贵、区军事首领等已控制巴黎入口之一“新门”，布里萨克伯爵在前一天找借口撤除了那里的加固工程，市政长官朗格卢瓦带人占据另一入口“圣德尼门”，4点钟以后(具体时间不明，约5至6点钟)。

在接应方焦急的等待中，大臣维特里与利四世等率军悄然出现，前者在“圣德尼门”，后者到达“新门”，王军陆续接管各主要大门，大臣维特里、德奥侯爵在进城过程中曾遭遇小股抵抗兵力，但很快将之肃清，在德奥侯爵的指挥下，王军方面以及保王派区统帅迅速占领卢浮宫、王宫、军事堡垒、各要地及十字路口。

亨利四世端坐于马上，后面跟随着众多领主、贵族与兵士，自“圣-奥诺雷门”进入巴黎，另一名市政长官内雷已在那里迎接等候。亨利四世进城后的表现与民众反应是史学家关注评论的重点之一，也是亨利四世“好国王”美誉形成的重要依据。

面对巴黎惴惴不安的各界人士，其一系列举措反映出对宽恕、法兰西人、效忠与和解等的强调，为整个王国的和平统一作出示范。此时巴黎城内还有三大主要敌对势力，一是洛林家族两位重要女性内穆尔夫人与蒙庞西耶夫人，即马延公爵的母亲与姐姐;二是两位天主教会重要人物红衣主教佩勒维与普莱桑斯，后者即教特使;三是西班牙等外国干涉者，包括费里亚公爵与驻兵将士等。

对于前两方面人士，亨利四世及时派人前去声明自己不会损害他们的财产与人身安全:对于西班牙等外国力量进城当天他首先向费里亚公爵要出一位倾向帮助自己的瓦隆军团上尉圣康坦，此人因涉嫌为亨利四世做事而遭到监禁，即将被处以绞刑。

亨利四世让其与部分非西班牙兵士留下为自己服务值得注意的是，他解释说留下圣康坦上尉的原因在于后者“不是西班牙人，而是法兰西人”，接着他派人通知费里亚公爵等立即率军离开巴黎，对于这些曾一心置他于死地的外敌，他允许他们安全撤离，如牢中之鸟般急于离开的西班人等外国官兵数小时后列队出城，数十名不信任国王宽恕的本堂神父也随之离开，准备撤至弗兰德尔。

“不会让西班牙人留下，也不会让好法兰西人离开”，这是亨利四世拒绝接见尼利院长，一名狂热的天主教同盟人士时所强调的，也是他救出并留下圣康坦上尉的理由。

他保护一切愿意忠于国王的法兰西臣民(包括讲法语的部分瓦隆军团官兵)，避免激化与西班牙等敌对势力的矛盾，竭力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宁与秩序。现存著名画作《利四世于1594年3月22进》(1817年作)展现出巴黎民众迎接国王进城的喜悦之情。

19世纪法学家圣普里曾结合史料对此油画若干细节进行历史考证，其中包括肯定和平进城在安抚民心方面的重要作用，百姓的喜悦之情是比较自然的。在经历多年内战、天主教同盟统治时期各种重税、不幸与饥荒之后，巴黎出现变革，人们希望看到不同，摆脱固社会动荡造成的个体苦难。

的确，一方面，进巴黎一事未造成任何混乱、抢劫及损害;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抵抗，来自天主教同盟部分人士的两三次小型行动很快即被扑灭后，此事件顺应绝大多数巴黎人的意愿，因为自亨利四世改宗后，他们对前者的痛恨已然消失。

初步稳定巴黎秩序后，亨利四世接着落实官员任命问题。布里萨克伯爵等投诚官员曾冒险暗中策划为王军打开大门，使王军几乎兵不血刃顺利进入巴黎、降服残余敌对武装，随后他们又积极向百姓宜传国王的宽恕政策，以确保王军和平接管巴黎，并要求巴黎人佩戴象征亨利四世权威的白色肩带(它曾是天主教同盟亵渎与禁忌之物)。

王军方面，保王天主教派大臣德奥侯爵取代布里萨克伯爵重新成为巴黎督军;新教大布永公爵受封法兰西元帅，此任命一度遭到巴黎高等法院反对，后在亨利四世强烈要求下实现，据皮埃尔·德·菜图瓦勒记载，1594年9月末，国王对法院人说尽管布永不参加弥撒，他依然视其为王国最正直善良之人。

官员的任命再次反映出亨利四世力求兼顾多方效忠群体的思想，无论是投诚的原天主教同盟官员、保王天主教派大臣还是新教大臣，他都对其论功行赏，试图调和多方矛盾利益，将那些来自不同方面的效忠群体统一于王权之下。

重建巴黎高等法院这一重要司法机构也同样反映出宽恕、和解、统一与效忠等指导思想宗教战争期间，因亨利三世被逐出巴黎，一部分原巴黎高等法院法官选择追随国王，自1589年3月起在图尔恢复工作，后来沙隆地区新增一处为国王服务的高等法院，人数较少。亨利四世在进入巴黎后很快进行了巴黎高等法院的重建工作。

首先，图尔与沙隆两处效忠于亨利四世的高等法院人士将重返巴黎，明确属于他们的名誉与地位。因为追随亨利三世与亨利四世两位法王，这些法官在天主教同盟清洗中损失惨重，他们未能离开巴黎的家人被逮捕入狱，房屋遭到洗劫他们的地位也不被巴黎同僚承认。图尔与巴黎两个高等法院彼此敌视，均自视为唯一合法王家高等法院。

在维护国王合法统治权方面，图尔与沙隆高等法院人士恪尽职守，亨利四世改宗前几年，对于教皇或教皇特使否定法王合法统治权的行为或谕旨，两处高等法院分别下判决予以反对，强调王国法律及法兰西教会自主权，抨击教皇与西班牙阻碍和平。

另一方面，多数留在巴黎的原巴黎高等法院法官，自1592年后也为维护萨利克法令、抵制西班牙公主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正如米歇尔·德·瓦勒所说，自1592年留在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也以王国支柱来定位自己前文说明过1591年末巴黎高等法院时任首席院长巴尔纳贝·布里松被擅自处死，虔诚派十六区委员会与法官矛盾日益激化。

随着西班牙攫取法兰西领土的野心暴露，以及亨利四世自身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在绝对君主制与民族意识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巴黎高等法院法官逐渐摆脱天主教同盟控制，走上维护王权、拥护亨利四世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