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点钱连台缝纫机都买不起！＂1983年那个春天，我握着攒了两年的六百块钱，站在未婚妻家门口，听见这句话时，手里的钱突然变得烫手起来。
那会儿我刚从部队转业回来，22岁的年纪，除了一身傲气和几张立功证书，啥也没有。
记得那天天还下着毛毛雨，我背着个破旧的军用帆布包，踩着泥泞的小路，站在了阔别五年的老屋前。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屋里头的气味一下子把我拉回了从前。
土墙上的裂缝比走时更多了，煤油灯下老父亲的身影更瘦了，正弯着腰在灶台前烧水。见我回来，抖着手给我倒了碗热水：＂大军啊，可想死爹了。＂
父亲的手上满是老茧，那是年复一年干活留下的印记。我知道，这些年他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把我供到部队去当兵，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乡亲们都说我张大军是个有出息的，在通信连立了三等功，还学会了修收音机。可回到村里一看，瓦房漏雨，老父亲咳得更厉害了，原本就不富裕的日子更苦了。
夜里，听着父亲在隔壁屋的咳嗽声，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在部队时，每次收到家信，父亲都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安心服役。可现在看来，哪里是什么都好。
那年月，村里说媒的挺勤快。村支书给我介绍了供销社王主任的闺女王秀琴，说是在公社缝纫组上班。媒婆来说亲时，我爹特意把自己的军装褂子穿上了，还把我的立功证书摆在八仙桌上。
父亲那天穿的军装还是我入伍时留下的那件，已经洗得发白了，可他还是一遍遍地用湿毛巾擦，生怕有一点灰尘。
谁知道一提彩礼，那媒婆直摇头：＂人家要一千二，还要台缝纫机。＂我爹听完，一声没吭，晚上咳嗽得更厉害了。第二天一早，他颤巍巍地从床底下搬出个布包，掏出攒了大半辈子的四百块钱。
看着那些攒了几十年的票子，每一张都叠得整整齐齐，我的心揪得疼。这些钱里，有多少是父亲省吃俭用存下的，又有多少是他起早贪黑挣来的。
我又加上自己在部队存的两百，凑了整整六百块。那是我在部队三年，每月省下几块钱积攒的，本想着回来给父亲补贴家用，没想到连个彩礼都不够。
＂就这点钱，连台缝纫机都买不起！＂这话像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我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坐了大半天，看着手里的票子发愣。
春天的风还带着寒意，可我却感觉不到冷。脑子里不停地想着父亲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想着自己这个当儿子的有多没用。
老班长王建国不知从哪听说了这事，骑着二八大杠从县城赶来。他二话不说，从挎包里掏出两瓶汾酒：＂来，陪你喝两盅。＂
记得在部队时，每次我遇到困难，老班长总是第一个来帮我。这次也是，大老远骑着自行车来看我，裤脚上还沾着泥点子。
酒过三巡，王建国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别灰心，咱们在部队打过仗的人，什么苦没吃过？＂说着掏出一包大前门，递给我一支：＂记得咱们在山顶架通信线那回不？＂
那支烟，我一直没舍得抽，放在口袋里揣了好几天。每次摸到那包烟，就想起老班长那双布满皱纹却总是带着笑意的眼睛。
这一提，往事涌上心头。那年冬天，山上冰天雪地的，我和王建国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气里架设通信线。线杆上结了厚厚的冰，手套都被冻硬了，可我们硬是坚持完成了任务。
记得那天，我的手冻得都没知觉了，是老班长用自己的手帮我暖着。他总说：＂咱们是通信兵，就是要让战友们随时能联系上。＂
＂那都不是事。＂我猛灌了一口酒，眼睛有点发酸。酒很烈，但比不上心里的那股辛辣劲儿。
就在这时候，从田埂那头走来个女人，背着个竹篓，侧着身子往这边瞟了一眼。王建国眯着眼睛看了看：＂那不是李秀梅吗？听说她男人前年得病走了，留下个娃。＂
她走路时微微有点偏，那是常年干活落下的毛病。可即便这样，背篓里的菜也码得整整齐齐的，一看就是个利索人。
