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了长沙，才知道南京教育部已经有命令，叫北大、清华、南开在一起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原来三校的校长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在长沙把临时大学组织起来，就三校原来的院长、系主任选出临时大学的院长、系主任，以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为文学院长，以北大哲学系主任汤用彤为哲学系主任。当时最困难的问题是校舍。

清华在岳麓山的校舍又只建成了很小一部分，不能用，只好把理、法、工三个学院设在长沙市内，把文学院设在长沙以南一百多里地的南岳市。南岳市是衡山脚下的一个市镇，南岳庙就建在这里。在南岳市附近几里地的地方，有一所教会学校，叫"圣经学校"，当时在空着，临时大学就把这座校舍租过来作为文学院的校舍。这座校舍正在南岳衡山的脚下，背后靠着衡山，大门前边有一条从衡山流下来的小河。大雨之后，小河还会变成一个小瀑布。地方很是清幽。在兵荒马乱之中，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读书，师生都很满意。在这里，教师同住在一座楼上。楼在山坡上，每次到饭厅吃饭，要上下爬二三十级台阶。大家都展开工作。汤用彤写他的中国佛教史，闻一多摆开一案子的书，考订《周易》。学术空气非常浓厚。但是想到时局，又都觉得凄然。

我有一次爬山，走到一个地方，叫"二贤祠"。据说是朱熹和张试聚会的地方。祠里正房叫"嘉会堂"。堂中立了一块横匾，上写"一会千秋"。我做了几首诗，其中两首是：

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

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

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

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

在有一次会上，朱自清朗诵了这两首诗，全体师生都感到凄怆。

不过当时的生活，也还有另外一方面。有一次在饭厅吃饭，菜太咸，有人说，太咸也有好处，可以防止人多吃菜。闻一多随口用汉儒解经的套子说：

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之多吃也。

他还做了一首诗：

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

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

这是为了嘲戏哲学系的人而做的。哲学系的金岳霖眼睛怕光，经常戴一副眼罩。郑听喜欢喝酒。第二句是指他两人说的。当时吴宓有一首诗，其中有"相携红袖非春意"之句，我认为不很得体，第三句就是指此而言。第四句是说沈（冗三）有鼎，他正在研究周易占卦的方法，用纸枚代替著草。

我们住的那座楼旁边有棵腊梅。那时腊梅正开，站在楼上栏杆旁边，恰好与腊梅相齐。有一天闻一多同我又说起吴宓的那一句"红袖"诗，他随口说出了一句诗：每饭不忘"红袖"句，我随口应了一句：凭栏惟见腊梅花。

这样的"好景"也不长。南京失守以后，日寇进逼武汉，长沙也受到威胁。我们只好再往西南迁移。于是就舍去南岳，继续向昆明撤退，当时的说法叫"转进"。

由长沙向昆明"转进"的日期终于到了。1938年2月，大部分学生编成队伍，由长沙步行往昆明，还打算沿途做些调查研究。教授们愿意而且能够步行的也同学生大队一起出发。其余的人，各自选择道路，到昆明聚齐。有一部分人坐火车到广州，经过香港、越南，到昆明去。有一部分人坐汽车经过广西到越南，转往昆明。我加入了走广西的这一路，同伴有朱自清、汤用彤、陈岱孙等。我们先到桂林，由桂林坐船到阳朔，这是广西山水风景最好的一段。在桂林，先租定汽车，到阳朔等候，我们到了，就弃舟登陆，坐车向南宁进发。一天晚上，到了南宁，说是离中国边境镇南关只有几十里了，明天一早就可以到镇南关。第二天早晨，已经快到镇南关了，经过一个县城叫凭祥县，当汽车穿过城门的时候，我的左臂碰在城墙上，受伤了。幸而出了镇南关走不多远，就到了越南的同登，那里有火车通到河内，晚上就到了河内。

