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浏览到一篇文章，作者对于新时期首都的作用提出了看法，认为当下以经济发展为重心的时期，有必要另择一地为首都，以起到带动经济发展的目的。他认为当今世界的战争形式下，已无前线和后方的严格划分，既往考虑的战略地位问题已无多大意义，因此可以经济发展为考虑的方向。

这个观点可以说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但实际上却没有考虑清楚一个国家的首都对于整个国家的意义所在。对于首都而言，一般具有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作用，其中政治中心居于最为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个大国更是如此，而且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秦、汉乃至隋、唐，这些大一统的王朝，或咸阳或长安，选择定都于关中，都是以政治考虑为主。秦以关中起家，关中富饶、地形险要，自然要定都于此。而西汉开国后，起先是洛阳为都，但考虑到天下初定局势未稳，刘邦遂入关中，以此地制衡六国残余势力。而隋、唐皆以关陇军事贵族起家，关中地区的长安成为了最佳的选择。

这段时间内长期存在着长安和洛阳的国都之争，其实也就是关中和关东之争。关中的优势在于地形，而关东则是胜在经济上。关中虽然为四塞之地，军事上占据优势，但八百里秦川再富饶，在经济上也难以支撑一个庞大的帝国。西汉武帝后，就出现过迁都洛阳的声音，只是种种原因不能成为主流意见。后来在东汉初年，关中残破至极，刘秀才将帝国的首都定在了洛阳。

关东地区在经济上早已超出关中，而洛阳位居天下的中心，交通四通八达，在军事上虽不如关中那样具有高屋建瓴的优势，但也颇有可为，因此也就成为了东汉的首都。西汉和东汉的重大区别就在于西汉定都长安，因而极力的向西域扩张，而东汉则定都于洛阳，所以更加关注于内部。东汉的重心转向关东，导致对于西部的控制力减弱，造成了近百年的西羌之乱，以至于耗尽国力而衰败，其原因正在于此。

隋唐两代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定都关中，但此时的关中仅仅是政治和军事的重心，根本供养不起庞大的政府机构，因此两代都营建东都洛阳，作为帝国的陪都。自唐代中期以后，皇帝经常率百官于洛阳就食，武则天更是定都洛阳，除了立国已久关陇军事贵族没落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关中经济不行。但武则天晚年，朝廷又回到了长安。

武则天迁都洛阳除了经济上的考虑，更多的还有政治上的因素。她打压门阀，提拔低层士人，而关东地区经济发达、人才众多，便于笼络人才。她在洛阳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远离长安地区李唐的政治影响，以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到了武则天晚年，又将都城迁回长安，同样也有政治上的考虑：她立自己的儿子为继承人，准备将政权交还给李唐。

到了宋代，门阀势力消失殆尽，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平铺的状态。此时的王朝为选拔进用人才，选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关东地区也就成了必然，但选择开封却实为败笔。开封在统一战争时期，由于漕运便利、交通八达，有利于用兵征战。但在天下一统后，面临北方游牧政权时，其军事上不利的弊端就显现无疑了。赵匡胤虽有迁都于洛阳或长安之意，但在各方势力的干扰之下终未成行。

一直以来对于国都的选择，虽然经济原因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总体是经济服从于政治，而宋代则是政治服从于经济，这也是有宋一代虽然经济高度发达，但国势却不振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国都的选择必须要有格局，单纯考虑经济是不行的。

元代选择北京，其本质是此地处于游牧区和农耕区之间，便于蒙元退回草原地区。而明代时期，南方在经济文化上已是全面超出北方。但朱元璋还是认为南京非立都之地，为此先后考察了北方的开封、洛阳等地，后又派太子朱标考察关中，只是朱标死后使得朱元璋忙于安排后事而无暇顾及迁都。但无论如何，鉴于历代的教训，明王朝都不可能长期偏安于江南的。

朱棣迁都北京，就是明王朝大一统王朝观念的体现。选择北京，除了此地是朱棣的老巢之外，更有着加强北疆防线的目的，所谓的天子守国门。汲取宋王朝的教训，扼守长城防线，以屏护中原地区。至于经济上的劣势，则通过元朝疏通的大运河运来南方的物资以供应。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和经营辽东，北京当属首选之地，不如此无法稳固大一统王朝，这就是经济服从政治。而北方的稳固，最终又保护了南方的经济。

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而言，北京是边塞。但站在入主中原的清王朝的视角而言，北京是一个枢纽。它连接蒙古高原、中原地区和东北平原，是控制这三个地区的关键所在。如同明王朝定都于此在经济账上似乎是不划算一样，清王朝同样需要从南方获得补给。但要兼顾三地，北京无疑是处于最为恰当位置。东北是老家，是退路；蒙古是潜在的威胁，是必须控制以维护中原稳定的关键；而中原则是王朝成为大一统帝国的根本。选择北京，对于清王朝而言也就成为了必然。

纵观历史，国都的选择最重要的一点只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回到开始说的，以现代战争已无所谓前线后方而为了经济迁都，其实是没有考虑到首都除了经济，更有政治、文化上的目的。一旦以经济为导向而迁都，北方地区就会趋向没落，地区的不平衡更趋加剧，再加上人口的流失，政治上的控制力都会减弱。

对于国都的选择，应该要以历史的格局来看待。它是一个国家的重心，但不应仅仅是经济的重心，而是各方面综和权衡的重心，是资源、人口、利益版图的重心。经济是基础，但国家的历史走向才是发展的本质，经济是为之服务的，万不可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