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冶 伍星

调离外交部

50年代，中国的国际交流相对简单。在友好国家工作，很少出现 两国间的纠纷和矛盾，工作自然相对轻松。早在1950年9月，在离开 北京到保加利亚赴任途中经过莫斯科时，曹祥仁去看望正在医院治病的 老领导王稼祥。当时王稼祥就对他说，“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找几个人打麻将!”这句话给兴冲冲赴任的曹祥仁泼了一头冷水。

曹祥仁在回国述职期间与外交部同事的合影，1953年

左起：姚仲明(时任驻缅甸大使)、姬鹏飞(时任驻民主德国大使)、曹祥仁、李晏晨

保加利亚是东欧小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未遭受太大的破坏， 首都索非亚是一座美丽的山城。在这里工作，远离了战争的硝烟，呼吸 着欧洲文化的气息，俨如世外桃源。驻外使馆的安逸生活与战争年代的 条件相比，是天壤之别；与刚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又正在紧张进行着 抗美援朝战争的国内情况相比，也不知要优越多少倍。1951 年春，曹 祥仁的女儿在索非亚出生，取名索菲。

在保加利亚工作，对于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曹祥仁来说，视野和思 路都开阔了许多。但作为一名曾经拼搏奋斗的革命战士，他又感到当这 种按部就班工作的外交官太闲散，使馆的小环境也相对单调、狭窄。尽 管曹祥仁到任后还是认真努力，边干边学，但脱离了原来那种紧张、亢 奋的工作状态，仍然感到很不适应。

李晏晨如是说：

“那个时候，他坐在那里，常常发呆，脑子里还老是想着码子，人 好像还在战争的环境里。”

他渴望返回国内，回到实际工作的岗位上，参与到火热的社会主义 建设大潮中。1954年，第1任大使任期届满后，曹祥仁申请回国，调离外交部，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同意。

首批“将军大使”中，还有3位与曹祥仁一样，第1任任期前后离开了外交部。

他们是：谭希林，后任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彭明治，后任河北省军区司令员、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倪志亮，后任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而留下来的袁仲贤、耿飚、王幼平、黄镇、姬鹏飞，以后均成为 中国外交战线上的高级领导。

对于这段外交工作经历，曹祥仁自己并不满意。

自17岁开始从事 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以来，曹祥仁一直是特殊战线上的行家里手和令人 尊重的专家型领导。长征中及整个革命战争时期，他的骄人业绩一直得 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和重视。他怀有强烈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结，养成了争 强好胜和不认输的性格。

而从事外交工作，对曹祥仁来说却是一个新领 域，一门新学问，既缺乏基本的语言能力和国际知识，又无工作经验可 言。虽然他尽其所能做了一些工作，但总觉得没有成就感。以后回忆起 这段经历时充满了自责：

“出国这几年本来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可是被可鄙的个人主义虚荣 爱面子侥幸心理把时间胡混过去了。现在实际想起来多么可惜呀!”

“自觉的努力不够，解放后大使馆的环境很好而没有充分利用，这 是一次错误，虽然学了一点俄文但用处不大。”

在“文化大革命”中，曹祥仁更是对自己进行了批判：

“调到外交部工作，正是外交工作初创时期。那里资产阶级的影响 很大，问题很是不少，.但对我来说更是新环境，新工作。

过去的工作熟 悉而且原来都亲自动手，又同群众有较好的联系，有相当威信，可是对 于新的工作和环境却不去虚心地学习，细心考察研究”。

“我开始以为外 交工作很神秘，后来认为外交工作清闲空洞，讲究礼节形式多，不安心 外交工作，时时以粗暴态度对待干部，不合己意就想离开外交部，也感 到自己不是做外交工作的材料，采取很错误的自由主义态度。”

从一开始就跟随曹祥仁在保加利亚，而后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的何倩 则有不同的看法：

“曹大使自己的评价是另一回事，客观上讲，他的工作是相当不错的 。头三脚难踢，开创是很不容易的，谁去试试看都不容易。

曹大使是认真积极的，从不敷衍。他抓工作抓得还是很紧的，经常 给大家讲一讲国际国内形势，讲得非常好!听广播、看报纸，讲国内国 际形势，都是大使讲。

他对自己太主观了，使馆不可能什么都懂，文化、经济、贸易、军 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大使主要是掌握方向掌握政策，后来慢慢体会到了，不是像国内那样，只搞一个专业。

当时的使馆还是很有成绩的，比较好地完成了任务，打下了较好的 基础，建立了友好关系。对保加利亚有了较深入的了解，还是不错的。 后来的大使都没提出有什么问题。苏欧司都认为是不错的。”

