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家村还没打下来，教导员李树侦就告诉赵兴元，部队要转移了，向胶济路进击，也可能去胶东。

战斗刚结束，营里正式通知，要去胶东接收武器，是从东北运来的，都是日本的新式武器。要求各连统计数字，有多少伤员、病号、老弱病残，不适宜长途行军，当晚就要报到团里，比打扫战场、清点俘虏还要紧急。一些"瞎参谋"、"烂干事"立刻就"参谋"起来了。有的说去胶东行，那地方挺富。有的说是不是去东北呀？有的说去东北好哇，那地方更富，俺村不少人都闯关东了。有的说不行，那地方撒尿得拿根棍子敲，不然就把那东西连人都冻住了。

不管怎么说，赵兴元脑子里"巩固部队"这根弦是一下子就绷紧了。

"巩固部队"就是防止逃兵、开小差。如今没有"巩固部队"一说了，战争年代可是政治工作和管理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远距离行军，要离乡离土时，更是重中之重。打仗就得有兵，没兵怎么打仗呀？

进入沂鲁山区，午饭后行军，赵兴元发现8班长不见了，副班长说班长在后边解大手。在路边等了会儿，没有影儿，赵兴元觉得不对，回去找。已是深秋，树叶脱落，可周围都是山呀沟的，藏个人，你上哪儿找呀？他原来不抱多大希望，却巧了，路边大坑里趴着个人，仔细打量，正是8班长。

赵兴元喊：你在那儿干什么？快上来，跟俺走。

见他趴在那儿不动，赵兴元又喊：你是党员、班长，你这样干，让俺当指导员的还怎么说话？你跟俺回去，俺不给你公布，这次就当没这回事儿，带好你的班，将功折罪。

8班长爬上来，脸红得鸡冠子似的，一声不吭，光冒汗。

在龙口上船前，1连跑了4个人，就找回来一个8班长。

孟家村战斗，连长、副连长都负伤了，战后从2连调来个排长当副连长（像8班长一样，这里也不写出他的姓名）。在龙口上船头一天，副连长夜里查岗，查完后应向指导员交接一下，却没有。赵兴元醒来，伸手去摸副连长的被窝，空的，冰凉。点上油灯，干粮袋没了，驳壳枪和子弹袋还挂在墙上。心头一惊，这人跑了。赶紧去报告教导员李树侦，两个人又回来看了看，李树侦小声说，这人是走了，这事不能声张，要稳定军心，明天就说副连长提前走了，上东北设营了。

当时有个口号，叫"多巩固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那时的中心工作就是稳定部队，巩固部队。

上船了，开头大家还没晕船，一些人兴致还挺高，讲起"关东山，三宗宝"，又说副连长提前设营去了，能给咱们准备些什么好吃好喝的呀？通信员杜吉衡就喊了一嗓子：副连长开小差跑了！

杜吉衡是孟家村战斗中最后送炸药炸围墙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孟家村战斗伤亡较大，战后人员调整也大，赵兴元把他调连部当通信员。这人作战勇敢，小老虎似的，就是有点"缺心眼儿"。昨晚指导员和教导员谈话，让他听到了，憋了一天，这回大家都上船了，谁也跑不了了，他就一嗓子把这条新闻发布出去了，把营连两个政工主官的精心谋划全毁了。

连队思想、情绪更乱了，赵兴元这个着急上火闹心呀。

到辽阳后，开个班务会的工夫，跑了8个人。

赵兴元见到的第一个、也是印象最深的逃兵，是他的同村老乡"小面人"。

如果说赵兴元的父亲在世时，他还有过一段比较快乐的童年，那么小面人生来就是不幸的。还未断奶，父母就相继去世，是姥姥把他拉扯大的。所谓"大"，也就是七八岁了，能干活了。有只小毛驴，还有盘碾子，给人磨米、磨面，姥姥、外孙就靠这个过活。他家距"魏裤子"家不远，赵兴元好像打看到他那天起，他就在那儿打罗筛面，身上头上脸上都是面，连鼻孔和耳朵眼里也是。他只比赵兴元大1岁，看着一般大小的孩子在街上嬉闹，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情，也看不到那脸上的表情，好像也没人关心这个，只有那只毛驴与他为伴。一般大小的孩子，几乎没人知道他姓康，小名"狗子"，连个"狗子"也只有姥姥才叫，前营庄大人小孩都叫他"小面人"。

