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了，本来战犯冈村宁次应该回到东京接受审判，蒋介石却他把留下来，当了他的总顾问，通知所有的日本军队不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帮助他保存华中、华北、东北所有的城市，等待国民党那些大员来接收。

毛泽东在他的文章里讲过，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了。蒋介石先采取一些迷惑人心的手段，把毛泽东请到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毛泽东在重庆待了一个多月，做各方面的工作，回来发表了《论联合政府》。那时候，共产党并不主张分裂，还是主张国共重新合作，八路军、新四军编成若干个军，统一军事指挥，共产党进入联合政府。

但是，我们不抱有幻想。我也从来没有抱过幻想。虽然那时候身处敌后，资讯比较闭塞，但是我通过共产党的报纸山东《大众日报》，还有《每日电讯》，密切注视着国家的形势。蒋介石一方面高唱和平，高唱国共合作，另外一方面调兵遣将，发布剿匪手册，指使高树勋等部在河南这些地区开始发动进攻。

对东北，国民党决不会白白地拱手让给我们。于是，国民党部队从山海关涌向东北，一共有7个军30万人，3个军并排，大集团推进。1946年2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以4个美械装备师，从北宁路（北平至沈阳）沟帮子至新民一线，向铁路南侧辽中、北侧法库方向发动进攻，企图驱逐民主联军，维持北宁路运输线，为进占沈阳创造条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北进的国民党军一部，打击其进攻气焰。2月11日，当国民党军第13军第89师266团及265团一营、师属山炮连、输送连进至秀水河子时，民主联军总部乘其突出孤立之机，令新四军3师7旅、山东军区第1师和保安第1旅之第1团等部，以3个团打援、4个团攻击，实施围歼。13日黄昏，第7旅2个团从东南及西南、第1师2个团从北及西北方向发起攻击，首先夺取虎皮山、北山等外围阵地，尔后攻入村内，展开激烈巷战，至14日晨结束战斗，全歼该敌。与此同时，阻援部队歼灭国民党军第52军第2师一部。此战，东北民主联军共歼国民党军1600余人，缴获各种炮30余门、轻重机枪100余挺、步枪800余支、汽车200余辆和其他军用物资。秀水河子一仗打得非常漂亮，是我们进入东北后与国民党军打的第一场大胜仗，为八路军树立了战胜美械国民党军的信心。但是，我们只有10万部队，而且都是分散的，国民党整个大军是挡不住的。

现在说起来，当时的战略思想还是很不明朗的。我们已经占了沈阳、辽阳这些大城市，你来了我就拱手让给你吗？所以有留恋大城市的思想。我们部队被派到辽阳，和冀热辽、山东胶东过来的部队，共计3个旅，一度编成一个纵队。冀热辽的干部程世才任防御指挥部司令员，万毅任政治委员，要保卫大辽阳。辽阳也是辽宁的一个重要城市，要打城市游击战，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山地游击战我们打过，城市游击战怎么打，我们没有经验。

当时我们的领导层内部据说有一部分人主张固守已经到手的大城市；另有一部分人主张不能够在大城市久留，应该转入广大的中小城市或者农村去开展游击战争。东北局展开了一场争论，最后决定放弃大城市。

如果固守大城市，势必要搞城市保卫战，当时我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敌人的装备比我们强。后来国民党进来的全部都是美械装备，就算我们有日本的装备，也比他们落后。我们怎么能拿着劣势的装备和优势装备的敌人在城市里拼杀呢？显然这是不合适的。所以中央来电报，要"放开大路，占领两厢"，就是沿着中长路两边部署我们的部队，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策略。这样，我们就把沈阳放弃了，回到抚顺，准备打野战。

