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

我的家乡在江西省吉安县敦厚镇坪里村。

吉安，古称庐陵。位于江西中部，地处赣江中游。北连南昌，南接赣州，是贯通江西南北的枢纽。

1914年11月15日（农历九月二十八日），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我因生在秋季，父母给我起名秋里。以后上学，参加革命，都是用的这个名字。

我的父亲余焕然，是位勤劳的农民。母亲戴氏，是位心地善良、吃苦耐劳的家庭妇女。

我的家乡坪里村，东有赣江，北有禾水河，因地势低洼，十年九涝，广大人民生活非常贫困。

我小的时候，家中只有田二亩五分，滩地两亩。另租种地主的田23亩。当时债务利息重，地租很高。我记得地租的租率为五成至六成。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打下的粮食，一多半要交给地主。我父母和我3人参加劳动，即便收成好，也只能勉强糊口，若遇天旱或水灾，生活就非常艰难。

因为家里贫穷，祖父和父亲都没有读过书。1921年，我七岁时入本村私塾读书，后因连年水灾，家中生活很困难，到1924年，再也无力负担每学期6斗米的学费，只好辍学，回家帮助父亲种田。在这以后，每年在冬闲季节，断断续续又读了3年夜校。

1927年，祖父因病去世，为料理丧事，欠下了一百多吊钱和14担稻谷的债务。1928年，父亲生病，求医买药，又欠下了不少债。这一年，我村遭受了严重水灾，收成很不好。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年秋收时，我们全家在稻田里打谷，地主派来的收租人就在田头等着，刚一打完，稻谷就作为地租被全部抢走。父母看着一年汗水换来的粮食被全部抢走，回到家里，痛哭了一场。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在我的脑子里产生了许多疑问：贫苦农民为什么终年劳动而不得温饱？地主不劳动，为什么能过着奢侈的生活？地主家的粮仓堆满了粮食，为什么还要从农民口中抢粮食？我深深感受到人世间的不平等，内心里激起了对收租逼债的地主的强烈仇恨。

这一年，我们家还遭受了另一次的沉重打击。我们村有一户姓罗的地主，蛮横霸道，经常欺压老百姓。有一天，罗家的地主婆在大街上骂人，我母亲从这里路过，说了她几句，她就对我母亲破口大骂，我母亲同她吵了起来。过了几个月，地主婆突然生个急病死了。一天，罗家的人带着十几个人闯到我家，对我母亲进行讹诈，硬说是我母亲把他家的人气死了。他们杀了我家的猪，大吃大喝一顿，还让我家给他们买白布做孝服，为此又欠了一笔债。这件事进一步激发了我对土豪劣绅的仇恨。

家中连续遭到打击，生活陷入了绝境。为了生存下去，父亲只好带我到吉安城里，在赣江边上当搬运工。工钱本来就很少，又被把头剥削去一部分，一天劳累所得，除去吃饭已所剩无几。春节前两天，父亲带我回家准备过年。过年，给那些有钱的人家带来不少的欢乐；而带给我们这些穷苦人家的，却是更多的忧愁。父亲和我刚回到家，讨债的就接踵而至。父亲满脸愁容，一再说明手中确实无钱，要求再宽限一些时日，而遭到的却是厉声的斥责和冷嘲热讽。我看到这种情景，心中像刀割一般难受。心中暗想，这样的日子，再也无法过下去了。

参加红军

1929年，是吉安地区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不堪忍受剥削压迫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起来参加暴动，反对地主恶霸、土豪劣绅。

我村的地下党员余文元，经常召集村里的贫苦农民开会，给大家讲农民受苦是因为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要过好日子，就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倒土豪劣绅。他有时还给我们讲别的地区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我们听了都非常高兴，感到有了前途，有了希望。

10月份的一天，余文元又召集我们开会。他说，明天有几个村庄的农民要联合起来参加暴动，去打土豪。明天一早，在村西的场院集合。最后，要求我们要保守秘密。

第二天凌晨，我来到场院上，已密密麻麻聚集了不少人。有的人手中拿着大刀、梭镖，有的拿着木棍。开会时，周曼朵（当地农民运动领导人，当时公开身份是烧窑的工人）给大家讲话，他历数了地主豪绅的罪恶。他说，禾埠桥、黄家村的土豪劣绅残酷欺压剥削农民，我们要想过上好日子，就要打倒这些土豪劣绅，现在我们就要去找他们算账。说完后，立即带领几百人涌向了黄家村。我们冲进地主的大院，捉住了几个土豪劣绅，立即拉到大街上进行斗争，同时，把地主家的财物分发给贫苦农民。我看到过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被斗得威风扫地，看到广大贫苦农民兴高采烈地分发地主的财物，心中感到无比的痛快。