日本鬼子来了，抓夫，小面人被抓去运送给养。小面人个不高，长得球球蛋蛋的，胆子却不小，瞅看押他们的鬼子不注意，偷支枪，扛着上胡山找高松坡的游击队。那是支三八大盖，崭新的，那时有这么支枪可了不得呀，一时间小面人成了大名人、大英雄。

小面人是和赵兴元同时参加八路军的，分在7班。几个月里，没受表扬，也没吃批评，默默无闻。他这人也不爱说话，谁知一下子又成了名人。一天清晨，他和个有点亲戚关系的兵开小差回家。营里哨兵发现了，从山上叭叭往下打枪，那个人拼命跑了，小面人被镇住了，趴在沟里不跑了。

枪毙。那时营里就有这个权力。开大会，把他绑来了，到了队伍前边，一下子跪那儿：大叔、大哥、弟兄，俺小面人给你们磕头了，给俺姥姥磕头了！俺是俺姥姥养大的，俺不能给她尽孝了，临死给她磕个头，谁有机会替俺把这个头带回去……

有规定，投敌枪毙，拖枪逃跑枪毙。不知小面人是否拖枪了，当时说他"投敌"。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行军，前边快到谁家了，谁就是重点人了，就得特别留心了。班长、副班长和骨干也都心中有数，好多眼睛盯着，还要和他谈谈话。快到家了，怎么样呀？想不想回家看看呀？离宿营地10里、20里的，一般都派个人陪他回去一趟。一是代表连队向家中亲人介绍他的情况，同时也是监视，防止逃跑，有去无回，到家就拔不动脚了，特别是对结了婚、有媳妇的人。

这时，晚上站岗布哨，查铺查哨，对重点人都要特别关照。一般不派岗，有时还要放个隐蔽哨，专门监视可能开小差的人。都是一个连的，知道派岗布哨规律，就得有点特殊手段

当然，一般情况下，还是以正面教育为主。

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你回家也过不上好日子。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理想、前途教育，共产党、八路军（后来是解放军）是为穷人求解放、谋福利的。你是穷苦人出身，就要和共产党一条心；你是党员，就要顾大家，忘小家，将革命进行到底，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宣传过家门而不人的典型，号召大家学习先进，提高革命的自觉性。

赵兴元当八路第二年，连队开晚会，演出小歌剧，房干编的，剧名记不得了，剧情是个士兵想老婆了，开小差回家了，母亲护着开小差的儿子，父亲就批评母亲和儿子。赵兴元年纪小，扮演开小差的士兵的儿子，帮着爷爷劝父亲归队，只有一段唱：

叫一声俺爹爹，

听俺说分明。

八路军打鬼子保家乡，

爱护咱老百姓。

你开小差跑回家，

叫俺小孩子脸都红。

后来，房干还编了支歌《家中是工农》:

开小差。

一时病，

无缘无故回家中。

家中是工农，

应该来当兵。

.....

说"无缘无故回家中"，无疑有些欠妥。可称开小差为"一时病"，却是比较准确的，不然这支歌大概也不会在"老2团"唱得那么响。

从"八·一五"日本投降，到解放战争结束，赵兴元经历了4次较大的"巩固部队"活动。一是眼下的挺进东北，二是四平保卫战失利后，三是辽沈战役后进关，四是平津战役后南下。四平保卫战后许多人逃亡，是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以为这天下是国民党的了。其余则是因为战略转移，要离乡离土了。无论搞了多少"解放天下受苦人"的教育，"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观念，在许多农民出身的官兵头脑中都是根深蒂固的。这世上最不情愿的事情之一，就是让他们离开有着"热炕头"的故土了，更何况还是几百、几千、几万里的离乡离土的远征、打仗。

问谁想不想家，无论回答"想"或是"不想"，都不能不想家。离家远着呢，想也回不去，这回越来越近了，就想回去看看。离家多少年了，自己是死是活家里人不知道，那个家又成了什么模样儿，能回去看一眼也行呀。而对于那些即将离乡离土的人，那热乎乎的炕头就益发得梦牵魂绕、魅力无穷了。

