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傅作义军队撤走以后，解放军还没有到，清华这一带成为"真空"地带。可是社会秩序很好，人民安居乐业。清华校内，也很平静，师生们生活照常。过了几天，解放军才开到海甸，他们没有进清华，只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有一个解放军同志在那里站岗。清华的师生也都跑到海甸欢迎解放军，同他们谈话，很是亲热。叔明也到海甸去了一趟，回来说，她看见在校门口站岗的那位解放军同志，是赤着脚穿鞋，她打算送他一双袜子。我说："你去送试试，恐怕他们不要。"她拿了一双袜子，去了不久，回来说："他果然不要。"解放军的这类行动，使各阶层人民都对于共产党有了无限的敬佩之心。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为这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可能过去是没有的，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我还想到，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的一句话："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后来才知道，称解放军为"王者之师"还是不恰当的，他们不是"王者之师"，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有一天，国民党的飞机打破了清华的平静。那天下午，我从家里（乙所）到工字厅后边滑冰场去看滑冰。乙所的西北面是一座小树林，有一条南北向的路从树林中通过，路的北端就是工字厅的前门。我刚走到那条路上，就有飞机在上空盘旋很紧，我转回家去，刚坐在沙发上，就听见一声巨响，把我震得从沙发中摔出来。从窗户里看见甲所那边，有些人披着被子在路上跑，走出门一看，才知道在我刚才走过的那条路上的东边树林里，落下了一枚相当大的炸弹，把树炸倒了两棵，地上留下一个很大的弹坑。我在昆明住了八年，经过不知道多少次的空袭，还没有一枚炸弹落在距离我这么近的地方。这枚炸弹距离工字厅后面的滑冰场很近，有许多大人小孩在那里滑冰。如果这枚炸弹落在滑冰场上，那就不堪设想了。事后调查，校内统共落下十二枚炸弹，可是都落在空地上，没有一个人伤亡，也没有什么财产受到损失。第二天国民党的报纸上却说，南京的空军在西郊轰炸解放军的炮兵阵地，使解放军受到重大损失。为了这件事情，党中央、毛主席给清华打来了慰问的电报。

随着解放军的到来，解放军的许多机关也到了，同我们直接接洽的是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文管会，他们驻在颐和园西边的青龙桥。文管会的负责人张宗麟也到清华来了。他对校务会议说："你们好好地维持清华。"又对我说："我们对于你的行动曾经作了估计，现在你的表现跟我们的估计差不多。党中央很重视你。"又过了一段时间，张宗麟又来到清华，发布命令：设立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以原校务会议的成员为委员，以我为主任委员。我随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传达了这个命令，并且说：清华现在是人民的清华了！在解放军举行入城式以后，文管会负责人钱俊瑞到清华宣布：派吴晗为军代表。从此以后，校务就实际上由吴晗主持了。事后我听说，解放北京以前，党中央预先订了一个处理各大学的政策，第一步是"接而不管"。事后我体会到，这个政策是完全落实了。文管会第一次来清华时，本来就应该派军代表的，可是没有派，而是让原来的那些人继续维持校务，只派来联络员进行工作上的联系，先是两个一般的工作人员，后来是原在清华生物系任教员的吴征镒，这就是"接而不管"。过了一段时间才派军代表，这就是真正的接管了。这可见党中央对北京这些大学是很重视的，对于它们的处理也是很慎重的。这是我在回忆的时候才体会到的，当时并没有这样的体会，也不知道有这个政策。

在南京解放以后，清华校务委员会改组，由叶企荪担任主任委员，又加了学生代表为委员。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写了一封信，辞去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文学院院长，理由是能力不胜。校务委员会叫李广田来对我说："你说的这个理由不对，你担任院长干了几十年，怎么能说能力不胜，应该写政治上的理由。"我另外又写了一封信，说我曾经两次参加过国民党，虽其时均在国共合作时期，但言论行动错误实多，请辞去一切兼职。校务委员会通过了，派吴晗为文学院院长，我只担任本职哲学系教授。我当时觉得有忽然轻松的感觉，真是"无官一身轻"。

