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你咋又叹气了？＂我放下手里的炒瓜子，盯着父亲那张布满沧桑的脸。

四合院的老墙上爬满了爬山虎，1975年的深秋，黄叶纷纷扬扬地飘落。

对面张大妈家的收音机里飘出《我的祖国》的歌声，伴着巷子里孩子们打闹的声音。

傍晚时分，父亲骑着那辆陪伴了他十多年的永久牌自行车去给老李家送药。

自行车后架上绑着个破旧的药箱，叮叮当当地响着。

等他回来时，天都黑透了，连晚上的稀饭都没胃口喝，就一个劲儿地叹气。

那会儿我还小，不懂大人们的心事，只觉得爸爸今天怪怪的。

我爸叫王德明，是街道诊所的赤脚医生，个子不高，但在街坊邻居眼里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每个月二十几块工资，虽然不多，但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在诊所工作也是让人羡慕的。

我爸最爱穿一身蓝布大褂，口袋里永远装着听诊器和几支钢笔。

谁家有个头疼脑热，半夜三更敲门他也不烦。

有时候大半夜的，还能听见他的自行车铃声在胡同里响。

＂德明医生真是个好人啊。＂街坊们都这么说。

那天下午，老李家的儿子李建国跑来找我爸，平时机灵的小子这会儿慌得连门都推不开。

＂王叔，我爹...我爹突然高烧不退，浑身直打摆子，还咳得厉害。＂李建国满头大汗。

我爸连晾在院子里的衣服都顾不上收，抓起药箱就走。

那天的晚霞特别红，我站在门口看着爸爸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胡同尽头。

等他回来时，脸色难看得很，一个劲儿地摇头叹气。

院子里的煤油灯在风中摇曳，我妈正在灶台前烧火做饭，锅里飘出白菜炖豆腐的香味。

我问他咋了，他只是摆摆手，坐在门槛上发呆。

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紧紧握着，指节都发白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蒙蒙亮，院子里就传来我爸劈柴的声音。

秋霜打湿了晾晒的被褥，远处传来收音机里的早操音乐。

我爸突然放下手里的玉米面馒头，声音有些发颤：＂小子，你知道不？老李家那孩子，其实是我救过的战友的儿子。＂

我一下子愣住了，手里的咸萝卜掉在了地上，骨碌碌滚到了桌子底下。

父亲的眼神飘向远方，仿佛穿越回了那段峥嵘岁月。

＂那是1958年，我在部队当卫生员。那会儿条件艰苦，驻地在大山里，连个像样的医务室都没有。＂

＂有天晚上执行任务，我战友张洪林不小心踩到地雷，腿上中了弹片，血流不止。＂

说到这，我爸的声音有点哽咽。

院子里的老槐树上，一只喜鹊正在筑巢，衔着树枝来来回回，忙个不停。

＂当时山高路远，送医院根本来不及。我就地取材，用缝衣针和棉线给他缝合伤口，连麻药都没有。＂

＂他疼得直咬牙，可硬是一声没吭。伤口缝好后，他拉着我的手说：＇德明，你就是我亲兄弟。＇＂

父亲说着，眼里泛起了泪光。

＂可张洪林1960年在一次任务中牺牲了，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德明，你一定要帮我照顾媳妇和刚出生的儿子啊！＇＂

＂那会儿他儿子才几个月大，还不会喊爸爸。＂

＂后来他媳妇改嫁给了老李，就是现在的李建国他爹。这些年，我一直默默看着他们，从没提起过这事。＂

我爸说着，眼圈红了：＂昨天去送药，才知道老李得了肺结核。他怕传染给儿子，想把建国送人。＂

＂想到张洪林临终前的嘱托，我这心里头啊，就跟刀割似的疼。＂

院子里的老母鸡带着小鸡崽在找食，阳光透过槐树叶子，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那可咋整啊？＂我急得直跺脚。

这年头得了肺结核可不是小事，听说隔壁胡同的张二叔就是得了这病，没几个月人就没了。

＂我已经想好了。＂我爸的声音坚定起来，＂我去找医院领导申请，想办法把老李转到结核病院。＂

＂再说服他媳妇带着建国搬到咱家来住，等他爹治好了再回去。＂

我妈当场就不乐意了：＂你这人真是的，家里本来就紧巴巴的，你还想往里头添人？＂

＂你忘了去年冬天咱家揭不开锅的日子了？现在还欠着供销社五块钱粮票呢！＂

住在对门的王婶也来劝：＂德明啊，你这是何必呢？人家改嫁后都成李家人了，你操这个心干啥？＂

我爸没说话，只是默默收拾出了自己的房间。

把那张陪伴了他二十多年的木板床擦得锃亮，又换上了新褥子。

＂你们住我屋，我打地铺就成。＂他对李建国娘俩说。

李建国他妈一个劲儿地摆手：＂这咋行啊，德明，我们不能给你添这么大麻烦。＂

＂嫂子，你就别推辞了，这是我欠张洪林的。＂我爸说这话时，声音都在发抖。

接下来的日子，我爸像是着了魔似的，东奔西走。

为了给老李凑医药费，他把自己那块留着传给我的怀表都卖了。

那表是他参军时，他爹给他的唯一一件值钱物件，平时都舍不得戴。

李建国和他妈妈搬来后，家里更热闹了。

我爸把自己的工资都用在了给建国补身子上，天天变着法给他炖鸡蛋。

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还能看见我爸坐在煤油灯下，戴着老花镜认真地翻看医书。

那本《肺结核防治手册》都让他翻得起了毛边，书页上还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笔记。

慢慢地，我妈的态度也软化了。

看着我爸忙前忙后的样子，她叹了口气：＂德明，你也歇会儿吧，这么拼命，别把自己也累倒了。＂

＂来，喝碗姜汤暖暖身子。＂

＂没事，我身子骨硬朗着呢。＂我爸抬头笑笑，继续低头看书。

日子一天天过去，老李的病情终于有了起色。

整整三个月，我爸骑着自行车，风里雨里地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

有次下大雨，他骑车摔了一跤，裤子都划破了，可他顾不上疼，还是赶着去医院送药。

临出院那天，老李拉着我爸的手，老泪纵横：＂德明啊，这些年你默默照顾我们，我都看在眼里。＂

＂要不是你，我这个当继父的，真对不起张洪林在天之灵。＂

我爸拍拍他的肩膀：＂咱们都是建国的爹，说这些外道话干啥。＂

春去秋来，老李家的日子渐渐好转起来。

李建国不负众望，考上了卫校，还在班上当了班长。

每次放假回来，他都要给我爸买点小礼物，有时是一双袜子，有时是一包茶叶。

他总说：＂我要当个跟王叔一样的好医生，救死扶伤，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那年深秋，我在收拾父亲的房间时，在他的枕头下发现了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照片上，一个年轻军人笑得格外灿烂，穿着笔挺的军装，胸前别着一枚奖章。

背面工整地写着：＂德明兄弟，这份情我记住了——张洪林，1959年。＂

多年后，每当我整理父亲的遗物，翻看到那张老照片，总会想起那个深秋的夜晚。

想起他骑着自行车穿过胡同的背影，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大褂在风中飘动。

想起他常说的那句话：＂活着，就要记得答应别人的事。＂

胡同里的煤油灯早已换成了电灯，可那份承诺的分量，至今仍在我心中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