在抚顺镰刀湾战役中，我第一次看见林彪。抗日战争胜利后，林彪奉派到山东拟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1945年9月下旬，当他行至河南濮阳地区时，接到中央电令，遂奉命兼程转赴东北，于10月底抵达沈阳。1946年3月21日，我们在抚顺镰刀湾和国民党52军赵公武部队展开血战。按照林彪的命令，由万毅负责组织此次作战。同时行动的还有三纵队，司令员是曾克林，政委是罗舜初。三纵队配置在浑河南岸，准备随时夹击敌人。还有第一师、独三旅和我们19旅。兵力不算小。3月21日，部队即按部署迅速进入伏击地点。当时万毅和副指挥梁兴初商定，在敌人行军纵队中选择两个点突破，确定19旅的55团、57团和20旅58团，以及1师的3个团的兵力为主要突击力量。1师伏击位置在肥牛屯，19旅在滴台附近（独3旅未及时赶到战场）。战斗结果，肥牛屯打得好，消灭千余敌人。19旅由于离一师远了点，没有形成合力。在敌人还未完全进入伏击圈时，就过早地发起了攻击，把敌人打得离开了行军纵队，形成了击溃战。战斗中，林彪跑到我们山头上，拿望远镜观察了一下。他说："你们的口张得太大了，恐怕吃不下来。到黄昏以后，你们就撤退。"我久闻林彪的大名，但是没见过他，这次看到他穿着一身很长的皮袍子，身体不是很强壮，所以御寒的衣服长到盖上脚面，大皮领子，当时他也就30多岁。当时炮弹飞来飞去，有一个炊事员挑水上山，脑袋被削掉了。所以我还是认为林彪是一员猛将，也是一个很好的指挥员，亲临前线。黄昏以后我们撤退，这一仗我们伤亡500多人。

部队随后退到铁岭一带。为了阻止敌人的前进，我们就夜袭，夜间部队钻到敌人的驻地里，从里往外打，叫"掏心战术"，也叫渗透战术。

那时候条件很差，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光有一个地名，比如莲花泡，到实地一看有好多莲花泡，张家莲花泡、李家莲花泡、王家莲花泡，一大堆。老地图和现实情况已经不吻合了。林彪有一个说法，叫"打莽闯仗"，不一定情况很清楚，就是闯一下。

利用夜幕掩护，部队按部署分别钻到敌人驻地里。敌人驻扎的村庄有狗，一听到有动静，张村的狗也叫，李村的狗也叫，一个村的狗叫，周围村庄的狗都叫。他们看不见我们在哪里，就乱打枪，你也打，他也打，那场面真好看，就像我们歌里唱的："穿枪林冒弹雨，不怕水火深。弟兄们向前进，仇和友认清。"这个歌词写得非常好，就反映我们当时打仗的现实。

我们19旅一直往里插到开原西南的六家子，到天亮，看到面前是一座比较大的房子，实际上是一个四合院。我们旅部进去以后立即架线和各个部队联系。我们把总机﹣﹣电话交换机放到炕上，炕挨着窗口，电话员就接线。敌人从山上看见下面有部队，并且有马匹，他们判断可能是一个指挥机关，就朝房子里打枪打炮。我们那一间屋里没有什么隐蔽物，都是很大的粮食囤，我们躲也没处躲，藏也没处藏，也不能出去。敌人的炮就前后左右打，一块炮弹皮"豁"一下从窗子外头飞进来，坐在炕上的机务员就得躲，交换机他也控制不了。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想不到我们在搜集日本丢掉的武器当中有一门山炮起了作用。开始我们步兵不会用山炮，我们支队长彭景文在路上碰上了他的一个姓代的同学。他是讲武堂炮科学生，日本人来了以后，他就闲居在家。现在一看老同学来了，彭景文对他说："你来给我当个炮兵营长，可是只有一门炮。"老代挺高兴，就答应了。以后调试的时候，第一发炮弹，炮管还翻了一个身，炮打出去了，炮管翻过来了，经过修理，最后能用了。正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这个一门炮的营长按着对方来的炮弹的轨迹，回了一炮，这一炮正好打在敌人炮兵主阵地上。敌人一看我们有炮，也闹不清楚我们有多少炮，再不敢打了。这时候，我们25团一营就发起进攻，对方是国民党71军，就是从印缅作战回来的那个部队，装备非常好，每个人都有钢盔，固守那个圩子，不投降。经过猛攻，把这股敌人给制服了。一营长张德富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枪声一停，我跟着部队进了圩子，一听都是说广东话的，原来是从广东那边招的一些兵，我立马用广东话说了一句："我们不杀俘虏。"那些俘虏就给我们跪下、磕头，这回可碰到老乡了。他们把武器全部交给了我们，都是美式装备，美式穿着，叫长毛绒的那种衣服，我们见也没见过，我们第一次全擒了一个美式装备的连。这些人可都是在印度、缅甸打过仗的老兵。

