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那钱，是不是你放的？”
王建国站在我面前，声音低低的，眼神却直勾勾盯着我，像是要从我脸上看出点什么。
我愣住了，手里的烟差点掉地上，“啥钱？你说啥呢？”
他挠挠头，嘿嘿笑了，“别装了，咱俩谁跟谁啊。”
那年是1980年，我刚提干回家探亲，顺便去看王建国。按理说，提干是件高兴事，可我心里却总有点不踏实，说不上来的滋味。
窗外的风呼呼刮着，带着川西冬天特有的湿冷。我坐在炕上，回想起这几年走过的路，心里又是感慨又是唏嘘。
1959年，我出生在川北一个小村子里，家里兄弟仨，我排老二。父亲是村里的石匠，母亲在家操持家务，日子过得紧巴巴。父亲常说：“咱穷可以，但志气不能丢，娃娃们得走出去，不能一辈子窝在这山沟沟里。”
我从小就听父亲的话。1975年，村里征兵，我刚满17岁，个子高，身体壮，文化水平也比村里人强，父亲一拍桌子：“新华，去试试吧！成了，就是咱家光宗耀祖的事！”
就这样，我背着行囊，离开了家。
当兵这几年，我从一个新兵蛋子熬到了排长，吃了多少苦自己心里清楚。提干的那天，连里开会表扬我，战友们一个劲儿地拍我肩膀，说我争气。可谁知道，晚上收到了一封信，心里一下子沉了下去。
信是王建国写来的。他家是县里出了名的穷户，父亲常年有病，母亲独自拉扯着弟妹过日子。建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他性子老实，脑子又不太活泛，在部队里一直表现平平。信里写得很简单，几个字歪歪扭扭的：“新华，家里实在撑不住了，我可能得退伍回去。”
我看着信，心里不是滋味。建国是我同县的老乡，我们从新兵连一路过来，感情一直很好。说实话，他要退伍，我并不意外，可想到他回去要面对的日子，我心里就堵得慌。
1980年，我回家探亲，顺道去了建国家。他家离我家有五十多里地，路上坑坑洼洼，骑车都得颠得屁股生疼。赶到他家时，天已经擦黑了。
建国家的院子破得厉害，土墙开了好几道裂，门板歪歪斜斜地吊着，风一吹，嘎吱嘎吱响。他妹妹王秀英见我来了，忙不迭地从屋里迎出来，“新华哥，你咋来了？”
“探亲路过，顺便看看建国。”我笑着把手里的东西递给她，“拿着，些许心意。”
秀英接过东西，脸一红，“家里穷，没啥好招待的，哥在屋里，快进去吧。”
屋里光线昏暗，建国的父亲躺在炕上，整个人瘦得像根柴棍，声音有气无力。建国坐在炕边，看到我来了，咧嘴笑了笑，“哎哟，新华，你咋想着来我这破地方？”
他这话听得我心里直酸。
晚饭很简单，一碗面条，面上卧着一个鸡蛋。秀英端到我面前时，低声说：“哥，家里就这点东西，你别嫌弃。”
我看着那鸡蛋，喉咙像堵了块石头。农村人家，鸡蛋就是宝贝，平时连小孩都舍不得吃。我硬着头皮接过来，心里却在琢磨，怎么能帮帮他们。
那晚，我和建国躺在土炕上聊天。他说他打算退伍回家，摆个摊做点小生意，可实在没钱启动。我听着他的话，心里一阵难受。
第二天临走时，我偷偷把六十块钱塞进了秀英的衣兜里，又在村口对她使了个眼色，指了指兜。她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眼眶一下子红了，低声说：“新华哥，谢谢你。”
回家后没几天，我收到建国的信，信里夹着那六十块钱。他说，钱不能要，这是他当哥的底线。我看着那信，心里又是气又是笑。
于是，我又想了个办法。我联系了一个县城做生意的朋友，让他去建国家买麻花，按两倍的价给钱。建国家做麻花这事儿我早知道，秀英是个能干的姑娘，做出来的麻花又香又脆，在村里小有名气。
几个月后，我再次去建国家，发现他们日子有了起色。建国和秀英忙着炸麻花，弟弟们也穿上了新衣服，院子里多了几只鸡和一头猪。建国见了我，眼睛都亮了，“新华，你是真给我家带来好运了！”
。秀英拉着我的手，低声说：“新华哥，我想跟你说个事。”
我心里一紧，“啥事？”
她咬了咬嘴唇，“其实那六十块钱，我没告诉哥，后来被妈拿去给弟弟交了学费。我不是故意的……”
我愣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没事，钱本来就是给你们用的。”
秀英眼里闪过一丝感激，可更多的是难过，“可我还是觉得对不起你。”
那天晚上，建国喝了点酒，忽然拍着我的肩膀说：“新华，其实我早知道是你塞的钱。可我没戳破，是怕你觉得我不知好歹。”
他的话让我心里一震。原来他早就知道了，只是装作不知道。他的自尊，他的骄傲，让他宁愿不说破，也不愿让人觉得他在伸手要钱。
后来，建国的麻花生意越做越好，甚至开了个小作坊。秀英也嫁了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再后来，我结了婚，退了伍，我们的联系少了，但每逢过年，建国都会寄来一封信，信里全是浓浓的战友情谊。
如今想来，那些年虽然苦，可正因为有了这些苦，才让人更加珍惜当下的幸福。人生哪能事事顺遂，但只要心中有希望，总能熬过那些难熬的日子。
“新华，你说话啊，那钱是不是你塞的？”
建国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回来。我看着他，笑了笑，“你说呢？”
他嘿嘿一笑，没再追问，只是拍拍我的肩膀，“不管咋样，你这辈子都是我最好的兄弟！”
窗外的风停了，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上，暖暖的。我看着建国，心里忽然觉得，这辈子有这样的兄弟，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