尽管曹祥仁自觉不如人意，但对于长期从事特殊技术专业的他来 说，这几年的外交工作还是拓展了知识面，丰富了阅历。

如他自己所说：

“从一九五O 年起做外交工作迄今近五个整年。这五年工作做得不 多，进步也很小，但无论如何见识总多少增广了些，处事待人的经验也 多少增加了一点。”

曹祥仁在外4年，对保加利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生等 情况做过近距离的观察和了解。尽管保加利亚在欧洲属于比较落后的小 国家，但在当时仍较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要先进许多。

1952年，保加利 亚用4年时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1949~1952年),走在新中国的前 面。曹祥仁从中学习到许多新的知识和理念，如他对计划生育的超前认 识无疑得益于他对国外情况的了解。

1953年李一氓、马寅初率文化代 表团访问保加利亚时，他与马寅初在这一问题上有过认真的切磋，进一 步认识到人口数量与素质同人民生活水平的密切相关性。此后，无论在 工业部门，还是到地方，这段国外工作的阅历使曹祥仁认识事物的角度 更加宽广，对问题的分析也更加大胆、深刻。

1954年秋，曹祥仁由保加利亚返回国内，等待分配。这时正值第 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高潮，全国城乡洋溢着参加和支援国家建设的热烈 气氛。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像在战争年代选派大批干部到军队中去工 作一样，下最大决心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分配到工业战线上去，培 养他们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并号召老干部、新干部都要钻研工业 建设的业务。

毛泽东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我们进入了 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 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 我们的任务。

1955年新年伊始，曹祥仁接到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任第一机械 工业部副部长：

“工作已于本月三日得到中央组织部正式通知确定去机械工业部。 黄敬同志当晚即打电话来表示欢迎。段君毅同志亦来电话表示欢迎。四 日早黄亲自来和平宾馆带我到部参加党组会，并参加了苏联专家组长的 晚宴。”

曹祥仁成为工业战线上的一名新兵，开始新的征程。

新的起点新的挑战，认认真真从头学起

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成立于1952年，前身是1949年成 立的重工业部；主要以民用机械、电信、船舶为重点，承担国民经济建 设最主要的机械产品的设计与生产，包括重型机械、矿山机械、机车、 汽车、船舶、电工、仪表、农用机械等。

同期成立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则 以兵器、坦克、航空工业为主。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虽然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从国 外引进技术设备，创办自己的工业，但近100年来都没有形成一个哪怕 是低水准的工业化经济体系。

从全党的情况看，干部进城后开始从事不熟悉的建设事业，不懂行 是普遍现象。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进行集中的、大规模的 工业化建设都要从零学起。

1951 年春天，陈云在一次会议上讲过一个 生动的故事：

“毛主席和周总理去年到莫斯科去订了合同，请苏联的专家来给我 们设计一个汽车工厂。专家到了北京，对汽车工厂设在什么地方，争论 很多，有的说设在北京，有的说设在石家庄，有的说设在太原，我说是]不是可以放远一点，设在西安。

后来才知道，这些根本不对头。如果这 个汽车厂全年生产量是3万辆汽车，电力就需要2.4万千瓦，西安只有 9千千瓦，光修电站就需要几年时间。还需要钢铁，一年要20几万吨， 而石景山钢铁厂生产这么多钢铁，要在5年或者6年以后。木材要2万 立方米，在西北砍木头，山都要砍光。

还有运输问题，每年的运输量是 100万吨，而西安到潼关铁路的运输量不超过200万吨，光汽车工厂就 够它运的了。

讨论结果，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厂只能够在东北。苏联专家在北京住了2个月，才到东北去勘察。为这个问题一直讨论了3次。 同志们，外行的事多了，要下决心学习，不学习，经济建设一窍不通， 那就搞不成。”

对于新的岗位，曹祥仁充满着期待与决心。他在日记中写道：

“到 了岗位就应抱着兢兢业业的态度，虚心谨慎地去工作。学习、生活也应 有新的态度，做到有秩序有恒心，拿出年青[轻]时候的那种不怕困难勇于进取的精神，作长期的奋斗，决不可能也决不会像这几年做外交工作 那样没有生气和没有出息!”