在一家法国医院检查的结果，说是左上臂骨折，要住院医治。我当时就住了医院，自清、岱孙两兄留在河内陪我，到景兰来才离开。西医的骨科，对于骨折没有什么别的医疗的办法，也没有什么药吃，就只叫躺在床上，把左臂伸直，在左手上拴了一条绳，绳的那一头缀上几公斤重的一块铁，以保证左臂不动，说躺它个把月，断骨自然就接上了。以后到的经过河内的人都来医院看望我。景兰已经绕道香港先到昆明了，又回到河内来看望我。他们都不能在河内久留。后来梅贻琦也经过河内，走的时候，留下他的秘书沈刚如同我做伴。我躺在床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回忆北京失陷以后的事，做了一些诗，大部分现在已经忘记了，记得的还有三首：

兵败城破日色昏，抛妻舍子别家门。

孟光不向门前送，恐使征人见泪痕。

水尽山穷路迁环，一车疾走近南关。

边墙已满英雄血，又教书生续一斑。

窗外骄阳升复沉，淹留不料到如今。

为问南行诸友伴，可都顺利胜风云？

我住医院最后的那一段时间，也能下床走了。有人说，河内有一座孔庙，可以去看看。那座孔庙久已失修了，但还可以看出原来的规模，它的体制和北京的孔庙一样。进了大门，大院子里还有历届进士的题名碑。照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每科的进士都在文庙的院子里立一块题名碑。北京文庙里进士题名碑，从元朝开始，一直到清朝末年最后一科，每科都不缺。其中有些很讲究，石头高大，字画工整；有的很差。据说这些差别是由于那一科的进士中有没有有钱的人。照规定，这些题名碑是由礼部拿钱修的，那笔钱经过当事人的七折八扣，发到施工人手里，就为数不多了。如果这一科的进士中，没有有钱的人出钱，这一科的碑就很简陋，敷衍了事。如果这一科的进士中，有有钱的人拿出钱来，碑就修得好一点。我看了越南的进士题名碑，体制也和中国的一样，不过每科人数都很少，只有十几个人。当时我想到，中国的封建文化，真是远及四邻。中国是不愧为世界的古老国家的。

我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胡子就长出来了，出院的时候我也没有剃，就留着胡子往昆明去了。闻一多参加学生大队步行到昆明，沿路也没有剃胡子，到昆明也把胡子留起来了。他的胡子在日本投降的时候就剃去了，我的胡子一直留到十年动乱时期才剃去。

到了昆明以后，才知道长沙临时大学的名字已经改为西南联合大学了。那时候，从北京迁出来的高等院校，有的往西南，有的往西北。往西北的合为西北联合大学，往西南的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内部组织还是和长沙临时大学一样，由北大、清华、南开的校长担任常务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主持校务。添了一个师范学院，加上原来的四个学院，共五个学院，五个学院的院长也列席常务委员会。胡适已经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了，联合大学的文学院院长由我担任。当时昆明的校舍不敷分配，又把文学院分设在蒙自。蒙自原来是中国和越南通商的一个重要城市，那里设有海关。后来滇越铁路通车了，蒙自失去了原来的重要性，海关也迁走了。海关衙门空着，联大文学院就设在海关衙门里面。我又从昆明转蒙自，文学院的师生大部分也都到了。那座海关衙门久不住人，杂草丛生，好像一座废园，其中蛇类很多。有一位同事，晚上看见墙上有条大裂缝，拿灯一照，原来是一条大蟒倒挂下来。

到蒙自不久就接到北京的信。叔明带领四个孩子，和朱自清、周作仁等几家眷属，都从北京转道天津、香港，到越南了。几天后，我在蒙自接着她们。据叔明谈，知道他们从香港到海防这段海路上遇见大风，冒了很大危险。我们在蒙自住了不久，昆明的校舍问题已经解决了，文学院又从蒙自回到昆明。

