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抓起来以后，我被押在延安市公安局管辖的一处牢房里。 黄赤波、汪孝忠被押在另一个地方。 后来知道，他们只押二三天就被放了。 我却是生死未卜了。 我住的牢房，只是牢，而称不上是房﹣﹣它只是西山上一个土地小庙，1米宽，2米长。当我住进这小小的洞府后，头脑才真正冷静下来。我把这前前后后的一切想了又想，才真正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我明白，无论我有没有想调动的问题、贩卖大烟的问题，也无论我的态度是好还是不好，这场厄运都将降临到我的头上﹣-根子就在康生是否被捕过，是否参加过托派，如果是真的，我必死无疑；如果不是，也许还有生还的希望。 我回想起参加红军后近10年的战斗经历，觉得自己对党忠心耿耿，问心无愧。我也想起在特务营时被"左"倾路线错误杀害而牺牲的许多同志，又感到自己的处境实在无所谓了，但想起彭总、滕政委、张纯清局长、袁国平主任、罗瑞卿局长等许多首长和战友时，却涌起了一股酸楚之情，我多么希望还在这些首长的领导下继续和战友们并肩战斗啊！尤其是想到我的妻子、女儿，更是揪心的疼啊。 我的妻子薛玉兰，刚刚19岁，我们结婚才一年多，她是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干部，关于她的故事，我在后面会详细给大家介绍；而我的女儿陈瑛（小玉）刚刚出世一个月。如果我永远离开她，她们不仅失去了丈夫，父亲，搞不好还要背上一个反革命家属的黑锅。谁来照顾这可怜的孤儿寡母呢！我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似乎第一次懂得什么叫思考，什么叫痛苦。 被关了一个多月后，我的不幸的预感被证实了，康生决定暗杀我。无论是这个消息本身，还是消息来源都使我感到异常愤怒。 那是初秋的一个下午，我的爱人薛玉兰来到关押我的西山上"探监"，她面容憔悴，神色惊慌，一见面就说："老陈，不好了，他们可能要杀你！" "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我这时倒没有恐惧的心理，只想证实一下消息的可靠性。 "是 xx 说的。" "是他？"我的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色，我怀疑 xx 是否知道，而且知道了又怎么肯告诉我的家属呢？ 妻子看我没有说话，泪水一下子挂满了她的脸颊。她哽咽着说："你被关起来以后， xx 就没安好心，那天，他想欺侮我，我坚决不干，骂了他几句，他就狠狠地说：'陈湖生活不了几天了，你还守着他！看你还能守几天！'" "卑鄙！无耻！"我只觉得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即把那个落井下石的流氓抓过来痛打一顿。 "老陈，别想那个坏家伙了。你还是快想想办法吧！你不是认识好多首长吗？赶紧写个信告诉他们，说不定还来得及。" "我拿什么写啊？" "纸笔我都带来了。" 危难之际，妻子想到只是我，而且想得非常周全。 薛玉兰轻轻地说："快写吧！别胡思乱想了！" 这时，随同她一起上山来的那个十几岁的小战土坐在洞外正打瞌睡，我们的谈话他根本没听。我明白，这一定是我的老战友王卓超在为我们创造条件，他现在正是延安市公安局长，于是，我赶紧用妻子带来的纸和笔匆匆写了3封信。一封给彭德怀同志，一封给滕代远同志，一封给罗瑞卿同志，他们都是非常了解我的三军团的老首长。 信由薛玉兰带走了，我相信，带到首长那里是没问题的。但首长们忙什么呢？有时间吗？管得了康生的事吗？我又过起了胡思乱想、惴惴不安的"洞府"生活。 消息终于来了，这次不是小道消息，更不是以妻子的屈辱换来的消息，而是罗教育长（当时罗瑞卿同志任抗大教育长）亲笔给我写的一封六页纸的信。信中说，首长们都收到了我的信，都很关心我的问题，要求我正确对待这件事，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也要反省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信中明确告诉了我，滕参谋长（滕代远同志当时任军委参谋长）已给康生等打过电话，告诉他们："陈湖生工作有成绩，有功劳，你们不能随便伤害他的生命，他的问题由中央来解决。" 看着首长的亲笔回信，我眼里充满了泪水，世界上有什么比同志、战友、亲人之间的理解、信任和支持更宝贵呢！我不由得又想起许多往事。为了侦察白月花，袁国平、张纯清同志亲自交给我4块白洋（实际上是批准我以任何方式接近女特务）的情景，想起韦杰同志把我从炮弹坑里挖出来、在长征路上两次给我送马的情景，想起陈赓同志果断命令我带队冲杀的情景……我想，如果我们的同志都如此信任，不贪功诿过，不互相猜忌，互相折磨，我们的事业将是多么兴旺发达啊！ 