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节节胜利，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打到了武汉。因为蒋介石的叛变，日本在济南的阻挠，北伐暂时停顿。
1928年，蒋介石又联合阎锡山、冯玉祥，继续北伐，赶走了张作霖，势力一直达到北京。罗家伦不知在什么时候当上蒋介石的秘书，1928年暑假中，南京的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清华校长，到北京来接收清华。他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秘书，差不多是单枪匹马来的。到北京才开始组织班子。在纽约常同罗家伦和我在一起的北大同学杨振声，这时候也在燕京。罗家伦把我们两个从燕京"挖"出来，列入他的班子之中。那时候，北方久处于军阀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凡是南边来的人，都非常受欢迎。司徒雷登也看到燕京将来是要和南京国民政府打交道的，燕京、清华又是邻居，不敢得罪罗家伦，而且要特别表示好意，就答应放杨振声和我离开燕京。我在燕京两年多，在讲课这方面，我开始写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原来说要同博晨光合作翻译中国哲学史资料，但他也是燕京的一个忙人，时间不多，只翻译了一篇《庄子·天下篇》，没有正式出版。在清华那边，教授和学生们也都震于北伐的声威，表示欢迎。我们这个班子就顺利地把清华接收了。罗家伦聘请杨振声为教务长，我为哲学系教授兼秘书长。我们是靠着北伐军的余威进入清华的。开始作了一些重要改革。使我满意的是，这是个中国人办的学校，可以作为我的安身立命之地，值得我为之"献身"，所以就呆下去了，一呆就呆了二十多年，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被调整到北大。中间经过了抗日战争和西南联合大学时期。
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开始了。他们三个，本来是联合反对张作霖的，把张作霖赶出关以后，他们之间的矛盾就尖锐了，以冯、阎为一方，以蒋为一方，展开了大规模的内战，这场战争，北京的教育界也受其影响。有一天晚上，清华学生会开大会，反对罗家伦，要求他辞职，可是这个议案没有通过。第二天，罗家伦就和几个比较熟的人商量对策。这时候，杨振声已到青岛大学当校长去了。当时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学生会虽然开了大会，提出了议案，但是议案没有通过，学校当局尽可以认为没有这回事，照常工作，不必有所表示。另一派认为，学生会开大会讨论校长问题，虽然没有通过什么议案，但是校长不能装着不知道，必须有所表示，表示只能说，自己不孚众望，引咎辞职。我是赞成第二派意见的。当时我想，学生的这次大会，虽然没有什么决议，但是总是对于校长的一个挑战，一个侮辱，如果校长没有什么表示，那就是接受了这个侮辱，不敢反击。表示辞职，也是一种反击的办法。况且学生会虽然在这次大会中没有得到什么结果，难保没有第二次以至第三次大会。如果等到学生通过要求校长辞职的议案，那时候再说辞职就晚了，被动了。罗家伦考虑的结果，接受了第二派的意见，一面打电报往南京表示辞职，一面又亲笔写了一个布告，布告里表示自己已向教育部辞职，又向学生说了些责备的话，发了些牢骚。学生会果然开第二次大会，通过了要求校长辞职的议案。罗家伦也就离开学校往南京去了。事后有人责备我，说我不应该主张罗家伦辞职。我反复考虑，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罗家伦不能维持清华的局面，是必然的。因为我们这些人，在当时的学术界和教育界中，还都是后进，没有什么特殊表现。罗家伦之所以得到清华校长的职位，完全是依靠政治上的势力。赶走张作霖以后，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军队，当时称为"中央军"，并没有开到北京。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商震为北京卫戍司令，商震是属于阎锡山系统的人。这一任命就表示，南京承认北京是阎锡山的地盘。不过当时，阎锡山还在表面上服从南京。对于北京的教育界他没有插手。罗家伦就是乘这个机会来接收清华的。冯、阎同南京决裂，凡是靠南京势力的人，本来都应该撤回南京，在北京是站不住的。况且像清华这样的学校，在教育界和学术界有相当高的地位，在财政上又有充分的来源，阎锡山和他那一派的人，岂有不想抢去之理？所以罗家伦的辞职，是见机而作。如果能在学生开会以前就先表示辞职，那就更主动，用当时的话说，那就更"漂亮"。