我们不能久留，奉命继续北进。敌人的伤兵我们带不了，只好找当地民工用一辆车，把他们装在车上，往国民党那一方送，因为我们解放军是优待俘虏，不杀俘虏的。往回送的时候，他们给我们跪下来磕头，说："你们可不能把我们往回送了，送回去伤好了，他还叫我们来打。我们只能死这一回，不能再死第二回了。我们干脆就留在你们这边吧。"因为他们看我们对他们很好，给他们上了药，包扎，给他们饭吃，给他们水喝。从中可以看出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是很有意义的。

他那样的军队怎么能打仗啊？当年71军88师、87师守四行仓库，八百壮士，打日本可是很厉害的，团长谢晋元全国闻名，"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谁敢挡"，后来参加印缅作战，和日军也较量了一番。今天在解放军面前他们服了，他们不想打了，甚愿意帮助解放军来打。你光说共产党游而不击，打仗最根本的还是一个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你打了八年抗战，你还要打内战，你打得不得人心，就是连你的兵也不愿意给你干，这就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课。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带走伤兵，就说："我们要转移，带不了你们了，你们还是先回去吧。"这样，赶马车的人就赶着向南去，我们就向北边走了。

撤到四平东边八面城以南，一个叫金山堡的地方，在林彪指挥下，我们第七纵队和山东来的梁兴初一师，又共同打了一场夜仗。那时候都是夜战，因为白天国民党有飞机。这回打的是87师的师部和他所属的一个团。

投入战斗以前，旧军人出身的彭景文穿上毛皮鞋，戴上皮帽子，架上了风镜，尽管天寒地冻、风沙满天、乌烟瘴气，他也没事一样。晚上特别冷，我们其他人没有毛皮鞋冻得不行。从这里我也领教了东北天气，所以到了东北，作为南方人的我完全成了一个新兵。但是旺盛的战斗情绪压住了寒冷，我还是坚持下来了。这一次偷袭很成功，梁兴初的一师就把过去张治中带过的87师的师部给摧垮了。我们战果比较小，歼敌800人，可喜的是用步枪打下敌人一架飞机，这是我们到东北以后，全军我不敢说，起码是我们纵队的一个创举。后来，我到一师工作的时候，在路上行军，我们的战士也打下一架飞机。那时候我们没有防空武器，更没有空军，所以敌人欺负我们，飞机就压着你脑袋飞过去，碰巧了可以用步枪打下来。

这一次战斗，我觉得林彪作为一个司令员，也很注意做政治工作，他写了一个便条告诉万毅："万毅同志，今夜部队很艰苦，告诉部队要忍苦耐劳。"提了这四个字，实际上要部队保持旺盛的战斗情绪。当时，夜里很冷，夜空里到处子弹纷飞。

这一仗打完以后，部队就朝北转移，到了八面城，然后又进到四平，我们纵队就来到四平街。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日伪武装迅速投降，四平免于战火而获得解放。但是，1946年1月国民党接收大员刘翰东进占四平并成立国民党辽北省政府，收编日伪匪武装组建保安部队，盘踞四平，等候国民党正规军北上接收。1946年3月17日，我们19旅杨尚儒副旅长率56团配合兄弟部队一起，仅用10个小时即占领四平，生俘国民党辽北省政府主席刘翰东，其部下3000余人被歼俘，夺取了四平这一战略要地，为其后阻止国民党军向北满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战后来被称为"一战四平"。