由于首长的亲自干预，我的命保住了。 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康生等人又把我从延安市公安局那里提出来，送到清凉山高等法院寄押。 这实在是高明之极的整人办法。"寄押"，代押之意也。就是说，人还是保安处的人，只要高等法院代为看押，而高等法院无权过问我的案子。说它"高明"，就在于这个方法省了许多麻烦，可以不确定我是否有罪，以应付别人的询问，又可以不露声色地让我吃尽苦头，可以任意关押而不处理我的问题。因为，按照当时延安的法规，有期徒刑最高刑期是5年，超过5年的就是死刑，而寄押却不受这个限制。事实正如我分析的这样，我一下子寄押了7年之久，期间还换了好几个地方来关押，而且从未有人找我谈过话，更没有宣布我的罪状是什么。 我成了当时在延安既未被枪决，又坐牢超过5年的特殊囚徒。 7年啊，人生有几个7年啊！ 在这7年里，我经受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 1940年，我和爱人薛玉兰离了婚。我被捕后，她们母女的生活状况怎么样，玉兰没和我讲过，但我却可以想象她们的艰难和困苦。正因为如此，我毅然同意和她分开了。我不能再让她们为我吃苦，但是，一样分别两样情，为了爱而分手与打散的夫妻毕竟不同啊，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很难体会其中的滋味的。 监狱的生活自然是更难了。别的不说，光那种装束打扮就让人受不了。犯人穿的是一种一边红一边黑的对襟衣服。以胸背的中线为界，左边红、右边黑，泾渭分明，十分对称。每人头上一条不宽不窄的"马路"（每人的头都从中间推光，两边留头发）。对我来说，这副模样儿实在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当然，这毕竟还算次要的方面，更厉害的还是实实在在的犯人生活。有的人可能知道，监狱的日子要比拘留所好过一点。那时也一样，不判刑的比判刑的更受罪。判了刑的犯人可以在监狱外面上山去开荒种地，至少可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而我这个寄押犯同未决犯人一样待遇，连劳动的机会也没有。而且，从1939年元月一日，又不知是谁指使（反正不是高等法院决定）给我戴上了手铐脚镣，成了未决犯中最重的犯人。按照惯例，被判死刑的往往都带镣，处决犯人时都从这些人中往外提。所以，每当要处决犯人时，我就把新衣服穿上，等着叫我的名字。在5年零4个月的带镣生活中，我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这种场面，做了多少次走的准备。开始几次听到没有自己的名字，还有点庆幸之感，到后来，反而为没有自己的名字而感到奇怪与稍稍的遗憾了。就连看押我的保卫，每次提犯人的时候，都用眼神告诉我，"今天没有你"，然后我就能安心休息了。看来，人在精神上承受折磨的能力也是可以锻炼提高的，只要在打击之初经住了考验，后面的日子也就好过了。 就这样，我不仅没有死在监狱里，也没有得什么病。如果"寄押"是康生想置我于死地的又一着棋，那么，他的阴谋又破产了。 【陈复生(1911-2013），原名陈湖生，1911年6月生于江西省泰和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10月在江西赣州曾参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运动。1929年任泰和县罗汉州乡少先队队长、游击队队长。1930年5月，游击队正式编入红军三军团，陈复生先后担任红三军团独立营二连连长、总指挥部特务营排长、连长。193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2月任红三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科长，1934年4月调红三军团任五师特派员，并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侦查科科长、西北保卫局红军工作科科长，1937年1月在抗大第一期一队学习。同年8月任延安保安处侦查部部长、执行科科长。1945年9月，调热河军区工作，任热河军区政治部侦查科科长。1946年11月起历任热河军区政治部总务处处长、冀热察军区供给部副政委。1981年7月，陈复生同志任公安部劳动改造工作管理局顾问，1982年12月离职休养，1991年6月被公安部政治部授予“人民一级金盾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