在昆明受到的战争直接威胁是空袭。开始，有些人过分夸大空袭的危险，说像昆明这样大的城，用五百磅的炸弹，四角各扔一个，这座城就全完了。于是人们就开始考虑到选择居住的地方，要分散，不要集中，要远离军事目标。人们就开始向城外迁移，用当时的话说，叫做"疏散"。我们刚到昆明时租的房子在登华街，接近闹市，因为要疏散，就搬到小东城角，这是小东门内靠近城墙的地方。雇人把城墙挖空，里面架上木料，就成了一个防空洞。这个防空洞还可以通向城墙外边，城墙内外各有一个洞口，如果一个洞口被堵塞了，还可以从另一个洞口出去。人们一看都说很好，只要不是直接命中，是很保险的。修好以后，我们全家，左邻右舍，一听见空袭警报，都钻进这个防空洞。不过有了这个防空洞，还得保护它，这就不是一家的力量所能做到的了。其中的木料往往被人偷走，渐渐地就剩下一个空土洞了。这就考虑要疏散到城外乡村里去。先疏散到离城七八里的村子，后来又疏散到离城十七八里的村子，叫"龙头村"。这个村子是昆明郊区比较大一点的集镇，又叫"龙泉镇"。疏散到这个地方的人很多，有西南联大的人，也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还有北大的文科研究所。有些人就在老乡们的房前屋后空地上盖了简易的房子，同老乡们订下合同，将来走的时候，所盖的房子就无偿地归此地主人所有。这样，龙泉镇就成了当时的一个文化中心了。那时候有两个这样的文化中心，在东郊区就是这个龙泉镇，在西郊区就是大普吉，疏散到那里的大半是清华的人，清华的几个研究所就在那里。这两个中心，都是无意中自然集合而成，并非出于有计划的安排。出于有计划的安排的，是西南联大新校舍。西南联大原先借用了昆明的几个学校的校舍和几个会馆的房子。后来在北城墙外边弄来了一大片空地，在其上建筑了一些简易平房，虽然简易，可是应有尽有：有宿舍，有教室，有图书馆，有大饭厅，肝胆俱全。有了这座校舍，联大可以说是在昆明定居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日本向昆明空袭是从武汉出发，到达昆明是在上午10点钟左右。人们摸到了这个规律，就把每天活动的时间提前，联大也将上课的时间提前，到10点左右就把上午的课上完了。下午3点以后上课，这中间是准备空袭疏散的时间，一有空袭警报，师生们都向新校舍后面的一些土山上疏散。有座土山中间有道峡谷，我们称之为"一线天"，都认为那里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空袭时到那里去的人最多。有一次，一颗炸弹落在"一线天"门口，掀起的土把华罗庚埋起来了，幸亏很快就解除警报了，附近的人才把他扒出来。又有一次，一颗炸弹正落在西仓坡清华办事处院子里，有一位工友不幸遇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日本占领了越南，昆明本是后方名城，这时变成了前方重镇。日本向昆明空袭，改从河内出发，距离近了些，到得早了些，但基本上还是在中午那段时间内。后来美国空军飞虎队到昆明来了，日本的空袭渐渐少了。昆明街头出现一些洋人，他们的皮夹克背上印有"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保护"十二个大字，这是恐怕他们降落到偏僻的农村遭到误伤。

整个抗战时期，昆明在日本空袭中所受的损失，并不像原来想象得那么严重。有一次空袭，在疏散的群众中，我听见有个人议论说："哈哈！原来听说只要五个炸弹就把昆明炸成平地，到了现在掉下来的炸弹至少有五千个，可昆明还是这个样子。"就当时的武器力量说，空袭昆明这样的城市的效力主要是心理上的。

当时联大的学生，多数是从沦陷区来的，他们的经济来源常常接济不上，生活困难，就只好在昆明找点小事做一下，可以说是勤工俭学。他们所做的事，大小都有，从坐办公室一直到当公共汽车售票员。当时昆明正午12时放午炮，有一个同学做了放午炮的工作。有一次联大赛足球，时间是正午12点，同学们看见这位专管放午炮的同学也来了，就问他："你怎么有工夫来？"他说："我要来看足球，就把午炮提前放了。"