吉林省四平市位于东北平原中部，铁路交通四通八达，是东北地区的通衢之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1946年至1948年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为控制四平这一战略要地，先后四次倾重兵大战四平，从而演绎出一段闻名中外的四战四平的历史。四战四平中以四平保卫战，即"二战四平"因作战时间长、投入兵力多、伤亡数量大、影响范围广而著称于世。

3月下旬，国民党军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和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凭借其美式装备和兵力数量上的优势，乘苏军撤退之机，公然破坏3月27日由国共双方代表和美国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小组"签订的调处《东北停战协议》，提前于3月31日开始行动，集中5个军11个师的兵力由沈阳地区沿中长路（自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和安沈路（安东至沈阳）向南满和北满发动大规模进攻，妄图在《东北停战协定》签订前夺取中长路两侧地区并控制辽东半岛。其四平方向的部署是：以新编第一军、第71军向沈阳以北进攻，预期在4月2日夺取四平。

为阻止国民党军长驱直入，配合国共谈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全力控制北满地区及长春、哈尔滨两市与中长路满洲里至绥芬河段。遂于3月24日电示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司令部，要求东北民主联军迅速集中主力，坚决扼守四平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司员林彪、政治委员彭真遵照中央指示，置主力于四平地区阻止国民党军向北满进攻。具体部署是：以新四军第3师第10旅在铁岭以北、四平以南地区采取运动防御，迟滞、杀伤北进之敌，掩护第1师、第2师、第7纵队、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8旅主力、独立旅等向四平地区集中，以保卫四平。

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开始了四平保卫战。金山堡和大洼战斗刚刚结束，林彪找到万毅，当面交代任务。他说："现在正面敌人继续沿铁路向四平推进，你带上你的部队，立刻出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四平，参加四平保卫战。"我们打了一夜的仗，没有休息，吃了一顿早饭，就朝四平方向前进。只走了一天多，4月17日就赶到了四平街。我们刚到，前面部队56团就打响了。

我们的位置是四平火车站以东地带，在那里构筑工事，派出警戒。我19旅接受的是四平以东轧湖泡至塔子山一带的任务。56团在铁路东轧湖泡至202.2高地一线防御；55团在折马背至331.5高地一线防御；20旅58团在小河西至塔子山一线防御；旅指挥部设在河夹信子，纵队指挥部在下三台子。铁路以西是马仁兴的保一旅。他们是早些时候与56团一起进入这一带进行防御的。我们到达后，决定56团归还19旅建制，并向西靠一靠，在它的左翼，以55团予以加强。他们占领了一段有起伏的制高点，地名是"折马背"。这样，就展开了两个团，组成防御体系。

我们正面的敌人是国民党新一军，美械化的正规部队，是抗日战争中的滇缅远征军，有很强的战斗力。17日，当敌新一军进至四平以南牡牛哨、庙沟和泉眼车站后，英勇的四平保卫战就开始了。18日，敌人展开正面进攻，是试探性的进攻，接近了我们的主阵地。两个团按照预定作战部署，战斗了一天，把进攻的敌人击退了。

由于参战部队比较复杂，林彪就把他的司令部转到八面城，亲自指挥四平保卫战。从后方源源不断地运来很多炮弹、城，亲自指挥四平保卫战。从后方源源不断地运来很多炮弹、子弹，在阵地后面垒起来，就像一堵墙一样，前方部队就挖战壕、修工事。

从4月18日起，蒋介石的王牌军新一军向我发动数十次猛烈进攻，许多工事被摧毁，交通壕被掀平，部队利用残存的工事，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我旅在与敌反复拼搏中伤亡1200余人，干部伤亡，战士就组织起来战斗。据当时美联社发表的一条消息说："杜聿明都承认，四平街一带之共军力量，其可怕出乎吾人意料。"国民党军为了集中更多的兵力攻占四平，新六军、71军等国民党先到达东北的部队都来了，使四平地区国民党军的兵力增加到10个师，由杜聿明统一指挥。

