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中华大地硝烟弥漫，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旬月间占领东三省；一个多月后的11月7日，中共中央又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的中央苏区已取得极大的发展。至4月，仅江西苏区面积已达约70000平方公里，跨有18个县的范围，并占有七个全县及县城，控制人口约240万左右。加上闽西苏区近10县，总共已有面积近100000平方公里，控制人口300余万。

红军甚至一度占领了福建重镇漳州，把自己的势力伸向了沿海地区。与此同时，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和闽浙赣苏区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

苏区的这种发展既不表明红军已有夺取中心城市的能力，也不表明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开始向有利于共产党的方面转变。

实际上，在“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宁粤双方重新和解，国民党的力量已变得更加强大。红军和苏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国民党人这时疲于应付日本军队的入侵分不开的。

而上海停战协定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5日刚一签字，蒋介石便立即调集大军，重新开始策划第四次“围剿”。由于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仍旧盲目坚持所谓“积极的进攻策略”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鄂豫皖及湘鄂西苏区均先后被国民党军队攻占，两部红军被迫离开湘鄂豫皖这一要害地区退往偏远的川黔一带重新开辟根据地。

第四次反“围剿”形势图

中央苏区则因国民党最初军事进攻的重心在鄂豫皖，中共军事领导人继续保持了机动灵活的战术特点，再加上随后日军攻陷热河并试图大举攻入长城，国民党被迫分兵，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胜利。但是，在鄂豫皖及湘鄂西苏区被敌各个击破之后，不要说继续坚持进攻策略和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就是继续保持中央苏区的存在，在军事上也是很少可能了。

这是因为，无论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出发，还是从其巩固自身，统一中国，以及建立“自强的空间”的战略设想出发，国民党都已决定要以共产党为“最大而且最近的一个敌人”。

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2月，蒋介石更进一步宣称“剿除长江流域之共产党，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肃清赣匪，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因为“强国之国防，重边陲，取攻势”，“弱国之国防，重核心，取守势”，中国必须“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为主要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

如今则首先必须统一长江流域，以作为“民族复兴根据地”，而苏区所在之处，恰是蒋介石所谓的“中心的区域”和“中国的中枢”，因此国民党是志在必得的。即便日军进犯华北，蒋介石只要有可能对日求得暂时妥协，也势必会集全力对中央苏区作最后的打击，以期完成其建立所谓“自强的空间”和统一长江流域，进而统一中国的计划。

特别是在第四次围剿之后，不仅中央苏区已失其倚角之鄂豫皖和湘鄂西两大苏区，更形孤立，而且中央苏区本身也日陷于被分割和封锁之中，在国民党军力更加集中和强大的情况下，蒋介石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所谓总体战策略，显然会对中央苏区构成更为严重的军事压力。

罗善培

对于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危险，并不是没有共产党人看出来。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公开说：“边区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一时太平，一时又大恐慌”，“被敌人进攻几次，就弄得这样苦了，上级还要说准备长期战争，这样下去怎样得了呢？”广东军和十九路军的欺骗宣传怎么会不发生效力呢？面对这种情况，就是“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

共产国际自然不可能了解苏区群众的心理，他们更习惯于从宏观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但他们也已清楚地看到，红军不仅还不具备向城市进攻的实力，而且在军事力量对比上也只能处于战略上的守势。

为此，他们开始反复告诫中共中央：“不要过分估计你们在最近战略上的成功”，“我们还不能十分有力的进攻驻扎的敌人”。因此，必须要“注意保持红军的机动灵活不能不惜重大牺牲地让红军固守领土，应该事先考虑可能的退却路线，并作好准备”，“要避免与敌人的大部队发生不利的冲突，采取诱敌深入，分散敌人，使敌人士气沮丧，精疲力竭的策略，充分运用游击战争的方式”。

他们批评中共中央及苏区中央局进攻南昌等大城市的总战略，认为现在只应“力争从内部去攻克那些残存在苏区，已成为反动堡垒的城市中心”。“对大城市，在具有足够的力量和取胜可能的情况下，应该采取包围的策略”，但目的也仅限于扰乱敌人并把它的军队从苏区诱开”。因为他们确信，依照红军目前的力量，红军首要的任务只能是设法“巩固现有的一些根据地”，而不是向外进攻。

他们甚至委婉地对鄂豫皖苏区红军放弃原有根据地，主动转入四川的行动表示赞赏，鼓励人们必要时向西退却，声称“扩大四川、陕南以及可能发展到新疆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工作意义重大”。

最足以证明共产国际较临时中央要现实一些的，是它这时破天荒地提出了具有统一战线意义的关于“抗日救国”的一些策略主张。

这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以及《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等。