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师们的生活也是很困难的。一个月的工资加到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完了。教师们多是靠兼职兼薪，以为贴补。大多数的人是卖文，向报刊投稿，得一点稿费。能做古文的人，向当地富贵人家做"谀墓"之文，这样的生意最好，因为可以得实物报酬。到了抗战末期，联大一部分教授组织了一个卖文卖字的会。说是要卖字，闻一多还给我刻了两个大图章，以备使用。不过还没有开张，日本就投降了，我的图章始终没有用上。到1946年我们将要离开昆明的时候，教师们大都把原来从北京带来的东西在街头拍卖了。家属们坐在街头摆地摊，占了很大一块地方，持续几个星期之久。

我家先住在龙头村的村子里，后来搬到一个旧庙里，那座庙修在村边的小土山上，已经没有神像了。这座庙有两层院子，后一层是龙泉镇镇公所，前一层的北房是一个公司的仓库，东厢住一对德国犹太人夫妇，据说男的原是德国外交部官员，被希特勒赶出来的。我家住在西边厢房里。旁边是个小学，叔明一度在院里设了一个油锅炸麻花，学生下课了就来买麻花吃。

梅贻琦夫人韩咏华约集了几家联大家属，自己配方，自己动手，制出一种糕点，名叫"定胜糕"，送到昆明的一家大食品商店冠生园代销。据她说，初次送货去的时候，还不敢说姓梅，只说是姓韩。还有一家眷属在云南大学及联大附近，开了一个小馆子。

还有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也盛传一时。他的兄弟是个银行家，在重庆，听说他吃耗子肉，赶紧汇了一点钱来，叫他买猪肉吃。其实潘光旦并不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好奇。也确有一些嘴馋的人，像云南的地方军队，就经常往农民家里打狗，把狗拖去杀了吃。有一次他们打狗，来到一个农民家里，恰好潘光旦就疏散在那一家里。他早年在清华当学生的时候，踢足球伤了一条腿，只剩下一条腿，以后走路总是架着拐子，可是能够照常上下楼梯、跋山涉水。这时他听见有军队来打狗，就出来拦住，问："你们为什么打狗？"那个带头的说："是上边叫我们来打的，吃了狗肉可以治湿气。"潘光旦说："你们的上边是谁？"回答说："是龙大少爷。"（龙云的长子）潘光旦说："好了，龙大少爷我们都是熟人，你们都回去吧。"有个兵插嘴问："你说你跟龙大少爷是熟人，你知道龙大少爷住在什么地方？"潘光旦装着大怒，用手一指，说："你说话小心点！你知道我这条腿是怎么丢的！"那个带头的大概认为潘光旦一定是一个有战功的高级军官，就回头向兵们说："走吧，走吧。"那些兵都悄悄地走了，在我疏散的那个地方，也有过这样打狗的事，可惜我没有潘光旦的勇敢和机智，怕的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就没有出来拦阻。