春种时节，我在生产队遇见了李秀梅。她总是默默地干活，背着个竹篓在田埂上穿梭。有一回，我看见她儿子小海摔倒了，她连忙跑过去，可孩子倔强地说：＂妈，我不哭。＂
那声音，听得我心里一酸。那孩子才八岁，可说话的语气像个小大人似的。我知道，这么懂事的孩子，一定吃了不少苦。
慢慢地，我发现李秀梅是个能干的女人。清早出工时，她家的炊烟总是最早升起；收工时，她总要多干一会；地里的庄稼，她家总是长势最好的。
有时候下雨，我看见她把小海背在背上去上学。那背影，在雨中显得特别单薄，却又特别坚强。
有天下午，我去帮她修缸。她家堂屋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贴着小海的奖状。那天，她蒸了两个玉米面馒头，硬要分我一个。馒头是热的，可眼泪却是凉的。
看着她微微发红的手，我知道那是和面时被烫的。可她还是笑着，说这是感谢我帮忙修缸。那笑容那么朴实，却比城里最亮的霓虹灯还要明亮。
村里人议论开了，说张大军看上了寡妇，有人摇头说可惜了，有人说门不当户不对。我爹知道后，差点没背过气去：＂你是不是被退亲给刺激傻了？＂
那段时间，我总能听到背后的议论声。有人说我是看上了人家的宅基地，有人说我是没人要才找寡妇。可我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干活。
就在这时候，我爹病倒了。半夜发高烧，我手忙脚乱地去镇上买药，回来时天都亮了。没想到，李秀梅已经在我家照顾起来。
她蒸的馒头软软的，熬的药一定要掐着点喝。我爹躺在炕上，看着她忙前忙后，眼神渐渐柔和了。那些天，她总是天不亮就来，天黑了才走。
有一天，我爹拉着我的手说：＂大军啊，爹年轻时也是个倔脾气，可这些天看着秀梅，爹明白了，人品比啥都重要。＂
腊月里，我们成亲了。没有鞭炮，没有宴席，老班长王建国带着他爱人从县城赶来，还给小海带了个书包。小海特别高兴，一口一个爸叫得甜。
那天虽然简单，可是很温暖。秀梅穿着件半新不旧的红棉袄，脸上的笑容比冬日的阳光还要暖。
日子就这么红红火火地过起来。我们养了两头猪，种了十几棵果树。秀梅学会了做豆腐，天不亮就起来忙活。小海也争气，从小学到初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我常常想，也许正是那次退亲，让我遇到了这辈子最该遇到的人。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关上一扇门，就会打开一扇窗。
1985年，我跟着老班长学了修电视的手艺。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想添台电视机。我和秀梅商量着，用积蓄买了一套工具，在村里开起了修理铺。
看着秀梅在忙碌时的笑容，我总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可有天晚上，我发现她在院子里偷偷抹眼泪。原来，有人在背后说她勾引我，说她不要脸。
我心疼地抱着她：＂傻媳妇，让他们说去，咱们好好过日子。＂她在我怀里哭了好一会，然后擦干眼泪，又去忙活家务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的小日子越过越红火。修理铺的生意也越来越好，渐渐地，连隔壁村的人都来找我修电器。
转眼30年过去，小海考上了省城重点大学。临走那天，他抱着我和秀梅说：＂爸，妈，要不是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
火车站的站台上，秀梅拉着我的手，手上全是这些年干活留下的茧子。看着呼啸而去的火车，我突然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个人愿意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回家路上，我们又路过那棵老槐树。秀梅笑着说：＂还记得不？就是在这儿，你第一次给我修水桶。＂
我也笑了：＂那会儿要是王秀琴家要得起我，我可能这辈子都修不好你家的水桶。＂秀梅锤了我一下，可眼里都是笑意。
日子就是这样，有时候看似是坎，却是通向幸福的桥。那六百块钱的彩礼，换来了一辈子的相濡以沫。
有时候站在院子里，看着满院子的果树，看着秀梅忙忙碌碌的身影，看着墙上一张张小海的奖状，我就想，人这一生啊，怕不是单单图个富贵，而是要找个愿意和你一起沐雨栉风的人。
槐树还在，人也还在，只是都添了些岁月的痕迹。可这痕迹里，都是幸福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