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莫里哀（1622—1673）是17世纪法国著名喜剧作家、演员和戏剧活动家，本名Jean Baptiste Poquelin，艺名莫里哀。他是法国芭蕾舞喜剧的创始人，西方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包括《伪君子》《吝啬鬼》《太太学堂》等。他与高乃依、拉辛并称17世纪法国古典戏剧三杰，其名字几乎成为“喜剧”的代名词。

2、光觉得好笑，没有思考的，那是滑稽戏，还不是喜剧，莫里哀有一句名言：“对善于感受的人，生活是一种悲剧；对能够思考的人，生活是一种喜剧”，说的就是这个。

3、哲学家康德最早从“乖讹”（incongruity）角度解释幽默，认为笑源于期待突然落空，其中必然包含荒诞不可理解的内容。叔本华补充指出，笑源于观念与实际脱节，越出乎意料越可笑，尤其是道貌岸然者暴露卑鄙时，这种自我否定会引发批判性笑声。

4、社会学家伯格和泽德瓦尔德称这种笑为“温和的政治”，与严肃批判形成对比。任何本质与现象、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导致自我否定时都会产生可笑效果，引发讽刺、嘲笑等反应。莫里哀的《伪君子》正是通过乖讹塑造可笑人物，引发对伪善的思考。

5、《伪君子》是莫里哀于1664年创作的法国风尚喜剧代表作，体现了17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特征。该剧属于"风尚喜剧"（又称社会喜剧），旨在通过讽刺手法改良社会风气，倡导正派、诚实、文明的市民风尚。

6、同时期英国风尚喜剧代表作家包括康格里夫（《老光棍》《如此世道》）和谢立丹（《造谣学校》），他们与莫里哀共同推动了17-18世纪欧洲风范文学的发展，通过戏剧批判虚荣、虚伪等社会陋习，促进市民文化进步。

7、莫里哀将法国喜剧从粗俗闹剧提升为精致的社交风范喜剧，使其与新古典悲剧齐名，甚至影响更大。16世纪法国戏剧尚未成熟，主要是道德剧、闹剧等混杂形式。"热情兄弟会"1548年开设勃艮第大酒店剧院，最初表演宗教剧后被禁止。

8、受文艺复兴影响，剧作家转向古典题材，17世纪形成新古典主义戏剧。莫里哀的剧团在各地演出13年后被路易十四宫廷接纳，其作品成为新古典主义喜剧代表。

9、莫里哀的喜剧与莎士比亚的浪漫喜剧有显著区别。莎士比亚的浪漫喜剧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特点是复杂情节、众多人物、滑稽误会和真假身份等，故事背景多为遥远王国或异国，虽有社会问题考虑，但嵌入浪漫幻想中，结尾皆大欢喜。

10、莫里哀的喜剧则体现新古典时期特色，更关注当代社会生活风气。新古典时期强调平衡、正确和规范，主张遵守基本道德和行为规范，如谦逊、诚实、礼貌等。不遵守这些“风尚”规则的人会受到嘲笑和触动，从而回归规范。虽然莎士比亚喜剧也有类似主张，但不如新古典喜剧那样明确区分正确与错误行为，社会介入意识也较弱。

11、新古典喜剧主题多针对当时社会的“风尚问题”，即今天所说的社会风气或道德问题，如拜金主义、虚伪狡诈等。这些问题不仅是个人毛病，更是社会道德流行病，与特定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相关。

12、莫里哀的社会喜剧通过角色背离社会规范（如假虔诚）引发笑声，同时社会规范本身（如过度标榜"清廉"）也因陈词滥调产生喜剧效果。喜剧表面触动滑稽感，实则如理查德·都波雷所言具有"外科手术般的悲观主义"，通过世俗方式揭露人类愚蠢。

13、喜剧展现人性短视、愚昧等缺陷，并暗示这些缺陷的社会成因，使观众在嘲笑角色时产生共情——既看到他人可悲，又警惕自身弱点。新古典喜剧通过舞台人物的出糗，让观众获得脆弱的安全感，形成独特的戏剧张力。

14、《伪君子》这部喜剧在今天仍能引发共鸣。剧中人物答尔丢夫被简单视为"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的伪善者"时，容易让人产生疏离感，仿佛这只是17世纪的特有问题。但实际上，答尔丢夫的形象揭示了普遍的人性弱点——我们每个人都戴着社会面具生活。

15、这种被迫的虚伪既可笑又可悲，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照不宣的"装假游戏"。喜剧的讽刺力量来自其"喜剧痛点"，而"面具"与"伪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痛点所在。

16、莫里哀的《伪君子》对17世纪法国观众主要触及了三个喜剧痛点：第一，宗教虔诚的虚伪性，剧中答尔丢夫利用天主教会在法国社会中的权威地位，伪装虔诚来操纵他人。他通过夸张的宗教表现欺骗奥尔恭等角色，讽刺了当时教会代表的美德符号可能被伪善者利用的现实，引发观众对真假虔诚的反思。

17、第二个喜剧痛点是家庭权威的滥用。奥尔恭作为一家之长的偏执行为展示了父权失控的后果。他强迫女儿婚姻、与儿子决裂、纵容答尔丢夫骚扰妻子，反映了当时社会中专制父亲对家庭的破坏性影响，直到他自身受害才醒悟。

18、第三个喜剧痛点是表象与本质的割裂。剧本通过埃尔米和答尔丢夫的对比，揭示外表与内在的反差。最初被贬低的埃尔米实则是善良勇敢的妻子，而被认为"内心虔诚"的答尔丢夫却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批判了以貌取人的社会现象，同时肯定了真实美德的价值。