当时周培源一家疏散得很远，住在昆明城外的西山脚下，离联大新校舍约有四十里。周培源只好自己养一匹马，骑马来到教室跟前，把马一系，就进教室，保证了按时上课。

当时有一个问题。我每天都在联大上课或办公，只能住在城里，周末才回家。孩子们也不在家，常常只有叔明一个人在家，觉得很孤单，简直有点害怕，对门的犹太人有个朋友，是德国人，养了一条狗，说是很聪明。他的朋友要回国了，要给狗找个新主人，就送到我家来了。那是一种矮狗，一身白色长毛，还能拿耗子。我猜想，它大概是一种猎狗。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玛丽。玛丽来了几天，忽然不见了，遍山寻找，毫无踪影。对门犹太人说，大概是又回到原来的主人家了，到它原来的主人家门前一看，玛丽果然在那里，门已经锁了，可是它还在外边守门，又把它唤回来。我们住的那座旧庙，进了大门，是一条雨路，我家和对门犹太人的家是以雨路为界。进了大门往镇公所去的人也是向东拐。玛丽就认定这条雨路是我家的界线，凡是进了大门往西拐，或是看着像是要往西拐的人，它都要拦住，它很凶猛，往往把人咬伤。可是对于主人非常温驯忠实，遇见只有叔明一人在家的时候，玛丽总跟着她，寸步不离，晚上就卧在床前，把头枕在门槛上，两眼向外面望着。叔明说："有了玛丽，真是解决了大问题！"我们离开昆明时，把玛丽带到重庆，住在叔明的大姐家里，离开重庆时，因为坐飞机不能带狗，就把玛丽留在重庆了。后来叔明的大姐来信说，玛丽丢了几个月，又自己回来了，脖子上带了一块贵阳的牌子。可能是它顺着来重庆时的路，要回昆明找我们，走到贵阳被人家扣留了。以后又从贵阳跑回重庆的。《晋书·陆机传》说：陆机"有骏犬，名曰黄耳"，常在他的老家与洛阳间传递家书。从玛丽的事看来，有关黄耳的记载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的女儿宗璞写了一篇小说《鲁鲁》，"鲁鲁"的原型就是玛丽。

联大文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后不久，有一天，蒋梦麟约我们五位院长到他家里谈话。他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当时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不同意，其余都没有发言表态。我回家商量，认为我已经有过被逮捕的那一段事情、如果反对蒋梦麟的提议，恐怕重庆说是不合作，只好默认了。过了几天，蒋梦麟果然送来了党证。

当时重庆教育部设了一个学术评议会，说是可以参加讨论国家教育、学术方面的重要事情，我被指定为这个会的成员。接着就往重庆参加这个会。头一天开幕的会上，看见来了一个面团团如富家翁的人，他说："现在教育界有些不同的意见，议论纷纷，很不好。"我悄悄地问坐在我旁边的傅斯年，这个人是谁？傅斯年说："这就是孔祥熙，骂到你们头上了，你得发言批评他。"孔祥熙发言完了，我就接着发言说：方才孔院长（行政院院长）说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是有的，但要看是一些什么意见。中国的哲学史上，有程朱与陆王的两派之争，当时有人说，程朱、陆王之同异，是不可和之同异，亦不可无之同异。有些同异，就是不可无的。散会的时候，孔祥熙还跑过来和我拉拉手。这次会有一个任务，是评选抗战以来最佳学术著作。投票的结果，我的《新理学》当选第一等，发给奖金一万元。金岳霖先生的《论道》也被选为第一等，可是第一等规定只有一个名额，所以《论道》就屈为第二等了，发给奖金五千元。当时通货膨胀还不十分厉害，一万元还算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这种评议，就只举行过这一次，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评选的问题了。

在我又一次到重庆的时候，孔祥熙说，他要办一个孔教会，请我当会长。我的回答有两点，一点是，没有办这种会的必要；第二点是，如果要办，我也办不了。

蒋介石在重庆办了一个中央训练团，叫他手下的人，轮流集中受训，每半年为一期。训练的目的，是培养他们对于蒋介石的个人崇拜、盲目服从的感情。训练以后，发给每个受训的人一把短刀，上刻"不成功便成仁"六个字，鼓励他们为他拼命。其中比较重要的人，蒋介石还叫他们和他自己单独照一张相片，在相片中，蒋介石坐在椅子上，那个人恭恭敬敬地站在椅子后面。他想借此同那些人培养一种封建关系。训练团中，也开了一些知识性的课程，聘请当时各大学的教授担任。我也被聘请担任一门，题目是"中国固有道德"。时间是每届中两三个星期不等。再加上教育部的学术评议会开会，我到重庆的次数就多了，每年总要去一两次。1943年，我利用清华第二次休假的机会，一半的时间到重庆，为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教了一点课；另一半时间到成都华西大学，作几次临时讲演。

