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89年7月31日亨利三世被一名狂热的天主教修士刺死后，瓦卢瓦王朝就此绝嗣，王位继承陷入了危机。按照欧洲传统的王位继承规则，从血缘关系上，波旁家族族长、纳瓦拉的亨利拥有优先继承权。
2、然而，当时法国国内宗教矛盾尖锐，纳瓦拉的亨利是新教加尔文宗的胡格诺派，这使得天主教联盟坚决反对他登上王位。天主教联盟在法国国内势力庞大，他们对宗教信仰的一致性极为看重，绝不容许一位新教领袖成为法国国王。
3、在法国王位继承危机之际，教皇趁机提出法兰西成为教皇国附属国，由他亲自管理法国的设想。教皇此举意在扩大天主教廷在欧洲的世俗权力，加强对法国这一重要天主教国家的直接控制。此时法国王位空缺，教皇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强化教廷对法国的掌控。
4、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则提议让自己的女儿成为法国女王。他的女儿是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外孙女，从血缘关系上有一定的继承依据。但腓力二世此举背后有着更深的政治目的，西班牙当时是欧洲强国，通过让女儿登上法国王位，腓力二世企图实现两国合并，进一步增强西班牙在欧洲的霸权地位。
5、面对各方压力，纳瓦拉的亨利在1591年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即承认天主教为法国国教，但他自己仍保留新教信仰。这一条件显示出亨利在维护自身信仰的同时，试图通过对天主教的让步来争取登上法国王位。他深知天主教在法国的深厚根基和强大影响力，承认天主教为国教是为了安抚天主教势力，为自己的继位创造条件。
6、然而，天主教联盟认为这一让步远远不够。天主教联盟内部的极端势力坚决反对一位新教信仰者成为法国国王，即使亨利承认天主教为国教，他们也担心亨利会利用国王权力暗中支持新教势力，威胁天主教在法国的绝对统治地位。这种宗教信仰上的极端对立和对权力的担忧，导致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法国的王位继承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国家持续处于动荡之中。
7、到了1593 年，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调整策略，放弃让女儿直接成为法国女王的提议，改为让法国天主教联盟推举一人选，他将女儿嫁给此人，使其成为法国国王。这一方案既考虑到维持西班牙对法国的影响力，又试图通过与天主教联盟合作，解决法国王位继承争议。此方案旨在平衡各方利益，利用天主教联盟的力量，在法国扶持一位亲西班牙的君主。
8、纳瓦拉的亨利听闻此方案后，意识到形势严峻。若天主教联盟推举出合适人选并与西班牙联姻，自己登上法国王位的希望将彻底破灭。于是，他迅速改变立场，说出“巴黎值得一场弥撒”，宣布皈依天主教。这一决定极为关键，标志着他为获取王位，在宗教信仰上做出重大妥协。通过此举，他消除了天主教联盟对他最大的顾虑，为自己继承王位铺平道路，随后成为波旁王朝的开创者，即亨利四世。
9、亨利四世的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对法国国内政治、宗教形势的深刻洞察。法国长期处于宗教战争的动荡中，天主教势力在国内占据主导地位，若想稳固统治，必须获得天主教势力的支持。尽管他本人是胡格诺派出身，但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和自身统治，现实的政治利益促使他做出了这一艰难抉择。
10、亨利四世继位后，面对国内复杂的宗教矛盾，他选择全面倒向天主教，以安抚国内占多数的天主教徒，稳定国家局势。他深知，胡格诺派虽为自己的根基之一，但在法国当时的宗教格局下，若想实现长治久安，必须优先争取天主教势力的支持。这种策略性的转变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务实态度。
11、亨利四世采取的诸多令法国天主教满意的措施中，驱逐耶稣会修士尤为突出。耶稣会是天主教的重要修会，在欧洲各地积极传播天主教教义，扩大教会影响力。然而，在法国，耶稣会修士引发了本土神学家的强烈反感。
12、矛盾的根源并非仅仅在于耶稣会修士宣扬教皇至高无上的理念，更在于学术层面的激烈竞争。耶稣会以其严格的教育体系和深厚的神学素养著称，在神学辩论中往往占据上风。亨利四世驱逐耶稣会修士，既顺应了本土天主教势力的诉求，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内宗教界的某种平衡。