有一天，吴有训来找我，说他碰见徐特立，徐老叫他转告我说，这些都是一时的现象，不要灰心，还要继续前进。过了几天，我也在一个会上碰见了徐老，徐老说："我很想找你详细谈谈，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你，你什么时候有工夫，打电话给我，我派车去接你到我家住几天。"过了几天，我给徐老打电话，他果然派车来了。到了他家里，他就开始陆陆续续地谈他过去的历史。他说，他过去学做八股，总是学不好，只有一次得到先生的一个比较好的批语。说是"尚有一隙之明"。后来他去法国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特别注意，他把那几条抄下来贴在墙上，每天要背几遍。他说，他向来尊重别人的社会地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是他用劳动得来的，"可是有人说你是唯心，咱们谈谈，谈明白了，以后就可以共同工作了"。我当时不明白徐老的意思，当时我听说，徐老领导了一个委员会，编写中小学教科书，我以为徐老是要叫我去参加那个委员会，我想我对于中小学教育没有兴趣，完全外行，不能参加那样的工作。话不投机，在徐老家里住了一夜，我就告辞，徐老又派车送我回来。

在当时，众人都在反对我的时候，徐老对于我的这种表示，使我对于徐老有知己之感。后来经历得多了，我才感觉到，我当时的了解是完全错误的。在我当时的情况下，徐老的表示大概是代表组织上的意思，并不是他个人的行动。他先讲了他自己的历史，意思是想引导我讲自己的历史。在共产党的思想改造方法中，自己讲自己的历史有自我检查的意思。徐老说，话说明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合作了。这个"我们"一方面是我，一方面是党，并不是徐老个人。这个"合作"的意思是很广泛的，并不是只指在徐老当时领导的那个单位的工作。徐老的意思，总的说起来，就是说过去的事只要讲清楚了，共产党还是要你的。可是我当时没有了解这种意思。知己之感应该是对于党的，当然也包括徐老在内。

我是用旧经验了解当时的新事物。这样了解当然是不正确的，所以反应也必然是错误的。上边所说的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其他的例子。在清华遭到国民党空袭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打来慰问的电报，这是对清华的关心，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可是我是照旧办法，把来电在学校布告栏内一公布，就算完事。还有上边所说的清华刚解放，校务会议让愿留者签名登记。那个时候吴晗还在解放区，他回来以后，向会计课领工资，会计课一查登记表没有他的名字，就不发他的工资。吴晗在一个会上说，清华规定，凡是从解放区回来的都得登记。我不了解"登记"这个名词的新的含义，大概新的含义是对于有问题的人才称为"登记"，这样一传开了，就说是清华认为到解放区去的人有问题，引起了文管会的查问。在刚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学校发不出工资，在教授会上有许多人质问，并要我向上面去催，我当时心里很生气，说我在这里是办学，并不是去讨饭。吴征镒说，这是个思想问题。我当时心里想，我搞了几十年哲学，还不知道什么是思想？后来才知道，解放以后所谓的思想，和以前所谓的思想并不完全一样。在1949年4月29日，清华举行校庆的时候，周总理派人找我，问我有什么意见。照我当时的了解，周总理所要问的"意见"，是对于国家大事有所"拾遗补阙"的那种意见，那时候的国家大事我看不出有什么"遗""阙"，实在是不知道有什么该"拾"该"补"的地方，只好说没有意见。后来才知道，所谓"意见"比我所了解的广泛得多，大至对国家大事有什么看法，小至对个人工作、生活有什么希望和要求，都可以作为"意见"提。如果我当时有这样的了解，我就会向总理提出，请他把我调离清华，因为我当时觉得，我在清华处境很困难。我举这些例，是要说明，在当时我同共产党接触的时候，虽然说的都是一样的字眼，可是各有各的了解，往往答非所问。在解放之初，许多知识分子都有这种情况，不过我当时在清华处于领导地位，表现得更加明显，更为突出。