蒋介石有一个办法：凡是从别的城市到重庆去的比较知名之士，他都照例请吃一顿饭。我差不多每次到重庆，他都送来一张请帖，请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客人先到，坐在客厅。蒋介石先到客厅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请他所要单独接见的人进去单独谈话。每个人进去，谈几分钟就出来。他也随着出来到客厅，说几句应酬话就一起到餐厅。每次吃饭，大约有二十人。中餐西吃，坐定以后，边吃边谈。座中也经常有别的城市的头头，蒋介石看见这些人总是问："你们那里现在怎么样？"如果回答说很好，他就不再问了。如果回答说有些问题，他就追问是些什么问题，回答的人如果有些话说得不合他的意，他就发怒，有的时候还当面斥责。所以去参加吃饭的那些头头们，都是战战兢兢的。经过几次这样的场面，我发现一条规律：善于做官的人，如果蒋介石问他所管辖的那个地方的情况，总是说很好。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容易最保险的回答。说一个"好"字就过去了。假使回答说有问题，甚而至于还要说有什么问题，要对那些问题作一种分析或者请示，那就麻烦了。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可能还要受到斥责。我心中忽然明白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许多皇帝，也不能说是不聪明，到后来总是把事情办糟。像唐明皇，在安禄山已经打到潼关的时候，他还是照样寻欢作乐，那些掌权的大小官员，在他面前都不敢说真话，因为说假话最容易最保险，而说真话会引起麻烦。大小官员都不得不用官僚主义的一个妙诀，就是前面说过的"瞒上不瞒下"。瞒来瞒去，就只瞒着掌握最高权力的那一个人。等到那一个人也觉得他是被瞒了的时候，事情已经糟到极点，无可挽回了。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蒋介石和重庆的一些人都觉得，他们似乎可以偏安下去。他们的注意力也顾到了文化方面。蒋介石以其侍从室的名义搞了些提倡哲学的事。顾名思义，侍从室是他个人的侍从，个人的办事机构。事实上，虽然说是个室，下面却设有处、科等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太上政府。用侍从室的名义所办的事，可以不经过行政院各部的渠道，也不受他们的管辖，他们不能也不敢过问。当时有一个复性书院，院长是马浮（字一浮），院舍设在四川嘉定，用的款是侍从室出的，开设讲座，招收学生。据说，马浮给学生讲课，仪式是很庄严的，在一个大厅里，铺上红毡，毡上设讲桌讲座，学生先站班，站班以后，派代表进去，启请讲主出来开讲。马先生对于佛学和道学有研究，他着重述而不作，讲稿很少发表。有些他认为是重要而流传不广的道学家的著作，他就刻版印刷发行。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杨文会（字仁山）在南京办了一个金陵刻经处，把他们认为是佛学中比较重要而流传不广的著作刻版印刷发行。有些信仰佛教的人，向刻经处捐款，并且指定这些捐款作为刻印哪一部经典之用，以此为功德。这部经典刻成以后，在后面附有这些捐款的人的姓名，以表明他们的功德。复性书院所刻的道学家们的著作，也用这种办法。复性书院成了一个刻经处。

侍从室还出钱办了一个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贺麟（字自昭），还聘请好几位编译员，翻译出来了不少的西洋哲学古典著作。侍从室又同我说，要办一个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由我当主任委员，可是给的钱很少，每月只有一万八千元。当时通货膨胀已经很厉害，这个数目实际上办不了什么事，也用不了专职的人，我想了一个收买稿子的办法。我知道当时学哲学的人生活都很困难，写了些稿子也没有人过问。我就把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作为中国哲学会的一个附属组织，接收哲学论文的稿子，由委员会赠送稿费，比较短的论文，在《哲学评论》中发表，长的可以作为专著，由中国哲学会代为想办法发表。在这些专著中，收了熊十力的几本书，我的《新原道》《新知言》也是在这种安排下发表的。这个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已到抗战的后期，收买稿子作为文章、专著发表的事情办得不多，到了抗战胜利，这些活动就结束了。