毛泽东电报里头说："要化四平街为马德里。"当时一般人不知道马德里，因为我过去在外面读书的时候，唱过《保卫马德里》，知道马德里的故事。当时，林彪在动员的时候说："我们把工事修好，叫国民党军队屯兵于坚城之下，叫他碰来碰去，越碰越小，越碰就越弱。"他做了一番很好的战斗动员，但是从他口里没说出"保卫马德里"。

那时候我看过苏联西蒙诺夫写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小说叫《日日夜夜》，但是阵地保卫战我们从来没打过，过去都是游击战，或者是阵地进攻战，我们攻打敌人的碉堡、阵地，都是进攻的，这一次是我们守，是个新课题。

在四平保卫战中，在"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口号鼓舞下，发挥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因为炮弹打得很多，肯定是要死人的，我们主要集中解决战士中存在的恐惧心理，树立正确的生死观。战士不难理解：在旧社会，农民交不上地租，可以被地主逼死；被日本人抓劳工下煤窑，可以被塌方压死，也可以被瓦斯闷死。现在我们保卫四平，我们是为保卫东北人民的利益，为东北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战，就算死了也是光荣的。我们让一些积极分子带头发动大家讨论，解决生死观问题，把生死置之度外，大伙就想尽一切办法把阵地挖好。那时候我们没有反坦克炮，敌人坦克上来，我们步枪打不了它，迫击炮也奈何不得它，怎么办？有的战士就说："它不是汽油发动的吗？我把席子卷起来浇上汽油，点上火，我冲上去烧坦克。"大家都想方设法打好这个保卫战。因此，敌人没有能够从我们的主阵地上突破。随着敌人进攻火力的逐步增强，我们的防御工事也逐步加强。从野战工事，逐步到加盖钢板（就近的油脂化工厂有钢板，我们就把它拿来加盖到野战工事上），提高了抗击火炮和一般火力的能力，始终拒敌人于主阵地之外。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敌人也没有在这里得到什么好处。

1946年5月，由于敌人陆续突破我四平以东的友军防线，对我全线防御极为不利，为迅速摆脱被动地位，保存主力，待机歼敌，19旅奉命于18日傍晚撤出战斗，向北转移。至此，历时31天的四平保卫战结束。

撤退中，我率55团1营、3营为全军后卫掩护主力撤退，因为我们这个旅原来在最前面，一调头，我们就成了最后面了。因为我们守得很顽强，在夜里悄悄撤退，第二天早晨敌人起来听不到我们这边阵地上的枪炮声，怀疑有诈。据说一直到过午以后，他们才试探着看看怎么样，结果进来一看，空无一人了，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撤走了。撤退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守不住，一撤退，敌人就追；另外原来在你后方的伪满残余势力看起来是平静的，你一退，他们认为你打败了，就蠢蠢欲动起来。四平后面是公主岭，我们在通过的时候枪声响了，后面有追兵，前面半路又碰到阻挠。怎么办？只有把他们消灭了再前进。

原来林彪在撤退过程当中准备在公主岭这一带布置一个合击圈，等追兵到的时候出击，没有想到总部一个作战科长拿着作战计划跑到敌人那里告了密，这个计划就破产了。这样敌人在后面追，我们从最前沿变成最后卫，敌人的炮一直跟着我们，我们到一个地方想烧点水，还没等烧开，炮就打过来了。松花江上有一座桥，前面的部队从桥上通过了，但是等我赶到山头上一看，桥靠南边的一头突然火光爆起，"嘣咂嘣"几声，桥的南端被炸断了，我们还怎么过去啊？敌人已经比我们跑得快，已经到了桥边，再不炸掉，敌人顺着桥就过去了。所以作为先撤退的部队，也不能责怪他们。