1949年冬天，北京郊区开始土地改革。学校号召全校师生参加工作组。我报了名，叔明也报了名。我们的工作区域是卢沟桥及其附近村庄。卢沟桥本来是一个中外闻名的名胜，又是抗日战争的起点，这就更加有名了。这个地方，是外省的人进入北京的一个关口。紧接着那座桥，有一座城，城墙很坚固。据说，如果北京城不能和平解放，那就要武力攻城，就先以这座城为演习攻城战术的地方。我们到了卢沟桥，同先到的同志会合，全组有十人左右。城内有一所小学，正在放寒假，校舍空着，工作组就在这所小学住下。先是到农民家里吃派饭，后来自己起伙。一直到过了春节才把这一带土改搞完。在工作结束的时候，农民派车送我们回清华，在我家吃了一顿饭，他们才依依不舍地告别而去。

在这次土改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谁养活谁"。从地主的立场看，他和佃户的关系，是互惠的关系：地主有地，农民有劳动力，农民种地主的地，成为他的佃户，土地与劳动力两下配合起来，生产的粮食，两下平分，这不是很"公平合理"吗？地主们还认为，可耕的土地毕竟是有限的，农民则往往过剩；地主对于农民，用哪一家作为他的佃户，是可以选择的；而农民对于地主则没有选择之余地；所以地主用这一家农民做佃户，而不用那一家，对于这一家说，是一种"恩赐"，是"赏饭吃"；而佃户对于地主就是接受"恩赐"，"侍候"地主了。这种"赏饭吃"的思想，在封建社会是很普遍的。上边对于下边，都是"赏饭吃"，老百姓对于皇帝也说是"践土食毛"，这样说，下边是被上边养活的。地主说，佃户们种的是他的地，他要是不让这家做佃户，这家佃户就没有吃的，所以是他养活佃户。这本来是地主阶级用以欺骗和麻醉农民的思想，可是沿袭久了，有些农民果然就为这些思想所欺骗、所麻醉，觉得打倒地主阶级似乎不很"合理"，觉得"理不直，气不壮"。工作组在开始的时候，反复宣传：并不是地主养活佃户，而是佃户养活地主。经过反复讨论，农民才把原有的错误思想扭转过来，地是农民种的，如果农民不种地，地主们什么吃的也没有。

我当时觉得，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地主们说"地是我的"。何以见得地是你的？无非是因为有国家法律的规定，你所靠的无非是国家法律的保护。可是在封建社会中，所谓国家法律，就是你们为了保护你们的利益而制定的。农民革命就是不承认这种国家法律。既不承认这种国家法律，那所谓"地是你的"就没有什么根据了。你无缘无故分去佃户的劳动果实，你不劳而获，这就叫剥削。

经过这次参加土改，我了解了剥削的真实意义，也了解了农村划阶级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看剥削和剥削的程度，受剥削和受剥削的程度。我小的时候，在老家看见有些亲戚、族人，有的雇用长工，自身也参加劳动；有的雇用长工，自身不参加劳动，可是也在做些事，总觉得他们跟真正的地主有所不同，但不同在什么地方。说不清楚。经过这次土改，我知道，前者是富农，后者是经营地主。后者自身不参加劳动，从这个意义说，他是地主；但是他对于农业生产是作了些安排即经营，所以他是经营地主。

我又进一步认识到，"剥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类历史的分期，也是以有没有剥削为标准。社会的种类虽然有多种，但主要的只有两种：一种是阶级社会，也就是有剥削的社会；一种是无阶级社会，也就是没有剥削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以阶级斗争消灭阶级，以达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这种社会，应该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这是没有人能否认的。唯物史观的贡献，在于证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理想，不但是应该要实现，而且是必然要实现的。这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的分别。