但是，真正进入到这样一个全新的领域，遇到的困难远远超出曹祥 仁的想象。他感到，与大学生出身的黄敬、段君毅、汪道涵等同事相比， 自己的“职务和能力比较，是不相称的”,虽然“对业务方面的问题也 开始在钻研，但由于数理化方面以及企业方面的知识没有基础”,工作 起来“感到非常吃力”:

“这几天来多少了解了一些这里情况，工作是繁重复杂的，高级干 部不少，文化技术以及资格很老的干部也很多，领导干部无论在那一方 面都比自己强，当然这是为工作所必要的，是一个可喜的情况，但使自 己精神负担加重了，特别是感觉到自己文化水平低，工业知识一点都没 有。”

“今日开了一天会，听汇报，连许多专门名词[都]听不懂，使之感 到完全不摸门，一切都是生[疏]的。当然只能听听而已，根本没有发 言权。精神疲劳，心情紧张，回到家以后想休息一下，却又想学习一点 基本知识。这就是矛盾，看情况将是长期无法解决的困难。”

大工业建设与曹祥仁在战争中所从事的专业跨度巨大。日常工作中 要应对各类技术性相当强的繁杂问题，从一个受尊敬的特殊行业领导变 为落后于入的小学生，曹祥仁承受着压力和尴尬。在挑战面前退缩、混 日子?这对于在工作中从不服输的曹祥仁来说，是不能接受的。那么怎 么办?

他检讨自己，下定决心迎难而上：

“文化程度低被人看不起，这一方面是令人难受的，但另一方[面] 倒可以促人进步，是一种推动力。”

“当然不能离开历史条件和个人的原来的出身环境来看问题：

A, 原来没有受什么教育；B, 长期处于战争环境；

C, 工作环境单纯，缺乏 复杂环境的锻炼；D, 自觉的努力不够。”

“文化低的原因当然不仅是由于家庭穷困，没有受到应有的基础教 育，同时也由于过去长时期不觉悟，没有认真的学习，虚荣爱面子，不 亲自动手从实际工作中去锻炼，求得提高，相当长的时间依靠秘书代笔，而又不按步[部]就班的认真地学习基本文化知识……. ”

“搞工业的决心是确定了，这个决心不管碰到什么困难不应动摇。 但这仅是问题的起点，而最重要的是如何去克服横在面前的困难。自然 科学的知识几乎就是一个小学生，连普通的常识都不具备，这样如何来 领导工业呢?那么怎么办?退却逃避是不能允许的，消极应付马虎混下 去我是决不愿这样的——这是我的性格，只要我下了决心要搞那行工 作，就要做出一点成绩来，无论如何不能瞎混。那么既决心搞下去，不 能退却逃避，又不愿马虎瞎混过去，那就只能用努力学习来逐渐克服困 难。”

他决心“挤出时间来学习”,“抱着虚心谨慎的态度向领导上、同级 和下级学习，并尊重他们，依靠他们的帮助，任何时候都不自作主张， 不争权，不向他们看齐。无论在政治、物质、待遇以及干部态度方面都 应如此”。虽然身为副部长，他却没有架子，虚心地拜沈鸿(一机部总 工程师)和秘书施萍为师，从初中的物理、化学学起，认真攻读工程技 术知识。

他认为应该在“实际工作中锻炼”,甚至考虑“准备下去担任能称 职的工作”,或“如可能的话，索性提出要求，学一个较长的时期(两 年到三年)”, 那怕用十年也要从外行转变为内行。

为了较全面地了解企业管理和生产技术方面的情况，到一机部不 久，曹祥仁赴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做了近一个月的参观学习。

他深入厂矿调研，向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请教，真诚地向周围的领导和 同志们学习，很快就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

“这两星期多以来在各地所了解的情况，虽然是很皮毛浮浅的，但 使我对于工业建设的艰难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决不至像过去所想象的 那样容易了。特别是技术和管理人员缺乏而水平又低得可怜，厂房和设 备陈旧简陋极了。加之各级领导水平很低，缺点弱点到处皆是。

最主要 的缺点是官僚主义，不深入不具体，停留在一般化的领导；解决问题迟 缓拖延；注意到主要厂是对的，但对小厂子帮助和照顾太少，甚至很小 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曹祥仁以积极的态度投入新领域的学习和工作，逐步建立信心。一 段时间之后，尽管他对取得的进步不满意，自认为还是个“老粗”,但 也感到逐步具备一些工作能力了：

“今年进步不大，文化、业务都没有多大的长进。但摸到了一点， 只要钻下去还是可以做点工作的。”

“做事缺乏条理性，有相当严重的游击作风，说话多不作较周密的 准备，作笔记非常潦草。这种马虎的作风对自己的进步有不小影响， 以致现在还是老粗。”

但“总的说来，现比过去，当然多少有点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