这小差到底开不开？那时那人头脑再简单，也会有思想斗争，甚至是激烈的、复杂的，那也是一念之差的"一时病"。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来都是挺好的同志。像那个副连长，吃苦耐劳，作战勇敢，绝非贪生怕死之辈。有的部队的战斗英雄临上船前都开小差了。而那个被赵兴元找回来的8班长，到东北后还当了机枪连指导员。

可这"一时病"却是个大病。对于逃亡者是一失足成终生恨，对部队那还用说吗？

当八路头两个月，赵兴元去趟厕所，也会有人说咱们一块去，俺也来尿了，他也没在意。半午后成老兵、骨干了，班长毕法四告诉他要留意哪个新兵，去老乡家借个什么东西也要跟着，防止开小差，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呀！

当八路军那么坚决，撵都撵不走，谁都看得出来，赵兴元是真心的。可别说你才14岁，就是24岁、34岁，不也有一时想不开，做出糊涂事的吗？有的开小差已经走了，半道寻思过味儿，又回来了。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看到当年的战友骑着高头大马，或是坐着小车回乡探亲，而后悔不迭、直拍大腿的，就更多了。

赵兴元在那个伪大队长家住院，那个李区长去看他，不知怎么唠起家常，李区长说你写封信，俺想法给你寄家去，并告诉他怎么写。就写不到100个字，说他在蒙阴县城一个油坊干活，像地下党说暗语似的，就是报个平安，"俺还活着"的意思。母亲和奶奶都没有名字，就在信封上写上"章丘县明水区前营庄赵兴元家收"。再一想，自己年纪小，村里人都叫他小名"柱子","赵兴元"这大号没人知道，哥哥在大连给家里写信，写的都是哥哥自己的名字，就也写个"赵兴三家收"。

这是战争年代赵兴元写的唯一的一封家信，没想到家里还真的收到了。

如今人们手机揣兜里，天南地北想什么人了，掏出来就打电话。士兵不准有手机，营房里也有 IC 电话，想家了通个电话，家里有点什么事情马上就知道了。那时别说电话，连写信的概念都没有。到处钻山沟，哪里有邮局呀？打下据点，见个邮局，家在敌占区，信到家，弄不好不也把家人出卖了吗？有的一家人都被敌人杀害了，也不知道。赵兴元给家报次平安，家里怎么样，他依然一概不知。什么都不知道，心倒静，可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不想家。

和谁谈话，听到"不想家"，赵兴元心里特别不舒服，说不出是种什么滋味儿。

他不知道他参军不久，母亲就和奶奶颠着小脚出去讨饭了，也不知道3年后奶奶去世，母亲就去姐姐家了。母亲成天念叨"柱子"、"柱子","不知柱子咋样了"。姐姐就说别说了，让汉奸听到就完了。但他知道，母亲不愿让他当兵，是为他担心，也是为那个家忧心忡忡。奶奶80多岁了，身子再硬朗，也是风烛残年。母亲不到50岁，一身是病，秋风一起就呼噜气喘的，冬天连屋都出不去。这样两个女人，怎么熬撑那个家呀？

工作忙忘了，打起仗来什么都扔脑后了。稍微有点工夫，就不免要想到家。住院那两个来月，母亲和奶奶的样子就在眼前闪来晃去，那么苍老、憔悴，离他越来越远。

无论多么想家，赵兴元从未动过开小差的念头；无论形势多么险恶，他也未对前途失去信心。但是，对于与母亲、奶奶重新团聚的那个"有朝一日"，却好像从来都没抱多少指望。他不知道抗战还要抗上多少个年头，就他们这天各一方的一家人来讲，无论从哪方面看，今生今世再见的希望都是渺茫的。

抗战胜利了，觉得马上就能见到母亲、奶奶了，还有哥哥、姐姐了，国民党却气势汹汹地扑上来了。现在又要挺进东北，那距离仅仅是空间的遥远吗？这辈子还能见到她们吗？

可眼下，母亲呀，奶奶呀，好像都不存在了。

在辽阳驻地的那所小学校，派了几道岗，开个连务会，班长到连部不到1个小时，就跑了8个人，连站岗的有的都跑了。

1连跑8个还不算最多的，可那不是更让人焦灼、闹心吗？

还有手上那伤，也实在把他折腾毁了。

前面说了，孟家村战斗，赵兴元正据枪瞄准，一颗子弹飞来，打劈枪托，手也伤了。

伤口正在手心，枪托、手上都是血，挺疼。他怕伤了骨头，张手握手攥几下拳头，觉得没问题。卫生员用酒精擦洗，也没什么药，包上。这回不能打枪了，还能指挥，也没当回事儿。

晚上伤口一跳一跳的疼。第二天早晨，一只右手肿得馒头似的。去营部找医生，撕开最后一层纱布，那脓黄乎乎的一下子冒出来，淌在鞋上、地上，那股味儿呀，那手立刻就瘪了下去，疼痛也一下子减轻许多。