在这些以中共中央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名义起草的文件中，共产国际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依旧在重复着关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都是一丘之貉的说法。但与此同时，它又明确提出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声称可以公开提出：（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等三个条件，宣言在此三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尽管共产国际提出这一策略的主要目的，不过是为了打破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武断宣传，但它毕竟注意到中国党此时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意识到只有重新提出统一战线问题，才有可能使共产党人适应中国目前形势发展的需要。

很难简单地断言，究竟是哪些原因促使共产国际又重新拾起了统一战线这一实际上早已被抛弃的策略武器。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共产国际已经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仍旧处于劣势，远未争取到广大群众。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广大群众和社会舆论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说明绝大多数群众距离共产党人所希望的还相差甚远。如果说人们并非完全站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一边呼吁统一和平的话，至少多数群众是主张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斗争，国共冲突让位于抵御外侮的。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接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让顽固坚持反共宣传的蒋介石国民党成为众矢之的。

共产国际的这一策略，即使仅仅从宣传的角度考虑，对于正处于严重军事危险之中的共产党人和苏区红军，应该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三条件”宜言，若能付诸实施，必会使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发生分化乃至混乱。不论这在实质上是否有利于抗日，但显然有助于共产党和红军暂时摆脱危机，以至利用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联合一切不满蒋介石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坚持剿共战争的党派团体，动摇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统治。

还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2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已经接到共产国际要他们搬到中央苏区去的电报指示，开始分别动身前往苏区了。

新设立的上海中央局负有同远东局联系的使命，但由于交通及通讯不便，对白区工作的指导乃至整个党的指导工作，实际上都由远东局承担起来了。这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颇为特殊的时期。然而，由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来指挥中国革命，结果也并不比临时中央在上海时好多少，有时甚至可能更糟。中央苏区乃至苏维埃革命最后的一线转机，就葬送在了他们手里。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初，冯玉祥因不满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试图以抗日为号召重新聚集旧部，开创局面，故与中共北方特科秘密结盟，并组成了作为共同领导机构的工作委员会。鉴于大革命时期的经验，冯玉祥迫切希望苏联再度从外蒙给予援助，因而对中共人员的帮助和意见极为重视，甚至愿意“由我们党来主张一切的办法，他绝对服从”。

8月初，冯玉祥正式接受了中共北方特科提出的《抗日同盟军纲领草案》，并经过中共人员的具体帮助，在5月26日正式于张家口树起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旗帜，由冯玉祥就任总司令。

从中共北方党组织最初的策略看，组织抗日同盟军的真正目的，当然是为了争取苏维埃和红军的前途，但其开始毕竟意识到应以抗日为号召，以“抗日反蒋”为手段，联合可能反蒋的国民党军人，“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去发动和扩大反对日本和国民党的战争”。

就在抗日同盟军举事不久，秘密准备与中共及红军联合一致“抗日反蒋”的以十九路军为主的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也遇到了同样的命运。远东局及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弗雷德等先是指示上海中央局拒绝了蔡廷锴的代表提出的谈判条件，继而在明知十九路军有联共企图的条件下，下令中央红军组织东线挺进师，乘蒋介石为应付抗日同盟军尚无力南下，广东方面亦因与蒋介石矛盾重重，不会主动进攻的机会，转而向福建的十九路军发动了攻势。

至9月下旬抗日同盟军濒临失败，蒋介石重又聚集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远东局才终于明白十九路军的利用价值，因此不再坚持过高要求，同意红军尽快与十九路军达成停战协议，以便抽调挺进师回防。

然而，随着十九路军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迅速瓦解，不仅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政治局企图乘人之危，从中渔利的计划完全失败，整个中央苏区更是彻底暴露在南京政府军队的攻击之下，使红军失去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最后一线希望。

当然，红军及中央苏区之失败，并不仅仅取决于上述政治谋略严重失误之一点。

实际上，这时苏维埃政策及中共军事指导方针各个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客观形势也极端不利。特别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临时中央政治局机械的阶级关系分析法不能面对敌我力量极端悬殊这一严酷的现实，从实际出发为自己寻找出路。

他们机械地把政治上的分野看得高于一切，盲目追求革命的彻底性而反对任何一种妥协和退让，竟至极端主观地相信敌我力量的对比主要不是军事力量的对比，而是阶级力量的对比。其对阶级力量的估计，又简单化地只是从形式上对立阶级双方人数多少上来看问题，进而相信阶级革命、阶级斗争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一切基于阶级革命的政治工作，都具有鼓动和吸引广大劳苦民众为自己的政权而奋斗的神奇效力。因此，尽管国民党大军深入，苏区实际面积锐减，他们还是提出了：“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同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荒谬口号并且大搞“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反复分田、查田，一再打乱阶级划分，以明确所谓阶级路线，同时还在军事上提出了“保卫苏区的每寸领土”、“不让敌人侵占苏区寸土”的画地为牢的纯粹防御战略，雄心勃勃地摆出了一副一战“决定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生死的斗争”的架势，自信“民众的革命力量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飞机大炮与一切现代武装所不能战胜的力量”。