暴动后，很快传来消息，跑掉的土豪劣绅已经到吉安城里去搬救兵，反动军队很快要来镇压。余文元带领一些参加暴动的农民转移到山里。在研究以后怎么办时，有人说："我们回村去，会遭到镇压，就是不遭到镇压，那种苦日子也没法过，我想去当红军。"不少人都赞成。余文元说："秋里，你年纪还小，回村去估计不会有危险，你回去吧！"我想到在家中遭受的种种苦难，坚决地说："我不回去，我也要参加红军。"在余文元的带领下，我们参加了工农红军儒林赤卫大队，从此开始了南征北战的战斗历程。

我参加赤卫队以后，由于家庭成分好，对土豪劣绅斗争坚决，对革命忠诚，同年12月，由余文元介绍参加了共主义青年团，在吉安县陈家村一个祠堂里，举行了宣誓仪式。1931年5月，由彭凤苟同志介绍转为共产党员。

入伍后，我开始当战士，1930年5月，任赤卫大队的分队长。当时赤卫队主要在敌我交界的边缘地区活动，打击土豪劣绅的反动武装，支持群众的革命斗争，有时也配合红军作战。最主要的战斗就是几次攻打吉安。赣西南特委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把"攻取吉安"作为中心任务。从1929年11月至1930年8月，在没有红军或只有很少主力红军参加的情况下，曾8次组织赤卫队和工农群众攻打吉安城。

吉安城地形复杂，易守难攻。东有赣江和青原山，南有禾水和神岗山，西有天华山，北有真君山和螺子山。当时吉安周围都是苏区，各县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都集聚在这里，是赣西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堡垒。

在攻打吉安时，各赤卫队的指战员和广大工农群众，斗志昂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高举红旗，英勇攻击，多次冲到吉安城下，给敌人造成很大威胁，但因缺少重武器，未能攻破吉安城。

我印象最深的是第六次攻打吉安。1930年6月，蒋、阎、冯大战爆发后，驻吉安的国民党军队换防。赣西南特委决定利用这个时机，"破釜沉舟"拿下吉安。当时决定以地方红军为主力，调集赤卫队和十万工农群众予以配合。6月28日，攻城总指挥曾山率领红军、赤卫队和十万工农群众向吉安城发起了进攻，将吉安城四面包围，先后攻占了真君山、天华山、螺子山。接着，攻占天华山的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城外的阵地，攻进城西街赵公塘，经过激战歼敌百余名，终因缺乏攻城武器，未能突破城内工事。这时，敌援军已迫近吉安，总指挥部决定撤出战斗。

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围后，经株洲向江西开进，决定攻占吉安，这是第九次攻打吉安。10月3日，红一方面军各部队，陆续到达吉安城郊，占领进攻出发阵地。

为了攻克吉安，根据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统一部署，赣西南特委决定调集地方红军、赤卫大队和10万工农群众参加作战和支前。10月4日拂晓，红军向吉安城发起攻击，先后攻占了螺子山和真君山。傍晚，攻击暂停调整部署。晚上9时，红军发起总攻。我们赤卫大队的指战员带着禾草、柴刀、梯子、木板，跟随主力红军攻击前进，填沟、搭桥、破铁丝网，掩护和保障部队冲击。我军首先在城西突破国民党保安团阵地，攻入城内，直插城中心中山路大街。国民党驻军十三师师长邓英见败局已定，慌忙率少数人在白鹭洲乘船沿赣江北逃。10月5日清晨，红军在城内群众的欢迎下，进入吉安城。

进入吉安后，我们赤卫大队驻在发电厂附近。我进去看了看，当时只有一台50千瓦的发电机。机器一开动就能发出电来，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现代工业。在以后的戎马生涯中，只要打下城市，我总要抽空到工厂里去看一看。

10月7日，在吉安召开了有十几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

1930年11月，国民党发动了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牵制敌人，我们赤卫大队对驻在吉安地区的国民党军七十七师（罗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在袭击神岗山的敌军时，第一中队中队长牺牲，我被任命为第一中队中队长。

1931年4月，蒋介石集中20万兵力再次对苏区进行"围剿",驻吉安的国民党军七十七师1个旅开始向赣西南地区发动进攻，先后占领了永阳镇等地。随后，红二十军和湘东独立师在赤卫队配合下向敌人发动进攻，将敌击溃，收复了永阳等地。在横江渡以西的七里坪战斗中，我头部负重伤。

我负伤后，组织上把我安置在一户农民家中养伤。当时医疗条件很差，缺医少药。当地老乡请了一位会治外伤的中医为我治疗，他亲自采集了一些中草药，用嘴嚼烂，敷在我头部的伤口上，然后再用一个南瓜瓤包住头部。今天想起来，南瓜瓤可能是起解热消炎的作用，经过他一段时间的治疗，伤口竟然慢慢愈合了。