照当时清华的组织，校长之下有一个校务会议，成员是校长、教务长、秘书长、还有文、法、理、工四院院长，以校长为主席。学校的事情都由校长提交校务会议讨论，通过后由校长执行。我进清华的时候，有个秘书长的官衔，我只做了一个学期就辞去了。当时的院长，是由教授会提名两个候选人，由校长选择一个聘任。我于1929年初辞去秘书长，1931年7月教授会提名我为文学院长候选人，以后我就是文学院长了。1930年夏罗家伦离开学校以后，校务由校务会议维持，曾推选我为主席，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
果然不久，阎锡山就派来新校长了。新校长是乔万选。他也是清华毕业的学生，他以校友的资格拉拢教授，可是在教授们中对这个新校长是没有热心的，学生更是反对。他上任来了，一到大门口，就被学生挡驾，只得扫兴而归。大概阎锡山和他手下的人，认为清华不是好惹的，所以对于挡乔万选的驾这件事，没有追问，也没有再派人来。后来冯、阎失败了，阎锡山的势力退回山西，南京的势力又回到北京。可是南京教育部对于清华的问题，没有作出什么处理。罗家伦也没有回来。
在蒋、冯、阎战争初起的时候，河南有一个军阀叫万选才，接管了河南省政府，他托人向我表示，要我回开封当河南中山大学校长。河南中山大学就是原来的中州大学。他并且派了我父亲的朋友张嘉谋作为他的代表，来北京下聘书。这位老先生到我家里，高举聘书，放在桌上，然后一鞠躬，说："这不但是河南当局的意思，也是河南几千万人的希望，请你回去。"这时我已经到清华了。如果当时我还在燕京，我可能就接受聘书，在河南中山大学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可是我已经在清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了，婉言谢绝。罗家伦和傅斯年也都劝我不要走。有个河南朋友张仲鲁替我出主意，说是可以暂且答应万选才，但可以说清华暂时离不开，不能马上就回去，由我推荐一个人代理。这样可算是留一个退步，如果清华弄不好，也可以有一个立足之地。我用了这个主意，对万选才这样说了，并推荐张仲鲁作为代理校长。于是万选才就聘请我为河南中山大学校长，未到任前，由张仲鲁代理。这种做法，在当时也不是个别的，有些人身兼数职，有些职务由他亲自担任，有些职务由他的亲信作为代理人，由他遥控，这就成为学阀。我当时也开始走上了学阀的道路。不过，不久冯、阎就失败了，万选才也跟着下台了。因为有这一段插曲，在南京的势力又回到北京以后，有人对我说，南京对我很不满，认为有"附逆"之嫌，如果没有这一段事，南京本来要派我接替罗家伦的。可是接替不接替我也不在乎，因为到清华以后，干了些时行政工作，我觉得在清华当个教授于我最合适。当时清华的教授真是够舒服了。每个教授开三门课，有些人把这三门课都集中在三天之内，每星期就有整个三天的囫囵时间归他自己支配。当时清华的人有一种说法，说是清华有神仙、老虎、狗：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
1930年7月下旬，有一天夜里，有人散了些匿名传单，说我把持校务，任用河南人，统治清华。其实，当时在清华做事的河南人只有几个，而且有些是我代理校务会议主席以前就来了的。这些匿名传单所说的"事实"都是造谣。不过当时我想，有这些匿名传单，是一种信号，说明不知道又有哪一方面的势力要进清华了，我要见机而作。我就向南京教育部打电报，说学校秩序不能维持，请催罗校长返校，或另派新校长。经过一段时间，南京教育部以部令派周炳琳代理校务，周炳琳不干。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见解：一个大学的校长，最好是由本校的毕业生担任。如果是由别的大学毕业的人担任，那就等于把这个大学作为那个大学的殖民地了，有亡校之痛。周炳琳对说："现在清华人对于北大人就有这种想法，罗家伦走了，又一个北大人接，恐怕不好。"周炳琳没有接受南京教育部的委派。又过一段时间，南京教育部派人对我说："周炳琳不接，那就由你接吧，不过还是代理校务的名义，以部令发表。"我想周炳琳说的那种情况是有的，他没有接受南京教育部的委派，我更不能接了。我也向南京教育部辞谢了。又过一段时间，南京政府发表正式命令，任命吴南轩为清华大学校长。他当时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南京人不知道为什么找着他。大概南京的人和吴南轩本人都以为原先罗家伦能顺利地接收了清华，吴南轩为什么不可以。他们不知道形势不同了。