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最近事情比较多、压力比较大，所以无心讨论严肃的经济问题，这周就稍微轻松点。对我来说，用经济学的方法来探讨人文社会问题，也是就算是瞎聊天，顺便放松一下。

因为之前聊过三胎政策了，所以今天决定来聊一聊这几年讨论比较多的“彩礼”。因为彩礼和社会大环境变迁非常紧密，也算是和大家一起分析整个社会环境比较好的切入点吧（个人认为）。

讨论这种问题，我习惯的思考方式是“是什么-为什么”。所以下面我试着分析一下彩礼在经济学上的性质，以及进入现代社会后的变化，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

彩礼是中国古代的风俗之一，分析就从古代开始。在封建社会，彩礼的经济学性质是什么呢？我认为，答案就是对娘家养育女儿的成本以及劳动力转移的经济补偿。这是一种相对好听的说法，或者现代人喜欢用更直白（但其实并不贴切）的说法就是“卖女儿”。

之所以这么说，主要原因是古代普通老百姓嫁娶，意味着女儿从娘家人变成了婆家人。换句话说，结婚之后娘家人少了一个人，婆家人则多了一个人。这个变化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低下、医疗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是一种非常巨大的变化。因为古代死亡率很高，一个成年劳动力对普通家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财富。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获益”的一方就必须对另一方进行弥补。而这种弥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由于婴儿过高的夭折率，导致生养一个子女的成本必须要得到弥补；第二，女儿离开娘家减少了娘家的劳动人口，造成娘家未来收入的下降也必须要得到弥补；第三，这里面还有女方老人养老的考虑，也需要男方家庭“部分提前履行”对女方老人养老的义务。这三个因素共同构成了彩礼背后的经济学性质，其中又以生育补偿为最主要的因素，劳动力补偿次之，最后是养老义务。言而总之，这个阶段，彩礼是支付给女方家长的经济补偿。但是补偿是有限度的，所以不会出现天价彩礼。

对比之下，非普通家庭（比如皇室）以及上门女婿，上述因素被大大地弱化了。因此彩礼的性质也有所不同，这主要是因为非普通家庭嫁娶行为附加了联姻等政治和经济上的额外好处，并且非普通家庭女儿实际上并不能算得上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这使得彩礼从补偿性质发生了“异化”。上门女婿自然无需多言。

那么现代社会的情况下，上述情况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一方面，随着医疗条件的大幅度改善，婴儿的存活率越来越高，加上国家对生育的隐性补贴（生育保险、义务教育等），存活子女的必须生育成本（注意是必须生育成本，不是实际生育成本）大幅度的下降了。但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的家庭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娘家人和婆家人之间不再泾渭分明，导致彩礼的经济学性质发生了大幅度的“异化”。

结果就是，在多数情况下，彩礼从支付给女方家长变成了支付给女方。女方家长与女方诉求的不同导致彩礼的意义和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这个变化是全方位的。

造成这个影响，首当其冲的是独生子女政策。

在独生子女政策下，结婚后不存在女方从娘家人变成婆家人这一回事。此时，考虑到继承、养老等一系列社会关系在现代社会的变化，结婚变成了两个家庭在更广意义上的一种联合。换句话说，现代社会下，婚姻不再是一个人从一个家转移到另一个家，而是两个家庭联合成一个家庭，尤其是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条件下。因此，自然就不存在谁补偿谁这种问题，这导致彩礼“经济补偿”性质的经济基础荡然无存。

其结果就是，彩礼名义上是给女方父母的，但实际上是给女方或者给新成立的小家庭的。（当然，对于非独生子女，尤其是女方存在未婚兄弟的情况下，仍然有可能存在彩礼是支付给女方家长的情况，此时彩礼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由于“经济补偿”性质不复存在，那么彩礼的性质，围绕彩礼是给新成立小家庭这一本质性特征。彩礼性质和作用变化的方向有两个：一个变化的方向是代际传承，或者说得难听一点叫“代际剥削”。这涉及到双方联合大家庭和新婚夫妇小家庭之间的博弈，特别是小家庭希望通过结婚这样的重大事件，从双方更大家庭中获得更多资源。

这种情况下，如果夫妻双方比较配合，又确实有争夺资源的需求，可能会推高彩礼。典型的例子就是某些地区的农村，儿子需要以彩礼的形式从父母手中继承大量财产以便进行买房等行为。不过，这其中的因素比较难分析，所以不做展开。

更重要的变化是，彩礼变成了一种释放信号的行为。即双方老人给出更高的彩礼和嫁妆，意味着新成立小家庭有更高的起点，这样能够在亲戚朋友之间获得面子以及社会资源。

其结果就是，一般而言，在越看重社会关系、需要攀比的地方，如三四线城市、农村等，彩礼就会有提高的倾向。反之，越不看重社会关系、家庭规模越小的大城市，由于双方父母通过结婚“注资”的意义不大，彩礼反而有下降的倾向。

但如果出现子女在大城市或省会城市等非双方父母所在地异地结婚的情况。与彩礼相比，买房更能释放小家庭高起点的信号，此时彩礼本身的信号作用被弱化了。然而对于未能在异地买房的家庭，由于子女平常不在老家，信息交换少，更需要一次性释放足够强的信号，此时彩礼的信号作用又大大增强了。

当然，当彩礼支付的对象从女方家长变成女方之后，尤其是大量情况下彩礼会以嫁妆的形式支付给女方后，女方作为最终受益人在彩礼定价方面的话语权大幅度提升。此时，女方对彩礼的看法变得更加重要。如果女方认为结婚需要对自己进行补偿的话，那么彩礼就有可能提高，反过来，如果女方认为结婚不需要对自己进行补偿的话，那么彩礼就有可能下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天价彩礼”问题的背后，是和当下经济和社会演化的结果之一，在彩礼“信号”功能的驱使下，由于父母和小家庭需要释放家境好一个很强的信号，所以彩礼的金额自然水涨船高，甚至出现通过借贷解决的情况。因此，将炮火对准“旧风俗”可能还远远不够，新风俗必须要想办法弱化彩礼的“信号”作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