在湘赣省苏维埃政府

1932年7月，我伤口痊愈，到永阳镇找部队要求归队。吉安县县长萧恒岭同志对我说，儒林赤卫大队已编入红二十军，开到河西去了，你就留在县委军事部工作吧。

我在吉安县委军事部工作了几个月。1933年2月，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委员会向吉安县委要干部，县委决定调我去。3月，我来到湘赣省苏维埃政府驻地永新。我在工农检查委员会工作不久，在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工农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检查各个单位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

在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期间，我经历了两次大的运动。一是查田运动，二是肃反运动。

1932年秋，湘赣苏区遵照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的指示，展开了查田运动。我没有直接参加这一工作。但在运动后期，我作为工农检查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检查贯彻执行政策的情况。主要是检查和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行为。

在工作中，我认真学习了查田运动的有关文件，学习了分析农村各阶级的方法，懂得了地主、富农阶级是怎样剥削贫雇农的，懂得了在土地革命中应该实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的阶级路线。开始学会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教育群众和战士。在检查工作中我们发现由于在"查田运动"中执行了"左"的政策，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以致发生中农逃走的现象。使我懂得了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重要性。

从1931年8月起，在湘赣苏区党政机关和红军中展开了大规模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当时的省委领导主观地认为在革命队伍中混入了不少 AB 团分子，在肃反中采取了逼供信的错误方法，以后发展到乱捕乱杀。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 AB 团，以后才知道 AB 团是国民党的一个组织， AB 是英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缩写。

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听了湘赣省委委员刘士杰（以后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叛变）的汇报，认为湘赣省委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的错误"，改组了省委。在这以后，肃反就更"左"了。我到省政府工作，正赶上这个时期，我看到采用逼供信的方法对待同志，然后加以杀害，感到非常震惊。最令人痛心的是，在干部和群众中有很高威望的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同志也被杀害了。我还听说，我原在的儒林赤卫大队被编到红二十军以后，有的同志也被杀害，二十军也解散了。当时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安，同志间也互相猜疑。在这次运动中，我因为年纪小，家庭成分好，没有受到伤害。但是，这种"左"的错误给革命造成的危害，我是深有体会的。在以后的几十年革命斗争中，我一直坚守一条原则，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批评教育要从严，但在组织处理时，一定要十分慎重。

1933年5月，任弼时同志被任命为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6月，弼时同志来到湘赣苏区。他一到苏区就找干部和群众谈话，了解情况，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原省委存在的问题，逐步改正了肃反中的错误，纠正了在查田运动中查五代阶级成分和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做法，保护了一批干部，稳定了局势。

在红军学校

1933年9月，国民党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湘赣苏区的敌军也于11月初向湘赣苏区发动了进攻，形势日趋紧张。11月下旬的一天，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找我谈话，他说："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湘赣苏区的'围剿'，急需大批军事干部，你过去打过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决定调你到红军学校第四分校学习。"我听说要进学校学习，非常高兴，就痛痛快快答应了。谭余保主席还请我吃了饭。

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是湘赣省委成立后不久，以原河西教导队为基础组建的。红四分校主要是培训红军中的连排干部，同时也有少数团营级干部在这里学习。和我同班学习的就有余导群、苏杰等团级干部。

红四分校共办了5期，每期学制6个月。每期学约二三百人。我是第五期，学员最多时有500多人，分为军事队、政治队、特科队。我被编入政治队。

我去报到时，红军学校设在永新城外的石灰桥。当时的学校领导人是：校长杨茂，政治委员贺志高，副校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李贞。

红军学校从开办之日起，就严格按照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办教导队的方针和古田会议精神治校。当时的办校方针是"育人以严，教人以战"，学校的管理教育很严，一日生活安排得严密、紧张而有秩序，从起床到晚上熄灯，活动内容一项接一项，几乎没有空闲时间。严格的军事生活，使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锻炼，终生受益。

学习的课程有政治课和军事课。政治课主要有政治常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红军中的政治工作。除去教员讲课以外，省委、省军区的领导同志有时也来给大家讲课。军事课都是按正规要求实施训练，首先是进行基本动作操练，然后进行战术训练。训练要求很严格，为了增强野战能力，教员要求学员要连续跨过矮墙、独木桥、外壕、高墙、跳台5个障碍。学习筑城，要求学员半小时挖成一个跪式掩体，1小时挖成立式掩体。