我带着后卫团，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要撤无路，怎么办？毕竟我是打游击战出身，我说大不了我们在松花江南去打游击，干我们的老本行。我们就顺着松花江沿江东去寻找渡口，小丰满那边还有一座桥，我们希望从桦甸那个方向过江，那里国民党军可能还没到。我们侦察员前去侦察，回来说桦甸那边敌人也到了，我们撤回江北无望了，那只有留在江南打游击。正徘徊之际，我一营副营长袁振学自告奋勇去找船。他早年参加过"三番子"（旧社会一种黑帮组织），此时便利用他的这种特殊身份（在三番子中，他属于高辈分的），找到一位三番子的头目，向那人做了一番说服工作，说明共产党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在那个头目的帮助下，竟找到了好几十条船，使部队顺利地渡过了松花江。

这使我想起了《孟尝君传》。王安石说孟尝君好像没什么本事，他不过就是找了一些鸡鸣狗盗的人，但是这个鸡鸣狗盗的人帮助孟尝君通过函谷关逃出来了，逃出秦国。我想起这个故事，我说这么巧，现在又碰到这么一个有"三番子"背景的营长，一下找了几十条船，我带的这个团全部坐上船到江北去了。

过江以后就是吉林市，我去见了吉林省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我过去没见过周保中，一见不得了，他是个长条脸，一脸麻子，麻子有花生仁那么大，要找演员演他恐怕都不大好找。

我去向他汇报，他高兴得把我拥抱起来，"好，干得好！"然后，他安排我们到达敦化我原来所在的部队。

我们在敦化进行整顿，部队很疲劳，需要休整，同时补充新兵。

李运昌的部队进东北后收编很多伪军，都改了番号，叫这个旅那个旅的，并派了干部，但是管不过来。后来，就提出来拿50个新兵换我们一个老兵。这当然合算，我拿一个老兵把他那里的新部队巩固了，另外我还赚了50个兵，这样我们一下子膨胀起来了，一个旅有6000人。另外，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他带领的侦察队伍也补充到我们部队来了。

这期间，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去抓逃兵。我们在撤退的时候跑了1000多人，连队里都有登记，哪个兵是哪里的人，就派人去找，有的找到，有的没找到。找回来以后，连队里开反逃亡大会，每个连都开。

我们旅也要总结前段的工作，就决定召开全旅政治工作会议。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是谭政。他原来是延安留守兵团的政治部主任，他做过一个留守兵团政治工作的报告，毛主席当作整风文件批发，全党学习，谭政因此出名了。据说当年他和林彪是一个营里的，林彪当见习官，他当文书，后来授衔是大将，当过总政治部主任，福州军区第一政委。我们开全旅政治工作会议，请谭政到会来指导。谭政到我们旅以后，不是先到会场，而是直接下到连队。他到了一个连队，正好碰上要开反逃亡斗争大会。谭政后来告诉我，讲得很有意思，"哎哟，"他说："我到那个连一看，有一个人五花大绑，两个人架着他，说是要开他的斗争会。"谭政有点像老夫子，他过去看了以后，那个战士不服气，两手捆着，押着他，好像要上刑场似的。谭政给逃兵说，"你莫着急"，谭政是湖南人，湖南人说"不要着急"，叫"莫着急"，"有话慢慢说"，他鼓励这个战士。后来开会七斗八斗，他去听了。最后连队报告旅里要枪毙，说这个战士有组织、有计划地逃亡，不光是他自己，还带了好几个人，还拿着枪，有计划、有组织地拐枪逃跑，应该处以死刑。