然而，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3月中三溪圩、三坑作战一、三军团损失2200余人；4月一个广昌保卫战，红军主力一、三、五、九军团30000余人，竟损失约5500人，至8月高虎墙、高兴圩一战，三、五军团又损失约2300人。

还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0月，因为信不过中共领导人的军事指挥能力，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军事总顾向已经为中央苏区派来了一个中文名叫李德的德国人。整个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几乎全是在那位驻在上海的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和这个德国人的直接指挥之下进行的。

对共产国际领导的驯服和迷信，使临时中央政治局把一切军事指挥大权统统交了出去。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重大的军事失利，特别是有通往红色首都瑞金门户之称的广昌失陷后，终于使博古等人开始意识到敌人的强大，并多少对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权威性开始有所动摇。然而，他们依旧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博古等人虽开始秘密考虑撤出苏区问题，但各种策略方针仍无丝毫变化。相反，越是形势紧迫他们的“左”倾作法越变本加厉。自5月以后，其不仅极力加剧对地主富农及其家属的拘捕押禁，没收征罚，而且对一般民众也一再大举公债谷票、借粮征兵，甚至以退公债谷票，滥发纸币的办法来变相克扣农民，以应战争之需。

据不完全统计，自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底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9月，中央苏区共征新兵十​余万，发行公债300多万，强行“动员”群众退还到期公债券约100万。除正常征收外，还硬性“借谷”两次共84万担。特别是强迫“扩红”和“查阶级”，在群众中更造成严重影响。

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1月，中央苏区农村中占人口总数平均25%的男劳力（16岁至55岁左右），仅当兵、作挑夫及出外工作者，即已占去全部男劳力总数的80%上下。若以200万农民计，苏区男劳力实际只有50万左右，也就是说，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1月，出外当红军及工作者至少已达30万以上，再强迫“扩红”10万，势必将农村中男劳力大部抽空。

其实，红军及苏区生存的两大基本要件。即第一，土地政策；第二，游击战争。

前者使自己在贫苦农民中得以立稳脚跟，获得兵源及政治上、物力上的种种支持；后者则可借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避免强敌所击，同时通过打土豪及四处筹款的办法来维持战争所需，不致过分挤压农民。

而即使内部政策对头，军事上策略灵活，在国共双方力量极端悬殊的情况下，苏区和红军的存住，尚须有赖军阀割据局面的长期存在和统战策略的灵活运用，通过纵横捭阖的策略手腕来不断扩展自己的阵线，以保证自己有足以和对方抗衡的实力。可是，临时中央不仅画地为牢、竭泽而渔，而且外拒友邻、为丛驱雀，这当然要走到捉襟见肘、内囊掏尽、弱不抵强、失土亡国的地步。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7月，中央苏区已缩小到只有7个县的范围，形势极端紧迫。为便利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做退出苏区，向西突围的准备。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先是命令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东经福州北上赣东北，会合红十军组成十军团挺进浙皖赣边开辟苏区，以此调动敌军并减缓其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进攻，随后又命令湘赣边根据地的红六军团向西突围，在湘南地区建立根据地或游击区，试图以此来为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并接通川陕根据地创造条件。

奥托・布劳恩

与此同时，为保证突围的高度机密与安全，李德、博古等突然变得极其小心，他们不仅向外界，而且向党内，包括中央政治局严密封锁消息。

他们还把干部分为几类，除必须带走者外，决定把其信不过的干部，如瞿秋白等留在苏区，对他们怀疑可能成为隐患者，则干脆下令杀掉于是，相当一批红军学校教员、被俘军官，和各种人等被秘密处决。与此同时，他们在公开场合，乃至在军事干部会议上，仍旧摆出一幅准备死拼到底的架式，要求部队按计划与敌决战，要求地方务必再送3万名新战士上前线去。

然而，除粮食尚可暂时支撑外，从武器弹药到食盐、服装等各种物资供应这时已完全陷入绝境。显而易见，中央苏区的军事政治危机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了。

中国形势图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0月中旬的一个普通的夜晚，8万多红军和苏区党政工作人员从瑞金及其附近那些村镇和尚未被炮火摧毁的堑壕中、掩体中涌了出来，极其秘密地向西潜去。随着这些曾经掌握着数百万人命运的政治家，和挑在担子上、驮在马背上的银行、医院、印刷厂等等渐渐远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地图上消失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人类历史上实际只存在了1070天。但是，为了这个“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的存在而进行的斗争，却已经历时七年。七年的暴动、战争和流血牺牲，以数十万人的生命所换取的成果，竟至毁于一旦，这当然是一种悲剧。

然而，更大的悲剧却在于，那些匆匆离去的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这时还不知道失败的原因所在。还必须等到西征中遭遇更大的惨败，党和红军的生存也陷人到更为严重的灾难中之后，才会逼出一个遵义会议，出现一个历史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