在1928年，国民政府的北伐，是受到人民拥护的，罗家伦是乘北伐之余威，打着革命的旗帜，进入清华的。罗家伦本人在当时的学术界和教育界是后进，不能说有什么威信，但是作为五四运动的一个学生领袖，他还不失为一个全国皆知的名人。可是1931年就不同了。北方的人民包括学生在内，反对军阀的统治，北伐军是打倒军阀的，但是后来看出来，他们也不过是新军阀而已。北伐的余威没有了，革命的旗帜也不能号召了。而吴南轩本人确实是无名之辈，不过他终于来了。带来了一个新教务长，是个清华毕业的校友，他大概想靠这位教务长和清华的教授们拉关系。他到校了，原来的校务会议向他办交代。交代以后，四个院长同时辞职，吴南轩表示挽留，说是务必要合作，并向四个原来的院长发出聘书。我们对他说，我们愿意合作，但是照清华的办法，院长要由教授会提名，请校长召集教授会，如果教授会提名中还有我们，我们就接受聘书，不然就不能接受。大概吴南轩也听说清华教授会在学校中有很大的权力，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望，所以要借这个院长聘任的问题，和教授会较量一下，给教授会一个下马威。他坚持说，聘任院长是校长的职权，教授会不能过问。他看我们坚决不接受聘书，就在教授中物色别人，可是教授们都不理睬。他就在校外聘请院长，聘来了一个文学院院长，也是清华毕业的校友。这位院长走马到任，教授会看见吴南轩真是要较量了，就拿这位文学院院长开刀。教授会开会了，说是照清华的旧例，院长必须由教授兼任，新来的这个人既不是教授，又没有担任功课，谁知道他是什么人，决议不承认这个新来的院长。如果在别的学校，吴南轩可以给这位院长先发一个教授的聘书，可是在清华不行，因为在清华，一个教授的聘请，需要经过许多的手续，而这些手续都不是校长所能无视的。吴南轩和教授会相持不下，学生就说话了，学生对于吴南轩本来就不满，这时就站在教授会这一边。学生会也通过决议案：驱逐吴南轩。在这番较量中，吴南轩失败了。他虽然已经进校，接了校长的权，但是不得不悄悄离开学校，回南京去了。后来蒋梦麟对我说，他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吴南轩的失败，说明了这个规律，他就是在教授会和学生会的联合反对之下而失败的。
吴南轩走了以后，南京也没有来追查，原来的校务会议仍旧维持校务。又过了一段时间，南京教育部以部令发表，派翁文灏代理校务。罗家伦到清华的时候，创办了一个气象系，以翁文灏为系主任，后来他离开了，但总算是清华的旧人。他兼的职务很多，也不能常住在清华办事。他派了一个秘书长，替他处理日常工作。他对我说，他兼管的机关很多，在每一个机关内，他都派了一个 number two ,他是 number one ，他不在的时候， number two 就替他办事。在这个时候，河南中山大学校长又出问题了，有一些人又酝酿叫我回去。翁文灏对我说，你还可以在清华，在那里派一个 number two 就行了。上边已经说过，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也做过这样的尝试，觉得不妥，再不这样做了。我留在清华做个教授，就足够我"安身立命"了。不久，梅贻琦从美国回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他为清华大学校长。这大概是南京早已内定了的。只因梅贻琦远在美国，还没有回来，所以迟迟没有发表。梅贻琦也是清华人，在清华学校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已经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送了一批学生到美国留学，梅贻琦和胡适都在这一批人之中。清华称这一段时期为史前史，他们这一批人是清华史前史时期中的人。他在清华人中是老前辈。他留学回国以后，在清华当物理学教授，后来又兼任教务长。1928年他以教务长代理校长，罗家伦就是从他手里接收清华的。罗家伦当了校长以后，推荐他到美国当清华留美学生监督。他是清华人的老前辈，又是清华学校的旧人，又远在美国，与国内的政治派别都没有联系，没有什么色彩，在当时说，确实是一个清华校长的合适人选。南京派他来，可以说是得人。他在清华当校长，一直到1948年底清华解放才离开。他也确实有一套当校长的本领。
我在1933年暑假，又出国了。照清华的办法，教授任职满五年，可以申请出国休假一年，清华发给他相当于一个留学生的费用和来往路费。我于1928年到清华，到1933年满了五年，可以享受这个权利。同时我还收到英国的一个邀请。英国有一个组织，名叫"英国各大学中国委员会"，定期邀请中国学者到各大学讲演，宣传中国文化。这个委员会向我发出邀请，我就先到英国，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附近找了个地方住下，预备讲稿，并到博物馆看书。