13、亨利四世在逐渐赢得天主教阵营的信任后，于1598年颁布《南特敕令》。当时，法国经历了长期的宗教战争，天主教与胡格诺派（新教）之间冲突不断，国家满目疮痍，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众渴望和平，恢复生产与生活秩序，而亨利四世深知，若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缓和两派矛盾，寻求宗教和解的途径。
14、《南特敕令》主要内容之一是信仰自由。“信仰自由，不得对不同教派的信徒加以迫害”，这一规定从法律层面保障了宗教信仰的基本权利，打破了之前宗教迫害的恶性循环。在宗教战争期间，不同教派信徒相互迫害，血腥冲突不断，此条款旨在营造一个相对宽容的宗教信仰环境，让民众能够自由选择信仰，减少因信仰差异引发的暴力冲突。
15、《南特敕令》主要内容之二是居住自由。“胡格诺派信徒可以在全法国任何地方居住”，该条款打破了地域限制，促进了人口的自由流动，有利于经济交流与融合。此前，胡格诺派在一些地区受到限制，无法自由迁徙，这一规定为胡格诺派提供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也有助于促进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
16、《南特敕令》主要内容之三是政治和法律平等。“胡格诺派可以参军，也可以在政府任职。两派教徒发生司法纠纷交混合法庭审理，混合法庭的法官双方人数相等”，这确保了胡格诺派在政治和法律领域享有平等地位。在宗教战争前，胡格诺派在政治上受到排挤，无法参与国家治理。此条款使胡格诺派能够融入国家政治体系，增强了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混合法庭的设置则保证了司法公正，避免因教派差异导致审判不公。
17、《南特敕令》主要内容之四是军事与地方治理安排。“胡格诺的军队被收编，在150个城镇‘负责防务’，军队由国家供养，所在城镇由信奉新教的官员管辖”，这是一种巧妙的政治妥协。胡格诺派在长期斗争中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亨利四世将其收编并赋予一定地方防务权力，既承认了胡格诺派的军事存在现实，又将其纳入国家体系，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胡格诺派的安全。同时，“新教的牧师也由国家发薪水”，这使新教神职人员与国家建立了经济联系，加强了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控。这种安排虽形似“国中国”，但实际上是在特殊历史时期维持国家统一与稳定的有效手段。
18、《南特敕令》主要内容之五是对天主教的安抚。“巴黎及周边五里范围，以及天主教主教所在城市，胡格诺派不得举行礼拜和公开集会，胡格诺派可以办学校，但不许传播反天主教的言论”，这是对天主教势力的一种安抚。巴黎作为法国首都，是天主教的重要中心，在这些敏感地区限制胡格诺派的宗教活动，有助于维护天主教在传统宗教中心的地位和尊严。同时允许胡格诺派办学，但限制反天主教言论，既保障了胡格诺派的教育权利，又避免了进一步激化宗教矛盾。
19、《南特敕令》的积极影响在于，尽管《南特敕令》本质上是一种妥协，两边都不完全满意，但它确实维持了将近30年的和平。这主要是因为经过长期的宗教战争，双方都精疲力竭，渴望和平。《南特敕令》为法国社会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经济得以复苏，社会秩序逐渐恢复。从长远看，它也为法国宗教宽容理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被视为法国宗教战争结束的标志。
20、《南特敕令》的局限性在于，《南特敕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天主教与胡格诺派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如宗教教义的分歧、权力争夺等。到了路易十四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大幅加强，为了实现宗教和政治的高度统一，对胡格诺派进行彻底清洗成为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