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对于金融危机，以西方为代表的金融体系都是在传统经济学的范围内采取措施，而没有采取用社会问题来化解。实际上金融危机完全可以无需政府投入任何资金，而是用社会基本问题来化解。比如，良好的民众储蓄习惯、农业体系运行机制等等。正如1881年2月16日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写信求教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做出判断。马克思几易其稿，并未断然地把从西欧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和革命中总结出来的理论随便强加给俄国革命，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马克思最后的正式复信非常简明扼要，只有一页纸，指出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如何将取决于俄国的历史环境。所以说制度是派生的，是一定的资源禀赋条件下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其原意是引入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激活竞争，提高效率。市场调节资源配置与市场化是不同的概念。一个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按照经济规律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自然过程，且并不排斥非市场经济形式的经济活动。市场经济国家，即使如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也保留了一些非市场经济因素：如农业、工业等涉及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等领域；一个是由某些利益群体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将经济活动推向某一特定形式（市场经济）的过程。如“教育产业化”、“医疗社会化”等。前者因其“自然”性，必须要求规范（主要是法治）保证；后者因其主观性凸显人为的因素，导致市场经济的内涵与外延的模糊性，视市场化过程为某一群体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任意切割经济形式和干预经济活动的合法性依据。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其实经济危机什么时候都有，从农业时代，到现在的工业时代，但每个时代的经济危机的发生却又有所不同。尤 其实相对于西方经济危机着重于货币政策调控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内陆新兴经济体。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和数量庞大的农民，就像一块海绵一样在吸收和释放能量，一次又一次帮助中国化解大危机。中国农村对于通货膨胀压力的削弱和红利的释放，这才是中国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国内外危机下化解的真正原因。

　　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三次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战争。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完成土地改革，一九七八年进行大包干。九十年代中后期第二轮土地承包提出三十年不变。进入二十一世纪，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并免赋。“三十年中国农村改革，实现了千百年来农民均田免赋的梦想。”直至今日，“三农问题”仍是困扰中国发展的最基本问题。

　　“三农”工作涉及农业、农村、农民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不仅是长期的制度建设任务，也具有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化解危机对我国经济不利影响的重要意义。具体来说，在三农工作重要领域的实践，如建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激励机制、提高农业生产支持和保护力度、改善农业发展的市场环境、完善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以及推进农村社会发展的保障机制等方面，无不与应对金融危机的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保民生、推改革密切相关。因此,加大推进三农工作的力度，是抗击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重要举措。

　　很多人以为是农村集体化搞得不好，其实是城市工业化只能用农村集体化的方式提取积累。要明白，国家资本早期的原始积累和中期的逐步壮大是和近代中国一系列历史的重大事件直接结合的，像是土地革命派生出农产品贸易量增加并支撑起增发主权货币、“三折实”使本币基于实物信用、国家资本以全民所有制的属性形成了对农村中获取剩余的体制改造、“三反五反运动”下的私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第一次逆周期调节、剪刀差提取的‘三农’剩余以及国家资本对私人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等，再到后来的改革开放，我们基本上是采取的是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实事求是的经济政策体系。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无农不稳”、“民以食为天”这一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政策理念，生动地揭示了农业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稳定的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