谭政说："你们对待逃兵要有一个正确的政策，你要了解逃兵为什么逃。当兵都是希望打胜不打败。撤退，从我们来说是主动撤退，但是当兵的哪知道，他以为是打不过了，跑嘛。一般人的心里打胜不打败，打败仗的部队跟着有什么意思啊，他就得跑。跑，一个人太孤单，得多几个人。到哪找吃饭的，谁给你饭吃啊，就拿上一支枪，这样子到哪吃饭人家就得给你吃。于是乎就变成有组织、有计划地拐枪逃跑，那结果就是枪毙。不能这样做，你要懂得士兵的心理。你们对逃兵批评过以后，要宽大处理，不能处分，甚至对他还要更好，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了以后，他感激，哎呀，我这么大的罪，结果没有处分我，反而对我更好了。这样的兵，他说什么也不会跑了，而且可以成为巩固部队的战士。"

谭政到旅政治工作会议上就讲了一个具体事，怎么对待逃兵，怎样搞好官兵关系，怎样处理新老战士的关系。他最后说，毛主席都批示，政治要行仁政。也就是孟夫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谁能统一天下？不喜欢杀人的人能统一天下。要了解解放军的政治工作，这就是政治工作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要施行仁政。这一席话等于我们政治工作会议的最好总结。那次会我们还留了张照片。

在我们从四平撤退的时候，杜聿明判断我们已经"溃不成军"，他打算一直追过松花江，一直往北追，后来蒋介石下命令停止追击。蒋介石考虑到松花江以北，哈尔滨这些地方历来都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他不愿意得罪苏联，所以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同时，迫于当时舆论压力，不得不于1946年6月6日，在马歇尔主导的"三人小组"的停战谈判中与我们签订了《东北停战协定》。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休整的机会。

《东北停战协定》签订后还有一个插曲。

国民党部队在追击我们的过程中，尽力向东延伸，企图切断我东路交通。冒进的国民党88师263团、264团一个营顺手就占领了吉林东部的新站、拉法。我们撤退的部队不甘心这样让国民党轻易得手，就又趁势把新站、拉法夺回来。我一师、二师，临时把吉林军区副司令、原八路军115师代师长陈光请回来指挥，这两个师全歼占领新站、拉法的敌人，把新站、拉法夺了回来。他们一边打，一边给总部发报，并没有得到总部的回电，因为时间很紧迫，趁敌人立足未稳发起攻击，所以后来被表扬为"打没有命令的胜仗"。国民党搞不清楚，他们只记得占领新站、拉法是在停战协定签字当天，但他们没想到我们又在同一天把它夺回去了。这一占一夺的时间，都和停战协定签字的日期相重叠。

这样"三人小组"就找到我们的部队。当时在吉林那一带也有一个"三人小组"，我方是由纵队政治部主任王振乾参加。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和美国人就找到王振乾说："你们破坏停战协定，停战协定签字了，你们还打，你们破坏停战协定。"

后来决定调查。我们告诉当地的老百姓，美国人、国民党来问，是哪一天打的，就说是哪一天哪一天，就是在协定签字前一天打的。

说实在的，是停战签字以后打的。当时老百姓对美国佬、对国民党很反感，所以群众都接受了。另外我们有好多伤兵，同样也向伤兵打了招呼。结果"三人小组"去问，老百姓和伤兵一个口径。但是国民党方面说不对。三方代表就又开会研究。在辩论过程中，国民党的飞机飞来了，"砰砰"，扔了几个炸弹，王振乾一拍桌子起来说："停战协定签字了，你们飞机还在我们头上扔炸弹啊？是谁破坏停战协定？!"美国佬一看，是这样子啊，停战协定签字了，我们找了国共双方在这里讨论，你国民党飞机又来炸了。他也没辙了，就宣布散会，一场闹剧就这样过去了。

四平失守后，国民党军队追到松花江边，东北民主联军不得不撤出长春、吉林等松花江以南的城市，而国民党委任的土匪武装也在北满纷纷蜂起，我军在东北处于前后受敌又缺乏根据地依托的严重局面。在紧急形势下，6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以林彪代替彭真，担任东北局书记，7月3日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做了讲话，他讲话开头的标题是《和平的美好幻想，残酷的战争现实》。林彪看到和谈只是缓兵之计，战争才是最现实的，要大家准备打持久战。林彪讲话不用稿子，他说："什么叫持久战啊？就是老子死了，儿子接着干，这就叫持久战。"那时候在东北想速战速决是不现实的，要我们做长期打算。我们要在东北站住脚，就必须发动群众，有了群众，就有吃的，有穿的，有兵源。