当时解放战争已经接近了全国性的胜利，北京郊区久已平静无事，但是在我们去没收地主财产的时候，还是有一个武装同志带着武器在前面开路，工作组人员和农民群众跟在后面，成为一支很雄壮的队伍，这是武装革命的象征。没收地主的财产，把他们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给农民，这是中国历史中历代农民起义的最高理想，可是向来没有实现过。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举行武装起义，才能实现这个理想。当时我们的队伍，就是实现这个理想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象征。

1951年秋天，中国派了一个赴印度、缅甸访问的文化代表团，我也是团员之一。团长是丁西林，副团长是李一氓，秘书长是刘白羽。当时中国还在受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先到香港，由香港乘客轮到仰光，由仰光乘飞机到加尔各答，由加尔各答乘飞机到新德里。当时是中印友好的黄金时代，中印两国人民都认识到中印两国是亚洲的两个大国，中印文化是所谓东方文明的两个支柱。在近代，两国都沦落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各自建立了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这种共同的文化的历史的背景，使两国人民都觉得亲如兄弟，都认识到两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前进，开辟亚洲的新局面，建设亚洲的新文化。我们在印度，到处都受到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所到之处，群众所献的花环，如果都戴起来，就要有"灭顶之灾"。走到路上，两边的群众都用鲜花向我们撒来。所过之处，路上铺满了鲜花，有的时候，还被群众包围起来，走不出去。我在佛经上看到有所谓"天女散花"和"香花供养"，这时身临其境，才体会到那是怎么一回事。

印度是一个总名称，包含许多小国家，初到印度，好像是初到欧洲一样，好像是回到了中国春秋时代诸侯割据的局面。在印度的历史中，虽然也出现了几个王朝，但是都没有达到真正统一的局面，或者是虽然达到而没有维持下来。英国占领了印度、仍旧维持这种割据的局面。只是在这个局面之上，加上了一个太上皇帝，使之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太上皇帝就是英王，他统治了印度，但是他的统治，是通过那些原有的小国国王而进行的。这就叫"分而治之"。这也就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帝国主义保护封建主义，封建主义代理帝国主义，互相利用，狼狈为奸。所苦的就是印度劳动人民，他们是在双重的剥削和压迫之下过日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英帝国的势力退出了印度，甘地和尼赫鲁的国大党接管了印度的政权，国大党对于印度的统一，做了不少积极的贡献。在全国范围内，以总统替代了英国的总督（副王），但总统并不亲自处理国家事务。国家事务由总理处理。总理向国会负责。国会由选民选举。这完全是英国那一套。在原来的各小国家之内，也实行这一套制度，把原来的君主改为一个不掌实权的虚位，失去政权，由这个国家的总理掌握，总理向这个国家的议会负责，议会由这个国家的选民选举。一个虚君制套一个虚君制，这样一套，那些小国家原来的君主都变成虚君了。中央的总理能指挥各小国家的总理，中央的权力大为扩大。照印度人讲起来，这是一个不流血的革命。由封建割据不经过武装斗争就改成了中央集权的局面。原来各小国家的小君主，为什么能自愿地交出政权呢？这有一套赎买政策。当时也听说，有人认为，赎买的价钱太高了，计划削减。

当时也有些印度朋友对于社会主义不很了解，或者是很不了解。忘记是在哪个地方，在一次会上，碰见一个人，他双手拉着我说："你来得很好，我有一个问题，请你给我一个回答。"我说："什么问题？"他说："听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平等，那么谁还劳动呢？如果都不劳动。社会怎么能存在下去呢？"我说："人人平等，并不是人人都不劳动，而是人人都劳动，如果人人都劳动，社会只会更繁荣。"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不过他没有接着再往下问。这里明显地摆出一个立场问题。这位朋友，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认为不劳动是当然的，如果人人平等，这岂不是人人都不劳动吗？如果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认为劳动是当然的．人人平等就是人人都劳动。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可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的人，就是看不见。这个道理，也说明社会主义是有前途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的方向；资本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是历史发展所要淘汰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使社会中人人都成为资本家，如果人人都成了资本家，还有什么人供他们剥削呢？而社会主义社会却能使社会中人人都成为劳动者，如果人人都劳动了，那就是人人都成了劳动者了，劳动者不需要剥削的对象。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使人人都成为无产阶级，如果人人都成为无产阶级，那也就没有阶级了。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使人人都成为无产阶级，以实现人人都平等的理想，就是以阶级斗争消灭阶级的对立。