开学1个月以后，学校领导同志找我谈话，他说，现在红校要扩大，急需一批干部，我们准备调你去军事队当政治指导员。当时，我已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要求是否可在毕业以后再去。他说现在急需干部，不能等。最后他答应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就这样，我一边工作，一边坚持听课，学完了红校的全部课程。这次学习，对提高我的文化素质、政治水平、军事技术都起到了很大作用，为以后担负军政领导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我担任军事队指导员不久的一天早晨，我正带领连队出操，任弼时同志来到了红军学校。他中等身材，留着短胡，身穿灰色军装，显得既文静又严肃。他在几位同志的陪同下，缓步向着我们的队伍走来。在我连的队列前，他停了下来，问我叫什么名字，担任什么职务？我一一回答了。他又问我："你说一说，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红军干部？"我不假思索地说："要有觉悟，不怕死。"稍停一会儿又补充说："还要懂得战术和军事技术。"弼时同志点点头说："这两条都重要，还有一条，要会带兵，关心战士、爱护战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弼时同志，他平易近人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为了粉碎敌人"围剿"，红四分校经常配合主力部队频繁地执行各种战斗任务。当时的情况是，有任务时就打仗，只能利用战斗中的间隙时间上课，有时是白天修工事，晚间上课。

1934年2月，国民党第十五师进攻永新。当时永新只有军区警卫团和红四分校。为了掩护省委、省政府和军区机关转移，我们红四分校和警卫团在永新城外的七溪岭、东华岭节节抗击敌人，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付出很大的代价，保证了湘赣苏区领导机关的安全转移。

4月，红四分校又配合红六军团进行了沙市伏击战。当时，红四分校部署在禾水南岸。4月5日，当国民党军第十五师四十三旅离开永新进入沙市东部红六军团的伏击圈时，大部被歼灭，一小部分敌人逃到禾水南岸，正好进入红四分校的伏击阵地，一些人被打死，剩下的都当了俘虏。这次战斗，全歼敌人一个旅，毙敌600余人，俘敌1000余人，缴步枪2000余支，敌军四十三旅旅长侯鹏飞被活捉，给我根据地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沙市伏击战的胜利，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但未能改变湘赣苏区面临的严重局势。在敌人重兵进攻下，根据地逐步缩小。省委为了保卫永新平坝子这一小块根据地，提出了"为保卫苏区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口号，苏区军民进行了紧急动员。红六军团和红四分校集中在永新城外的几座山上修筑工事，力图以碉堡对碉堡，抗击敌人的进攻。红六军团十八师主要部署在永新城东的金华山，红十七师和红四分校部署在永新城北的松山。修筑工事，体力消耗很大，当时粮食奇缺，大家普遍反映吃不饱。我就带领大家到山上采杨梅、挖竹笋充饥。井冈山地区的老百姓说："4月8，杨梅酸辣辣。"就是这个季节。

金华山、松山防御战从6月初开始打响，历时1个月。红军全体指战员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英勇顽强、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顽强抗击了敌人3个师的进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由于执行单纯防御路线，结果失败了。红六军团于7月2日、4日先后撤出了松山、金华山，转移到永新县东南的牛田和津洞一带。

从松山、金华山撤出以后，红四分校接到命令，到井冈山一带活动。事后知道，红六军团在离开永新后，湘赣省委、省军区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曾计划恢复以大小五井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以井冈山为依托，继续在赣西南和湘南活动，以支持湘赣苏区。为此，先派出四十九团去井冈山，随后又派红四分校前去支援。

红四分校接到命令后，日夜兼程向井冈山进发。我们在进军途中，得知敌军已占领了黄洋界、茨坪等地，四十九团已经转移。为了寻找四十九团，我们继续前进。由于敌军的烧杀抢掠，我们所到之处，到处是残垣断壁，见不到一个老百姓。当时粮食已经吃完，筹不到一点粮食，只能嚼些草根充饥。后来把红校唯一的一匹马杀了，对于500多人的队伍来说，一匹马只能是杯水车薪。行军途中，我们还不时遇到敌人，常常是边打边走。经过十几天的艰苦转战，从永新到遂川又回到永新。一进入永新县境就接到命令，让红四分校立即到碧江州集中。

我们来到牛田碧江州，发现红六军团领导机关也在这里，并感觉有一种战前的紧张气氛。上级部署我们打草鞋、做干粮，不断进行行军、侦察、警戒训练。军团部还从红四分校抽调不少经过训练的学员到部队任职。从种种迹象来看，要有一次大的行动，但谁也不知道向哪里去。在部队行动的前一天，红四分校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了任弼时同志在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弼时同志提出，要进军湖南中部，创建新的根据地。他要求各级干部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提出要防止在路线转变关头可能出现的惊慌失措和消极动摇情绪。号召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发扬红军英勇顽强和压倒一切敌人的光荣传统，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余秋里（1914年11月15日—1999年2月3日），江西吉安人。1929年参加吉安县农民暴动和工农红军，193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生涯中，历任赤卫大队中队长、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红军第二军团团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独立第三支队政治委员、第三五八旅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主任、第三五八旅政治委员、第一军第一师政治委员、第一军副政治委员。1935年参加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大学副政委、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军委总财务部部长、总后勤部政委、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秘书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