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桂英，今年56岁，出生在一个南方的小山村。

那个年代，家里穷，兄弟姐妹多，我是老大，没念过几年书，就早早辍学回家帮忙种地。

现在我在省城生活，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平时帮着带孙子，做家务，偶尔还会出去打点零工。

虽然日子不算宽裕，但也还过得去。

距离春节还有不到一个月，街上的年味越来越浓。我每天早晨从菜市场回来，总能看到路边摆满了卖年货的小摊，糖果、春联、灯笼，应有尽有。可我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刚刚发生的那件事，让我心寒得厉害。

我这一生过得不算顺遂，年轻时吃过苦，熬过累，好不容易把儿子张建辉拉扯大。

老伴走得早，家里全靠我一双手撑着。

张建辉从小聪明，学习也好，我省吃俭用供他读完了大学。

后来他留在了省城，找了份不错的工作，还娶了媳妇王玉红。

婚礼那天，我站在台上，看着他西装革履，风光无限，心里说不出的高兴，觉得自己这些年受的苦总算没白费。

儿子结婚后，我把老家的地租了出去，搬来省城帮他们带孩子。

孙子刚满三岁，我每天早起做饭，送他去幼儿园，接他回家，还得洗衣做饭、拖地擦桌，一刻也不得闲。

儿媳王玉红平时忙着上班，下班回来就躺沙发上玩手机，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全是我在操持。

这些年，我没少贴补他们。

老家租地的钱不多，可我从来没舍得花，攒着给他们买东西。

前年孙子生病住院，儿子手头紧，我把老伴留下的五万块拿出来给他垫上。

去年王玉红换车，差两万块，也是我把存折拿出来补的。

不是我心疼钱，可他们从来没主动提过要还，一句“妈，辛苦了”也没说过。

这几天，张建辉总是支支吾吾，像是有什么话要说。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终于开了口：“妈，今年过年……您回老家过吧？我们和玉红爸妈商量好了，带他们去海南过年。家里还缺点钱，您要不就留两万给我们？”

听到这话，我手里的筷子差点掉在地上，心一下子凉透了。

“你说啥？”我盯着他，声音抬高了几分，“你们一家三口去旅游，让我回老家？还让我掏两万块？”

王玉红皱了皱眉，放下筷子：“妈，您老家不是还有房子吗？过年回去热闹，邻居们都在呢。再说了，海南那边花销大，机票酒店都贵，家里确实有点紧张，您就帮衬一下呗。”

我冷笑了一声：“我老家那房子漏风漏雨的，过年又冷，我一个人回去？你们倒好，带亲家去海南风光快活！还让我贴钱？”

张建辉低头不吭声，半晌才挤出一句：“妈，您就体谅我们一下吧，平时家里开销大，哪有多余的钱？”

我心里一阵刺痛，咬着牙问：“那我呢？我在你们家干活没拿一分钱，拿自己的钱贴补你们，到头来你还要赶我走？”

那晚，我一夜没睡，翻来覆去想了很多。

这些年，我以为自己是在为儿子好，可他到底有没有为我考虑过？我这一大把年纪了，不是他们的免费保姆，也不是随时随地掏钱的提款机。他们要去旅游，我不拦着，可凭什么让我回老家过年，还要我掏钱给他们撑场面？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从柜子里拿出那张社保卡，放在手里看了又看。以前儿媳说她跑腿方便，把卡拿去帮我买药。我信任她，就交给她保管，可后来才发现，她用我的卡买过好多次东西，甚至还拿去套现。

吃早饭时，我把社保卡放在桌上，冷冷地说：“建辉，我的社保卡以后我自己留着，用不着你们操心了。”

张建辉愣了一下，眼神有些闪躲：“妈，您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淡淡地说，“你们过你们的日子，我的东西以后我自己管。还有，过年的事，我不会回老家，我就在这儿过。”

王玉红放下碗，脸色不太好看：“妈，您这是生气了？我们不就是想让您体验一下老家的年味吗？怎么还把卡收回去了？”

我冷笑了一声：“你们要是有本事，就自己过好你们的小日子，别再打我主意了。”

说完这话，我就起身回了房间，没再多说一句话。后来他们试探着想和我商量，我都没接茬。

其实我心里清楚，他们只是在意我的钱，并不是真的关心我。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回忆起很多事情：小时候，母亲为了我们兄妹几个，没日没夜地干活，后来却被我们当成了“理所当然”。

我曾对自己发誓，不会让自己的晚年和母亲一样，可走到今天，我才发现，我和她并没有什么不同。

距离过年还有二十多天，我打算今年不再为谁操心了。我攒了点钱，准备给自己买几件新衣服，也许还会和以前的老姐妹联系一下，找她们一起吃顿饭，聊聊天。

我不知道儿子和儿媳会不会因此对我有意见，但我不在乎了。人这一辈子，不能总是为了别人活着。剩下的日子，我只想对自己好一点。

窗外的鞭炮声渐渐多了起来，街边的红灯笼已经挂好。我坐在窗前，喝了一口热茶，心里忽然觉得轻松了很多。不是所有的事都需要一个完美的结局，有时候，学会放手，学会拒绝，才是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