无论如何，当时的印度人都认为，中印两国为了脱离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所走的不是一条路：中国走的是武装革命的路，印度走的是和平过渡的路。这是事实，我们也是这样看，问题在于哪一条路比较优越。我们认为，革命道路优越，印度的左派人士、青年学生也认为是这样，印度的右派人士，以及上层社会中的人，认为印度的道路优越。他们认为，和平过渡的路，走起来像是缓慢，但是不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武装革命的路，看起来是直截了当，但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算起账来，还是和平过渡的道路比较合算。主要的问题还不在此，而在"和平过渡"是不是渡得过来。青年们显然有不耐烦的情绪，有个学生对我说，中国的解放虽然比印度晚了一些，可是中国现在已经是遥遥领先了，照印度现在的样子，一千年也赶不上。

总的说起来，印度当局对于中国的代表团是欢迎的，招待的规格是很高的。在新德里的时候，我们代表团中有一半住在总统府。从总统府内的陈设以及服务人员的服装看起来，大概还是以前的那个排场。这个以前，可以上溯到蒙古王朝，至少可以上溯到英国的总督府。德里大学赠送了代表团团长丁西林和我以名誉文学博士的学位。德里大学是印度的最高学府，照规定，它的校长是由印度总统兼任，在赠送学位的仪式上，总统亲自出席，以校长的身份发给我们证书。在接受证书以后，照例要致答词。我在答词中说，听说印度学术界有一个传统的规矩，一个学者可以把他的研究成果归纳为几句话，作为他的立论，在一种学术会议上提出来，请到会的人辩驳。如果他的立论被驳倒了，那就要自杀以殉。在古代，中国到印度的留学生很多，其中也有立论请听众辩驳的，还没有听说谁被驳倒。现在中国又有一个立论，请求辩驳，不过这个辩驳，并不是用言语进行的，是用实际行动进行的。辩驳的双方，哪一方正确，哪一方错误，也不是用空言所能决定的，是要靠实践才能决定的。中印两国的历史，以及世界的历史，是做出这个决定的裁判者。我所说的这个辩论，指的就是上面所说的两条路的问题。

我们回国以后，印度派了一个德里大学的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北京大学作为接待单位。印度代表团中，有一个德里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对我说，不知道什么原故，印度所缺少的就是像中国这样的朝气蓬勃的气象，奋发有为的精神。他走的时候，我送他到火车站，他又对我说，在中国住了一段时间，我明白那个原故了，这就是经过革命和没有经过革命的分别，印度所缺少的就是一场革命。我当时觉得，他的这个话说得对。在50年代，在中国人民中，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哪个阶级、哪个阶层，都有他所说的这种精神。只要共产党一声令下，全国的人都是同心同德，全力以赴。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大概指的就是这种精神。十年动乱，表面上打着革命的大旗，实际上是打击了这种精神，挫伤了这种精神。因为这种精神是一种理想，一种信念鼓舞起来的，一鼓作气，势不可挡。经过十年动乱，有些人的理想幻灭了，信念动摇了。气可鼓而不可泄，要是泄了气，再想鼓起来，就不会像泄气那么容易，这是十年动乱给中华民族的最大的创伤、最大的后遗症。我希望这只是我上边所说的那个立论的一个插曲，我也希望中印两个民族虽然各有各的路，但还是要携起手来，共同前进，为东方文明的复兴做出贡献。复兴的东方文明，当然不会和以前的完全一样，但只要它能使东方的民族得到它应有的地位，那就是新的东方文明。

【冯友兰（1895年12月4日—1990年11月26日），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师从约翰·杜威。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政协委员，第六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取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称誉为“现代新儒家”。1990年11月26日20时45分，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