下午又肿起来，发烧。他怀疑枪托打劈后，有木头渣子扎进去了。那个20多岁，戴副眼镜，瞅着挺有学问的医生，光把脓放了，把镊子伸进伤口，挺认真、仔细地在里画探了几个来回，说什么也没有。

挖地道，下炸药，那几天正是准备给敌人最后的致命一击的时候，也顾不得那手了。而且那医生他也能当了，反正也没什么药，就是放放脓呗。

孟家村战斗整整打了1个月，天天见面，觉不出什么。若是隔上那个把月，就是再熟悉赵兴元的人，也难认出他了。眼窝子凹进去，下巴尖尖的，又黑又瘦，那人都脱相了。

每天枪声不断，每天都有伤亡，那人眼睛都红了。人一红了眼睛，什么苦呀累呀、伤呀痛呀，都统统退避三舍了。等到枪声停了，那眼睛依然像兔子眼睛似的通红，却没了枪弹呼啸中的那种冲动与亢奋，疲劳呀，伤痛呀，就开始猛烈地反攻了。

再看那手，原来黄豆大小的伤口，已经烂成一个洞，放出脓后，骨头都露出来了。

若在平时，就算没这伤，那疲劳也把他撂倒了。

可现在，他必须得挺着，而且必须挺住。

打孟家村，连长、副连长都负伤下去了，又没有副指导员，就他一个指导员拳打脚踢。

进军胶东，动身前，看他在那儿放脓，教导员李树侦说：你这样子，还是留下吧。

赵兴元摇摇头，李树侦叹口气。

进军东北这样大的战略转移，连里能没一个干部吗？

如果连里还有一个干部，他可能就去住院了，那样也就留下了，就不用去东北了，日后就是华东解放军的一员了。那战斗历程和人生命运，就是另一种轨迹了，或许也没机会给后人留下这些战争回忆了。

行军途中，调来个副连长。赵兴元挺高兴，觉得肩头轻松了许多，那手却一阵阵疼得厉害了。

再忙再累，毕竟不是打仗，那手也就一刻不停地折磨他。特别是到了晚上，一跳一跳疼得钻心。盖着被子，通讯员再给他压件大衣，也冷，发烧呀。烧迷糊了，算是睡一觉，净做噩梦，醒来出身汗，身上能松快些。再就是放脓，放一次，疼得能差一点儿，也就那么一会儿。

四保临江，追击敌人，他从山上梯田里往下跑、跳，一脚踩在树茬子上，脚背都穿透了。这样的伤不算，光子弹、弹片致伤，战争年代就有9次，山东是4次。他的体会是，从头到脚，哪儿也没手痛。"十指连心"，手掌不是手指，离着也不远。不过，他也一直怀疑伤口里有异物，不然怎么能那么痛，又总也不好呀？而且认定是打劈的枪托的木头渣子，结果却是粒弹头，钻到虎口里去了。就算医生"二百五"，放出脓来，自己也该摸到的呀？三八枪的6.5毫米子弹，不大，那也是个铁疙瘩呀？那人也真够傻到家的了。

从临沂到龙口，再到大连皮口，也是1个月时间，就在船上那天两夜算是安稳点。一是不用担心有人开小差了，二是那手也觉不出痛了﹣﹣晕船晕得一塌糊涂，连黄胆都吐出来了，躺在船上像死人似的

临上船前，教导员李树侦给他买包瓜子，说疼得受不了了，你就嗑瓜子。

他苦笑笑。这不是糊弄小孩子的办法吗？却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到辽阳后，李树侦不知从哪儿给他抱来台收音机，那时都叫"戏匣子"。这可是个稀罕玩意儿，会说话，能唱歌、唱戏，土八路哪见过这等洋玩意儿呀？都围着听不够，赵兴元也十分感兴趣，比嗑瓜子管用多了，那也不是医生呀？