到了英国，最初感觉到的，就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的遗风还是显著地存在。在美国，人们互称 Mister ；在英国，还有一种称谓 Esquire 。我没有听见在口头上谁称谁为 Esquire ，但是在通信中，信皮上写 Esquire 的很多。那时候，张荫麟也在英国，他给我写信，信皮上写 Esquire Fung ，旁边又用中文写"冯大老爷"，这当然是他的戏称，也可以看出 Esquire 大概相当于"大老爷"吧。我的计划是，以半年在英国，以半年在欧洲大陆各国旅游。我拟了十个讲演题目，写了十篇讲稿，内容都是从我那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抽出来的，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讲稿写成以后，我寄了一份给罗素先生，他回信说："英国人对中国的东西知道得太少了，应该对他们多讲讲。"信不是用打字机打的，而是用笔写的，这表明信是本人亲笔。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这些讲稿如果出版，请他写一篇序文。这次回信，是用打字机打的，由他的秘书署名，说罗素不能做。本来这些讲稿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英文也不够出版的标准，用了以后，我就把它收起来了，没有再向外拿。可惜的是，罗素先生的那封亲笔信后来也遗失了。
那个中国委员会，得到我的讲演的题目，就分送到各大学，问他们是不是需要我去，若要去，讲哪个题目。大概有十来处回信，表示欢迎，我带着讲稿，周游了这些大学。每到一处，都住在一个教授家里。虽然总的时间不长，但也觉得，对于英国社会的这一部分，有比较深一点的了解。
英国近代化的大学是有名的，但是这些大学，并不是照着一个预定的计划，在短时期内建立起来的。以牛津、剑桥为例，这两个大学。都包括许多学院，这些学院并不是按学科分的，每个学院原来都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各有各的名称，各自为政，其内容都差不多。按校舍方面说，每个学院都有三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教堂，一个是讲堂，一个是教室和学生的宿舍。其课程也都差不多，主要的课程都是神学。原来这些学院，都是从教会发展起来的，可以说这些学院本来就是教会的一部分。在中世纪，学问掌握在教会僧侣们的手里。这些僧侣们一方面修行，一方面传授知识。这些学院就是僧侣们传授知识的场所。这些学院都是从教会的修道院转化过来的。这些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在上课的时候都要披上一件长袍子，我想这可能是修道院的修道士的制服，至少也可以说是从他们的制服转化过来的。原来这些学院，都是各自上各自的课，可能是在有些时候，某一个学院出了有名的教师、或者是某一个学院请来了有名的人作讲演，别的学院的人都慕名而来，一起听讲。后来成为制度，就把各学院联合起来，在各学院之上设立一个组织，这就叫大学。大学开课，各学院的人都去上课，上了课以后，回到本学院，由本学院的教师辅导。久而久之，在大学一级讲课的教师称为教授（ professor )，各学院的教师称为辅导（ tutor )。在牛津、剑桥上学的学生，有辅导这一级的帮助，学习得比较扎实。他们的这种制度，有其历史的根源，不是其他学校所能学习的。牛津、剑桥的那些学院，建筑都很宏伟，代表各个时期的建筑艺术，这也不是在一个时期由某一个政府照着一定的计划建成的。每个学院的建筑都有它的历史，有它的出钱建筑的人。这些人都是当时的贵族，如王、后、王子、公主，或者是当权的宫廷人员。他们出钱修建，大概也有向教会祈福的意思。像北京的西郊，有许多寺庙，大都是皇后、妃嫔以至于当权的太监出钱修的。如果这些庙宇都集中在一起，再加上些传授知识的地方，那就可以称为中国的牛津、剑桥。我没有研究过牛津、剑桥这两个大学的历史，上边所说的，有很多是我的推测，可能不对，但总的说起来，英国的近代化大学，是从中世纪教会修道院演化而来的，它们的那些宏伟的校舍，原来是当时贵族们的布施，这个说法大概是不错的。
欧洲的大学有一个特点，是学期短，假期长，特别是暑假。暑假大概是从5月到10月。在学期中间，还有一些宗教的纪念日，加起来，一个学年上课的时间大概不多于半年。课程也比较简单，主要是一些基础课。当时有一个笑活，说如果光从课程表看，中国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可以教美国的哈佛；哈佛的毕业生可以教英国的牛津剑桥。