这次会议作出了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的决议，于7月7日通过，因此称为《七七决议》。《七七决议》关键性的一句话就是：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决议号召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去。

那时候东北局办的党刊叫《群众》。我们部队驻在吉林，由吉林省委书记陈正人来传达《七七决议》。当时我们有10万军队，两万干部，这两万干部全部投入群众工作。我过去在民先总队的老朋友武衡，原来在延安是自然科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地矿系教员，到东北以后在扶余县当县长，我们老朋友再次见面。

我和我们19旅的政委钟民（红军时期就当过瑞金县委书记）、副旅长杨尚儒（也是一个长征干部）一块儿下乡做土改工作。当时，我们主要干部、一把手都投入到发动群众的工作，经过土地改革，群众起来了，部队迅速地得到补充。

我有一个同学周持衡，当时在吉林省当副省长，他动员了十几个团补充主力部队。万毅司令员还专门款待过他一次。当时东北九省出了将近100个团，到最后，部队从10万人猛增到100万人。从这里可以看出，东北人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也说明我们的地方工作同志出了很大的力气。

周持衡是我的莫逆之交。他的父亲周肇祥是中国近代书画家、北洋政府官员。我调到北京到外交部工作的时候，周持衡就告诉了他父亲。当时我住在中裕饭店，老先生挺有意思，提了一盒北京烤鸭送给我，还有他自己画的一幅画，这幅画经过"文革"都没有了。天津解放时的市长是黄克诚，后来黄敬接了班，黄敬是我山东大学的老校友。周肇祥在北京有房子，在天津也有房子，他的一个女婿住在天津的房子里，市里要征用，周肇祥找到我说，"黄敬不是你前后级的同学吗，你能不能给黄敬写封信，叫他宽限几天，因为我那个女儿女婿住在那里，一下子征了，他们没地方去呀。"我觉得这事好办，我虽然过去没有见过黄敬，但是也都知道。于是我写了一封信，以后事情如周肇祥所愿，没撵他们，住了一段以后才搬家。来往多了，就无话不谈，老先生就说起过去他当维持会长的一段事。"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还没有进北平。张自忠找到周肇祥，说："周先生，我们部队要撤了，北平的治安不能没人维持，是不是你来勉为其难？"周肇祥说："当汉奸的事我绝对不能干，我是中国人，我怎么能给日本人搞维持会长？"张自忠劝不下来，后来就说："这样子，我给你写一个手令，如果将来有什么事算我张自忠的。"张自忠把一切责任自己顶过去了，周肇祥就再不好说话了，"那好吧，那就干。"他说后来他儿子在山东当民主政府的专员，有时候派人到北京来采购一些药品什么的，他协助他们办过好多事。所以解放军进城以后，没把他算作汉奸。

1946年8月3日，在敦化将原山东八路军1、2师与7纵合编并改称第一纵队，万毅被任命为纵队司令员，李作鹏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梁兴初任副司令员兼一师师长，周赤萍任纵队副政委。一师，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2师，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东北民主联军7纵队19旅及20旅58团组成第3师，师长彭景文，政委黄一平，我被任命为3师政治部主任。一纵队的领导同志原来在山东时期就比较熟悉，梁兴初、李作鹏和我们是老朋友了，很熟悉，梁兴初能喝酒，李作鹏也能喝酒，我的酒量敌不过他们。

【李欣，原名李鸿模，汉族。1917年7月生于福建长汀，1935年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青岛特别支部书记；自1938年起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曾任三十八军一一三师政委；1950年至1956年从事新中国外交工作，曾任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驻英国参赞；1960年起任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副部长；1975年调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1984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