到哪儿先派岗哨，都是党员、骨干，比较可靠的。到东北了，寻思这回离家远了，又隔着大海，应该好点了吧？那也不敢掉以轻心呀，结果一下子就跑了8个。

那手一跳一跳地疼，放脓也不管用了。那牙也凑热闹，一阵阵痛起来，眼看着腮帮子肿老高。

焦头烂额。

就去大街上转悠。

小学校周围人家不多，街面挺乱，少有行人。前边挺大一片日本人住宅，都是红砖房子，不时有苏联兵进进出出，有的喝得醉醺醺的，出来的手里都拿着东西，抢来的。"这些'老大哥'，什么东西！"他在心头骂着，恨不得把这些人都抓起来。

已经11月底，下两场小雪了。天冷，让风吹吹，那手那牙能好受点。再者，当着大家的面，当指导员的，疼得再受不了也得忍着，装得没事儿似的。一个人山来，管他龇牙咧嘴，还是丝丝哈哈的，怎么的都行，骂娘都行。还有，开小差的那8个人，都有亲戚、老乡在辽阳，早年关东来打工，他们是奔这些人去的。万一碰上一个，是不是就能找回来呀？人生地不熟，这念头挺可笑，却不能不这么想。

赵指导员。李树侦迎面走来，老远就喊：走，咱们找个医院看手去。

走了几家诊所、医院，都说治不了。那时东北人不了解八路军，看见当兵的害怕，不敢治，怕招惹麻烦。若是换两个鲁莽点的，掏出枪来，不治也得治。

碰到从胶东过来的部队，一个卫生科长认识李树侦，说俺给你看看。又说得动手术，没麻药，你得忍着，用不用找几个人呀？赵兴元说，科长，你就放心来吧。那时动个手术，取个弹片什么的，有时就像杀猪似的，没麻药呀。把人绑在长条凳子上，几个人再按住手脚，医生就动手了。

赵兴元心想这回有救了，人家是科长呀。

放出脓来，那手掌就剩层皮了。科长用剪子剪个三角口，再用探针在里面探了一子，刀子就伸进去了。赵兴元觉得咯噔一下子，说筋断了。白断一根筋，食指至今伸不直，打枪只能用中指扣扳机。

鼓捣半个来小时，科长那汗出的也不比赵元少多少。末了，科长说手腕子都肿这样了，这手不行了，只能截肢了。李树侦瞅瞅赵兴元，赵兴元说俺不截肢。少只手，又是右手，能行军，也不能打仗了，这兵不就当到头了吗？

有人说东大营有个日本医院，让日本人看看怎么样？有人说鬼子不行，使坏怎么办？赵兴元说，小日本亡国了，鬼子当了国奴了，还怕它使坏？

一个40来岁的日本人，穿件白大褂，用些半截子中国话，点头哈腰地让赵兴元和李树侦在走廊上等一会儿。过了十几分钟，出来个苏联兵，头上包着纱布。那个日本人点头哈腰地送走苏联兵，又点头哈腰地将他们让进屋子里。

看着那手，日本人皱起眉头。赵兴元连说带比画，告诉他伤口里可能有什么东西。日本人又看看、摸摸、按按，让赵兴元躺张床上，又在他脸上蒙块白布，手上就动作起来，嘴里说着很快就好了，很快就好了。

结果，"很快"了两个来小时﹣﹣原本就是个几分钟的小手术。

那弹头游走到虎口里，被肉裹住了，镊子夹不住，也夹不出来。弹头打中枪托后变形了，扁不扁，圆不圆，好歹弄出来，还带出些肉丝儿。

后来，还从他身上取出过两块弹片，他都没在意，唯独把这粒弹头一直带在身上。这个面目狰狞的不起眼的小东西可把他折腾毁了，还差点儿把他的军旅生涯毁了。

一夜好睡，早晨醒来，浑身这个轻快、舒坦呀。

【赵兴元出生于1925年1月，山东人，1939年7月参加八路军，1940年6月入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指导员、营长、团长、师长、副军长，黑龙江省军区政委，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政委。1988年，赵兴元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1990年退役。2016年7月13日在辽宁大连去世，享年91岁。赵兴元曾当选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和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