像牛津、剑桥那样的大学，重点不在于传授知识，而在于训练学生怎样生活，生活包括有玩耍，明显一点说，就是教学生怎样享福。这是封建贵族传下来的学风。这就和美国不同。英国的大学生言谈举止都要求有一定的风度，衣服有一定的规格。学生们到教授家里吃饭，都要穿晚礼服，美国的大学生不讲究这一套。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差不多只有一套衣服，上课穿它，有什么宴会应酬也穿它，这固然是由于没有钱添置衣服，也是由于没有这个需要。英国教授的家庭和美国教授的家庭也不相同。美国教授的家庭，很少有用女仆的，什么事都由教授夫人办。英国教授的家庭，多数用有女仆，招待客人有一定的规格。住在英国教授的家里，夫人总是问：明天早晨什么时候起床？到了那时候，就有一个女仆送来一杯牛奶或咖啡之类，叫客人坐在床上喝，喝了才下床，这大概也是封建贵族们的习惯。不过这也添了客人的花费，在离开的时候，得给赏钱，一般是每住一天，赏女仆一个先令。
英国人对皇室，一般都是很尊敬的，我感觉到这种尊敬是真诚的。在英国，有一个国家大典，是开国会。开国会的时候，英王参加，人们都希望在国王到议会的路上瞻仰一下他的丰采。我在伦敦也见过一次。在国王出来以前，从白金汉宫到西寺议会所在地，沿途街道两边，都站满了人。那时候的国王是乔治第五，即现在女王的祖父。国王的派头，和中世纪一样，前边摆着全副銮驾，銮驾过后，国王坐着六匹马拉的马车，从路中间慢慢地走过，在车中不断地向两旁的人群点头招手，人群报之以欢呼。皇族的成员坐着车跟在后面。我听见人群中小声指点议论，说那一位是某王子，那一位是某公主。人群中当然有一部分人是看热闹的，像我就是看热闹的，但是多数的人似乎是出于真心的敬爱。我想，英国人的一个特点，也许是一个优点，就是善于保护传统，而加之以新内容，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旧瓶装新酒"。中国常有一些人用这句话嘲笑讽刺一些改革不彻底的事情。我想，只要是新酒，用个旧瓶子装着有什么不可以？怕的是新瓶装旧酒！"新瓶装旧酒"是"换汤不换药"。"旧瓶装新酒"是"换药不换汤"。只要药换了，那就可能解决问题。至于叫它什么汤头，关系不大。英国在这一方面，是个典型。
欧洲封建时代的国王，都有一个城堡，英国国王的城堡在伦敦，名为伦敦塔，已经成为英国的故宫博物院。这座城堡，是历代英国皇室的内部斗争和宫廷政变的见证。讲解员告诉游人们，什么地方是某王子被害的地方，什么地方是某皇后遇难的地方。若多知道一些英国的历史，听起来就更有兴趣了。后来我在欧洲大陆上，也看到一些法国、德国的国王、贵族的城堡。德国有一个城堡，在大门的进口处挂了一杆大秤。据说，当日这个城堡的主人宴客的时候，每个客人进门时候都用大秤称一次，宴会散了，客人出门时又称一次，如果发现哪个客人重量没有增加，那就证明他没有吃饱，还得进去再吃。这些城堡虽然大小不同，但在规格上都差不多，大都是建筑在一个小山上头，在下山的路口，有坚固的城门，接着城门，是又高又厚的城墙。城堡的后面是一个悬崖。城堡的里面，有教堂，有国王办事的地方、居住的地方，有贮存粮食和兵器的仓库。虽在山上，但总有一口井，以防城堡被围的时候，水源断绝。从城堡的建筑和内部的设备看，真似乎可以作为子孙万代之业。如果内部没有叛变，专从外面进攻，是打不进去的。那些国王和贵族，自己是不能打仗的，总还要依靠别人替他守住城堡，一旦到了失道寡助、众人都离心离德的时候，只有人从外面攻、没有人在里面守的时候，再怎么样坚固的城堡，也是要陷落的。真是像孟子所说的："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这些城墙，从建筑上看，真是"金城汤池"，但在欧洲封建社会没落的时候，它们也挽救不了国王、贵族的命运。
【冯友兰（1895年12月4日—1990年11月26日），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师从约翰·杜威。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政协委员，第六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取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称誉为“现代新儒家”。1990年11月26日20时45分，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享年9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