1943年秋天，有一天蒋梦麟邀请西南联大的国民党党员教授，到他家里座谈。谈的内容，是国内形势。蒋梦麟说，陈雪屏就要到重庆去，当局必定问他联大的情况，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谈出来，托陈雪屏带去。大家同意以联大区党部的名义，给蒋介石写封信，表示一点意见，并且推举我起草信稿。过几天，又开一次会，讨论信稿。信稿原件现在遗失了。大概的意思是说，照国内的形势看，人心所向似乎不在国民党；要收拾人心，必须开放政权，实行立宪；清朝末年，清室不肯立宪，使国民党革命得以成功，可为殷鉴。这个信稿通过了，立即发抄，交给陈雪屏。又过了几天，区党部接到蒋介石的一封回信，说他很注意联大区党部的意见，并且说，现在形势虽然危急，但有像联大的这些党员，相信可以转危为安。蒋介石也说是要立宪，可是他所说的立宪，并不是我们原信中所说的立宪。在联大大部分的教授中，包括我在内，所说的立宪，是真立宪，真民主。当时我想，要立宪就要实行真正的选举。如果国民党不能得到多数票，只能怨它在二十年的执政中没有把国家办好，那就得把政权让出来，交给得到多数票的党派。可是蒋介石所说的立宪，是假立宪，是借立宪之名，以巩固他的地位。他所要的选举，是以选举的形式使国民党的专政显得合法。在抗日胜利以后，他果然照着他的意图实行"立宪"。假的就是假的，它是不能解决真问题的。

1945年春天，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河南省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我为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同他们一向并无接触，为什么会选着我呢？原来河南的党员代表大会，在选举时分为两派，竞争很激烈。有一个代表名额，他们相持不下，选不出来，有人建议，提出一个两派都不能对的人做候选人。他们认为，我有这样的资格，提出我来，就通过了。当选的电报到了昆明，我是不是接受，心中犹豫不决。后来还是接受了。自从卢沟桥事变以后，蒋介石召开座谈会，讨论抗战问题，我被邀参加第三次座谈会，可是开会的日期还没到，北京就沦陷了，抗战势在必行，那次座谈会不开了。以后全国性的会议，都没有邀我去参加。国民参政会也没有我。我当时心中很感不满。我当时想，你上层不找我，基层倒选举我了，我去一趟叫你们看看。这完全是出于为个人打算的私心，不过这种私心，竟使我去重庆参加大会了。一到重庆，大会的预备会选举我参加主席团。会外纷纷议论，说主持大会的人认为，全国的第一流的学者到了，就应该让他进主席团，还给他中委。有个朋友对我说："你大概是已经被确定要选中央委员了，但是中央委员对于别人是一种资本，对于你却是一种负担。"当时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话很有道理。在我照例被邀请到蒋介石那里去吃晚饭的时候，他果然单独找我谈话。他说："大会要选举你为中委。"我说："我不能当。"他问为什么，我说："我要当了中委，再对青年们讲话就不方便了。"他说："那就再说吧。"以后再没有提这件事。我遇见一些各地来的代表，他们说中委的名单已经确定了，我说不是要经过自由选举吗？他们说："我们的选举权早已不在我们手里了。我们的当选证书早已被人家领头的收去了，他们拿我们的当选证书去领票，要投谁的票他们早已确定了。如果他们认为谁可能不投他们确定的人选，就把谁的选票扣住不发给他。"我说："我的当选证书怎么没有人来收？"他们都哈哈大笑，说："你是又当别论。"所以在选举的时候，表面上看，也是每个代表拿着票往票箱里投，但是他们所选的人并不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不过无论如何，我总算是于代表之外没有加上别的官衔，没有增加别的包袱。

【冯友兰（1895年12月4日—1990年11月26日），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师从约翰·杜威。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政协委员，第六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取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称誉为“现代新儒家”。1990年11月26日20时45分，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